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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一切皆变，在衣物上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本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制造它，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是烦难的事。在动荡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更没有闲暇改良他们的贴身环境——衣服。建国初期，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或灰布中山装，顶多有爱美的姑娘在领子上翻出小碎花的衬衣或红毛衣的领子，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称号。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为求和谐也只好衣着平淡一点，从前那些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衣服也没有亮相的舞台了。衣着的变化随时代转换是如此壁垒分明，一位和张爱玲差不多同时代的、家世比爱玲富有得多的豪门小姐这样区分她那些已全然记不起拍摄年代的照片：穿旗袍的，是1949年以前的；穿长裤的，是1949年以后的；然后，蓝罩衣，小小的平翻领、齐耳短发、紧系着第一粒扣子的，是被抄走了所有衣物的50年代末期。爱玲没有等到50年代末期，1952年她就走了，中国诸如衣食这些生活底子里，由热闹到单调的失落或许也是爱玲忍痛离开祖国的原因之一，因为她一到香港以后，马上又旗袍短袄、红绸黑镶，极度放恣地穿戴起来。
衣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选择离开，衣食上的困挠也是原因之一，这本是她生命里最有兴趣的驻留地。也是她生活哲学与创作哲学的重要寄寓——不单单是因为安于生活，留恋华丽，怀念惬意。其实有些华丽和舒适在哪里也不为她所有，但看着它们被毁坏还是令人伤心酸楚的事，她根本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安稳，不喜欢毁坏。这是她的哲学。在那些相信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时代革命家眼中，张爱玲的人生哲学是胆小懦怯的妇人之见而已。但是，在亲历亲闻了两代亲人两个家族没落历程的爱玲眼中，还有什么比毁坏倾颓破坏更令人悲伤的事情？爱玲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硝烟中曾记述了这样一段体验，是在一次较紧张的可又没有逃难能力的空袭中：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嗒滴嗒走。蜡烛……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会为我们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呀。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4）
爱玲说：现代纵有千般不是，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所以她不忍见它们被毁坏，文明的进程是缓慢而悠长的，人们像搭建自己的小屋一样层层垒起了它，可转眼又要用烽火枪炮打破它，这样的日夜是蛮荒的。从乱世归于和平，就如同夜晚投宿到荒村忽然听见钟摆的滴嗒，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可现在整个气氛是四处起着无声的烽烟，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爱玲有惊恐更有心痛。要为一个人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不是难的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可越在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大。实在不和谐，总不能期望社会为个人而改变，那只好选择离开。
不忍见破坏，所以离开，离开闹烘烘的集体，还能和自己靠得更近。让生命的欢乐畅快地来到自己这里，爱玲觉得，在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日子里，是她离自己最远的一段日子。说到底，她始终也只是个旁观者，取着审美的态度，对腌的生活觉得可爱只能是在“道路以目”的距离中。穿着一样的配给布，吃着一样的配给粮，肚子里装着一样的配给粮身上穿着一样的配给衣排队去登记户口或去等待分配工作，在爱玲看来是荒谬的事，即便不觉得荒谬，也是她做不到的事。
这是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的时代，对多少人来说，民族的事业就是私人生活的全部，人们的头脑被政治热潮冲击着，最后完全淹没了。在崇高的名义下，人类的爱管闲事的天性极大地得到了满足，日常生活的秘密必须日日夜夜地暴露在集体的视野中，常年地向彼此的私生活里看着，看的人渐渐很少觉得欢愉，被看者也渐渐麻木到不觉得有多大损失。爱玲融不到这样的集体里去，她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
精神上，她始终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现实里，张爱玲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政府一直没有给她安排工作。但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领导人物夏衍一直关注着她，安排她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安排她随文代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也一直在力图排除左倾派的干扰给张爱玲安排一个能展现才华的位置。从30年代初期开始，夏衍就一直领导着上海电影公司包括艺华公司、联华公司和明星公司的编剧队伍，他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路先锋；抗战胜利到上海后，他看了柯灵推荐的张爱玲的作品，又看了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不了情》、《太太万岁》，大为欣赏；上海解放后，夏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他本人亲自任所长，柯灵被委任为副手，夏公告诉柯灵，他要邀请张爱玲当编辑，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有稍待一时。柯灵一直把这话放在心上，想寻合适的机会告诉张爱玲。与此同时，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桑弧一直与张爱玲有着正面接触。张爱玲为文华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产生了轰动效应之后，桑弧又动念想再请张爱玲写个剧本，于是把一个喜剧腹稿的框架告诉爱玲参考，爱玲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和桑弧商量就把剧本写好了，这就是张爱玲为文华编剧的第二个成功的剧本《太太万岁》。他们的合作是愉快而成功的。龚之方也受到夏公的委托，在和爱玲有事接触之时，曾顺便问过她今后的打算和她是否留在上海？张爱玲笑了笑没给答案，似乎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也似乎是默然婉拒，龚之方都向夏衍作了汇报。不光是夏衍，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栽和唐大郎也非常希望张爱玲能留下，所以他们一力撮合张爱玲和桑弧的婚事。桑弧师从导演大家朱石麟，对电影艺术颇有造诣，而张爱玲又是无师自通的电影行家，两人男未婚女独身，不正好是天生一对吗？于是，桑孤的朋友起劲地“起哄”，上海的小报更是兴风作浪，一时仿佛真有此事，流言四起。其实张爱玲的心中一直牵挂着与胡兰成的恋情，对胡兰成说的话言犹在耳：“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心中牵挂着一个人，她的心中也不可能盛得下另一个人。再说桑孤性格内向而拘谨，和张爱玲只谈公事，即便有爱慕之心也绝无胆表示。所以当龚之方受文华公司的委托婉转地向她提起与桑弧一事，同时劝她留在上海时，她的回答依旧是默然良久，只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已决意离开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慰贴的地方。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她在抗战期间辉煌的声名，这是她心里最大的隐忧，在1946年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她这样为自己表白：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中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家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辩白归辩白，事实总是在的，在激愤的民族情感这是难以被原宥的错误。而且当时全国的政治气氛又是那样浓烈而紧张。连夏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夏衍知道张爱玲离开上海，一片惋惜之情，但他未置一词。这个温情的左翼领导人一直喜欢张爱玲的作品，调到北京当文化部副部长以后还嘱托柯灵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给他。爱玲到香港以后，夏衍又曾托人带信给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希望爱玲能为《大公报》、《文汇报》写点文章，可是姑姑说，爱玲离开上海前，两人曾约好互不通信，所以无从通知起。
1952年，张爱玲赴港，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她永远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人，从赴港时她对新政府的态度中也可见一斑，她曾有这样一段临行絮事：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爱玲惟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他瞥见爱玲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她从来没听见过这等夸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两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爱玲说：幸而调查得很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王爷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人民政府的亲切的体贴。
话语的讽喻性是有目共睹的。但还不刻骨，因为有对中国大众理解后的善意，就像她说她的好友苏青“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她深谙每一颗可笑的心背后的可怜，所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懂得太透，是没有罗曼蒂克的。对于什么都是一样的道理。只好，她选择离开，离开这片她深爱的土地。上海已经呆不下去，而台湾也非理想之地，五六十年代台湾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恐怕同样不适合张爱玲这样的人。因而，她选择了香港，那里有她很多的回忆。后来，她连香港也放弃了，去了大洋彼岸——一个没有中国政治影响但比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