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与他“互证”记忆，方发现共同亲历的幼、少往事，大量细节是他记得极详细，我已茫然；反之，我能说得十分生动的往事，他却模糊得很了。
以此而推，记述“真本”者多为传闻入笔，并非个人亲见详读，其彼此记忆之出入又当如何？
最明显的，如陈其泰、姜亮夫二例可资“反思”：陈只能说出其祖父特赏宝湘除夕和诗……。难道这能说成是只有此事？同理，姜能回忆全部为16册之多，而他只能举出宝、湘相聚重逢一点点情节；如饥如渴的“红迷”再求问别的，他一字也答不上来——又难道这能证明他所见只此一节？
所以，焉知不同人所记“不同”本不同之事，不是出于上述一个道理？宝玉“击柝之流”，遇北静王，化缘巧遇袭人仆地（不一定就是“死亡”之义，是昏倒）……最后他又与湘云于千回百折后重会，重会后曾除夕联句，这，就如各记其最感兴趣的、印象最深者，并不可异，并以为这就等于他们这些人见的都不一样，各有一部“异本”。
我觉得张女士这种判定“大杂烩”，是太性急太“直线逻辑”思想，太鲁莽，轻于定案，于是又成为她自入“梦魇”的一例。
这样判案，有点儿危险，很容易将真断假，“失之交臂”。
——万幸，她已承认“早稿”曾有宝湘重会，非出胡编乱造。谢天谢地！
只要她承认了这一最要点，所余其它疑难课题，都不难逐步破解，需要时日，需要智力，需要灵慧，也需要续有发现（如资料之类）。再聪明，一个头脑也解决不了曹雪芹留下的全部奥秘。
最近，有一小友告知我，网络上忽见一则传闻，8年前白俄罗斯人于东北“捡”到一部《红楼》，与今不同，只见一页，写的是湘云批评宝玉：“怎么你越唱越唱得俗了！”好像是宝玉有贫后卖唱之事（？）
不拘可信与否（网上多伪造惑人），反正有一点：即使出于编造，焦点也聚在宝湘之间。也非“巧合”了吧？
诗曰：
关切为真抑可商？传闻词异亦寻常。
众家记忆非机器，电脑当时尚渺茫。
第四部分 崭新的创见第三十四篇 三个闺友（图）
贾芸
我对张爱玲的论红见解，最感兴趣的还是她论宝玉的三个感情最重的闺友：黛、湘、袭，而宝钗不在此列。
她对黛、湘的微妙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说，极富创见、独特价值。这大约与早有不少专家看到黛、湘有点儿娥皇、女英的味道，可以互参。
我的拙见以为：黛玉其人，生于花朝，作诗葬花，为群芳之代表，是娥（女儿）之皇也。而湘云的豪侠气度，岂不正是“女英”！“三女传”凸出了十二钗之最夺目处。所以，袭人这个主题，她也抓得对。而且却有相应的贡献。
张女士只依常谈，据花名签“桃红又是一年春”而知其琵琶别抱，嫁了琪官。但她看事失于简单化，不知那句诗的后二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是诗人谢枋得比喻怕元朝逼他出仕新朝，雪芹用此，明言袭人是受逼而别嫁，事关政治斗争株连贾府遭难的关目。她似乎只看到“不嫁二主”的“失节”一点——还是受了高鹗的大骗。
她据我引的一条资料内载“真本”袭人嫁后富足，而宝玉已为僧，雪中化缘（讨饭）至其门外。袭人出而施舍，二人一对面，认出了真相前情，感情上皆不能支持，一同晕倒在雪地上！
张爱玲却没有斥为“编造”，认为这是作者真的经历。可知宝玉出家不是“悟”了，看破红尘，也不是成仙作祖，而是生活贫困之一种变相。
总之，这个真本早稿没有什么“色空观念”之类的内核作怪。更要者，她于此节又不斥“自传”说了，反而承认是“亲历”了。
你看，研究《红楼》，多么不易，连她也一会儿钻入“魇”中，一会儿又自己像蚕蛾破茧，“自力更生”了！
诗曰：
大哉红楼梦，岂是梦之魇。
自入又自出，还惊张爱娥。
第四部分 崭新的创见第三十五篇 “畸笏叟”与“脂砚嫂”（图）
菊花诗
在张爱玲的“大拆迁”“大搬家”的理论中，脂批是她执以为论据的要端之一。因此，应略加检理，以窥她考证的功力与识力。
她对脂砚重评一事，也无正面研论，统观不过还是别人的陈言，不出几点：
一是脂砚不知何人——最后在“五详”中忽以一语承认是个女性，并与作者幼年相恋。
二是脂砚逝后“出来”一个“畸笏叟”接她的批书事业。
三是此“叟”并作书中《凡例》等改动。
四是她承认麝月实有其人，如书中所写及的，袭人去后依嘱独留，与雪芹在一起；而不提脂、麝二人相伴，麝在一旁“闲闲无一语”，使批书人至此“对景伤情”——张爱玲认定这是那“叟”这个老头子的事情，这个“长辈男子”和麝月对坐触“景”而伤怀了！
其实，她被“字眼”骗了，又上了她根本不明真相的所谓“靖批”的一条可疑之语的当，谓畸有悼脂之言，云云。所以畸笏是个“叟”。但此“叟”尽知雪芹（子侄辈份）的闺房隐私，并与脂砚同口同声地称“玉兄”“阿凤”“颦儿”等等亲昵口角——对此，她未表任何纳闷生疑。
她忘了，“叟”者，既是“烟幕”，又是戏言。女人也称“叟”，只不过其音微微一转，由SOU念成SAO而已——书写成字，方加“女”旁，即“嫂”是也。
所以，见年龄大些的女人并无亲属排行关系，通常称为“大嫂”，加姓即“张大嫂”“李大嫂”——其实皆“女性之叟”也。张爱玲似乎未念及此。
至于脂、畸，乃一音之转，小孩子咬字未清时就念“知”为“鸡”：“我不鸡道”，谓不晓也。故“咬舌”的湘云即如此读音，而将脂念畸（ji），恰证此女批者是个“大舌头”！与湘云正同。
笏，是砚的变称，如南宋名词人吴梦窗（文英）的一首《江南春》，起拍即云：“风动牙弧ㄏ笱乐频氖楣以谑榫砩系幕‘牌，上写书名卷数等），云寒古砚，芳铭犹在棠笏。”此处之“笏”，即是上句之“古砚”，上刻铭词，而且文词“芳”雅。
盖古砚在宋以前，多见“风”字形、圆形，等等；至宋以来，渐为方形、长方形了，遂以“笏版”为喻。因墨也由圆饼形改为长方版状，故也称墨一块为“墨一笏”。今人不知了。
总之，“畸笏叟”，实即“脂砚嫂”，雪芹辈人，喜欢这种雅谑，亦其素性放浪、诙谐之一面，没有什么可异之处。
可惜，连张爱玲也上了当，又误从了别人的说法，硬说“畸笏”是什么“叔叔”。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名分已定，评者就是脂砚斋，更无第二个“长辈男人”来喧宾夺主、“化男妆女”冒充什么“重评”。
解了此迷，就不会硬把“己卯”以后的续批与原批硬“分家”，并以之“考证”，弄出许多本无其事的麻烦——即所谓“梦魇”。
脂砚知道“凤姐点戏”，是她自己为之执笔。“书外”省文也。
脂砚回忆，与作者在“矮幽页（一个字）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亦“书外”省文，无限烟云溢于尺幅也。
在张女士的思维方法上，这些又都“早稿”后来“删去”了（？）
如此之论，岂不奇甚？
诗曰：
多少奇文与妙招，飞扬变化笔逍遥。
为文岂有死条令，锦瑟休将柱尽膠。
第四部分 崭新的创见第三十六篇 引来夏志清（图）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
通过这一本《梦魇》，对张爱玲这位百年不一定能有的罕见奇女异才，我是怎么看怎么想的？
一面是惊佩、一面是惋叹。
她不惜十年之力，作此“五详”，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是赏爱雪芹的真《红楼》，无以复加，不能自已，遂为之力辩原著与伪续之大分域，为之寻索创作笔法的文心匠意——她自己是个作家，要从这儿学到雪芹的高手绝技。
但她在这册“魇”里，对她毕生热爱的伟著本身，赏会如何？评价如何？心得几多？感受安在？总不见她正面地概括说上几句警策的真知灼见之言，切肤动心之喻——只是这儿三句零言，那儿五句常语。我们几乎无从知道她到底认为《红楼梦》该当怎么理解、认识，尤其与外国名著（她都内行）如何比较评量？简直稀而又少，有一点，轻描淡写，刚一开口，又无下文了。
我一直思索，这是何故？是否由于她为人秉性太洒脱了，以为那些，人们“知道”，不烦再言？是否认为雪芹之书，“读者当自得之”，别人不必参以旁见？——抑或她是想在另一部书中撇开“考证”专讲鉴赏等事？
我既无力考明，就还以“魇”书为限，窥视一下她的片言零语“背后”的蕴涵，聊胜于无吧。
她在自序中说：“《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趣味。”
又说：“我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城里待过些时，知道《红楼梦》的学生倒不少，都以为跟巴金的《家》相仿，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的恋爱悲剧。男生就只关心宝玉这样女性化，是否同性恋者。”
从她这两处的意思来体会，固然高续的二女争婚早已把《红楼》庸俗化了，就是巴金的名作小说也不能同日而语，写大家庭并非雪芹的主旨和品格。
那么，从这二例归结到一个聚点：《红楼梦》到底是什么？应如何看？对此，她就不往下说了。
另寻一处，只有她提到《金瓶梅》与《红楼梦》时，说书中罗列盛筵的名色，（生活实际细节）人们很感兴趣，爱看；至于说到人生的虚无，就无人注意了……。
这话，我才觉得其间隐隐透出了一点消息：她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与人生观、人生感悟或人生理想的书，托迹于“小说”之体形而已。
不过，似乎她并不太懂得空空道人的“十六字真言”，并由此改名“情僧”的重要机关，有点儿误染了“色空观念”的嫌疑。
她对雪芹开卷大书特书的“大旨谈情”的情字，总不言及。就是在讲宝黛关系时，也限于“爱情”这个角度，不旁涉更博大高层次的情。
因为资料不足，我又耳目所限，所言也许不确。如有失言，容后改正。
当然，到底什么是“情”？不能在本书讨论这样的大课题。我不妨绕个弯子，引用夏志清先生以英文评《红楼》的例子。他是用了Love and passion来给《红楼》定位。这话译为中文是“爱与怜”。我想：夏先生已感到雪芹之情，不是一般的“感情”、“情思”、“情怀”……，英文无有对应字，无法译，故不得不用Love and passion来向西方读者“传述”原旨。这是深体芹衷，而译义圆足的。
这个爱，不是男女的性爱，是爱其才，爱其品，爱其丰韵气质。怜，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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