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介于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宗旨是建立在南北双方商业互补的逻辑基础上，那么，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坎昆会议上，它暂时地让位于美国与一些国家（约旦、澳大利亚、新加坡、智利、摩洛哥）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协定，而这些协定则进一步加深了普遍意义上的不平等。Sungpoon Cho； “A bridge too far： the fall of the 5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Cancun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d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7； n°2； june 2004； p219。
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双重观点说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法律部门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实则是被能量越来越大的私营企业的说客们所操纵，支持垄断和市场集权，抑制竞争，为达到不切实际的市场利润减少就业，将消费者看成是潜在的违法者，阻碍国际社会应有的发展宗旨。
在这种背景下，假冒产品的出现绝非是由于国际犯罪组织的增加，绝大多数情况下，假冒产品只不过是滥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产物。扬·穆利耶·布唐认为，“数码技术和互联网有将无形产品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趋势”，但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扩展，已经造成了“知识产权与数码时代难以共存的局面”。Pouvoir Savoir； opcit。 les idées de Yann MoulierBoutang sont largement reprises ici； tout en les adaptant à notre démarche。 无形产品的商业特点是在研发、品牌化及市场方面的高额费用，而产品复制的费用近乎为零。P2P网络的新型共享模式开创了布局分散的革新、创作、生产的新型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与建立在知识产权基础上的“重磅炸弹”式的、集中型的商业模式相反，是对生物技术、信息、文化工、纳米技术和化学农业等行业垄断的一种挑战。大集团公司为将数码产品占为己有，意欲实施数码权管理体系，它们不惜牺牲公共自由，不惜牺牲生物和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从自身利益出发，控制研究和创新。
综上所述，垄断和反竞争只能损害经济、就业、创新、研究和发展，而新的分散布局的商业模式，以开放科学、创新、竞争、消费者和南部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为中心，重建利益平衡机制。知识产权应当从阻拦人类社会的发展，抑制生产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应当随着新技术、新经济角色和新产品应用的发展而发展。那些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产品的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正如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 Brecht）的讽刺箴言所形容的那样，“人民由于自身的缺点丧失了对政府的信赖，这需要其自身双倍的努力再来赢得这份信任，”对政府而言，“抛弃这部分民众，再去选择另外的民众岂不更简单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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