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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台湾帮”，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岸信介内阁时代，而他们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之间的特殊关系，则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甚至更早些时候。他们具有在美国撮合下的共同反共意识、蒋介石“以德报怨”中结成的日蒋军事勾结和日本“知恩图报”下的日本扶蒋反华意识。
第2期。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的“台湾情结”（2）
先说一说在美国撮合下他们的共同反共意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其亚洲及远东战略利益出发，为扶植日本成为东亚反共包围圈的中心堡垒，建立了北起阿留申群岛，中经日本、朝鲜半岛、琉球、台湾，南至菲律宾的反共防波堤。在其策划与操纵下，在中国、印度、缅甸、南斯拉夫4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同盟国缺席和苏联、波兰、捷克3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于1951年9月8日片面签订对日作战国的所谓《旧金山对日和约》，解除了对日本的军事管制，使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继而，美国又极尽撮合之能事，迫使日本当局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之间于1952年4月签订了《日华（台）和平条约》。但条约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完全违背《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未让日本写明已将台澎等一切权力归还中国，仅将台湾称之为“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的领土）”。在国际法中，“控制”与“拥有主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控制”台澎地区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时承认中国对台澎地区拥有主权，就为所谓的“台澎地区地位未定论”和制造“两个中国”埋下了“伏笔”。同时，包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的88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在押战犯，以及岸信介等一批发动并参与侵略战争的被“整肃”的极右翼政治官僚被释放，其中部分人陆续重返日本政坛，掌握大权。上述两个条约的出笼，标志着美日蒋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共大同盟”，为日后其阻止台海两岸统一打下了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蒋介石替日本做了他们想做而无力做到的事情。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对日采取“宽大政策”，发表了所谓“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号召中国同胞对行将投降的日军要“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防止“冤冤相报”。同时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日军不得向中央军（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的部队投降。对于蒋介石的投之以桃，冈村宁次也报之以李，表示“遵令执行”蒋要其在反共方面亲密合作的指示，旋令其所属日军部队对前来受降的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都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达到利用侵华日军帮助其打内战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还通过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与日方保持着的秘密渠道，加紧同冈村宁次联系，并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相继派出时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肖毅肃大将和总司令何应钦，先后同冈村的代表、日军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就具体事宜在湖南芷江举行会谈。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记载，通过芷江会谈他看透了蒋介石又在玩弄利用日军反共的老手法，日方则“投其所好”，以换取投降事宜的宽大处理和日侨的及时归国。
芷江会谈后，侵华日军不仅密切配合蒋介石的行动，并且参与其中帮助国民党军队打内战。
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经过3年的较量，自知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担心自己的座上宾冈村宁次等战犯落入中共军队之手，于1948年8月23日在上海导演了一幕“公审冈村”的闹剧。然而，审判的结果却久久不见下文，冈村宁次患病的花边新闻倒是断断续续地见诸报端。1949年1月26日，在美蒋的授意下突然进行最后一次审讯，并当庭宣判冈村“无罪”便草草收场。紧接着，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在蒋介石政府驻沪宪兵第九团的军车护送下，直奔早已悄然等候在黄浦滩头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派来的专轮“约翰维克斯”号，登轮驶往日本，使其逍遥法外。
死不悔改的侵华日军总头目冈村宁次返日后，继续重操旧业，在台前或幕后指挥侵华旧军人，为台湾蒋介石集团的负隅顽抗募集兵力，运送武器。
1950年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彻底溃败逃台后，冈村宁次秘密赴台，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共商“防卫”台湾之大计，并随后派其旧部藤原大佐去台湾协助蒋介石“从事作战技术方面的工作”。据日本《文艺春秋》杂志1971年8月号增刊登载的原侵华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撰写的《拯救了蒋介石的日本军官团》一文透露：1949年11月，一个代号为“白团”的日本军事顾问团由日本启程去重庆面见蒋介石；于1950年初东渡台湾，在台北近郊圆山公园附近的军事训练所，重新培训了100余名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此外，作为“白团”的辅助部队，还创建了一个名为“富士俱乐部”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有关战史、战略和战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④
当初败退于台岛的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工作，主要是以利用旧日军这股战争势力为主线展开的。而随着与旧日军上层人物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些战前官僚、财阀和政治家的相继卷入，以及蒋介石的台湾政府为此付出的大量感情和资金，均为后来盘踞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的形成，起到了铺垫和催生的作用。
蒋介石企图利用美国和日本为自己偏居海岛而撑腰，结果酿成日本窥伺台湾岛屿的结局，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注释：
①日本《呼声》月刊，2004年4月号。
②以上参见《爆炒解放军演习，鼓吹协防台湾，日本想插手台海》一文，作者：张莉霞，原载《环球时报》，2004年7月12日第一版。
③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④以上参见《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与台湾的对日院外活动》，作者：张进山，原载《当代亚太》，2001年
《犁与刀》 第三部分自虐的“台独”势力（1）
2。 自虐的“台独”势力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扩张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而对中国的侵略则是从台湾开始。
1874年5月，日本即发兵侵台。但由于其羽翼未丰，台湾军民顽强抵抗，日军伤亡惨重。鉴于武力征服难以得逞，遂改用外交手段，向清政府进行讹诈，清政府主和隐忍，力竭避战，日本遂攫取白银50万两。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清政府割让台湾。台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回归中国，历时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侵占台湾的50年里，日本一方面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同时还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即奴化教育，企图使台湾人民疏离乃至忘记自己的祖国，淡化和泯灭中华民族意识，为天皇造就顺民。例如，强迫台湾人改日本姓、说日本话；按日本习惯规范日常生活；在学校普及日语；开设日本文化课；大量向台湾移民。尽管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止，但“皇民化运动”的确造就了一批 “皇民”、“顺民”。这些人在日本的卵翼下成长，对日感恩戴德，甘愿以“二等日本人”身份做其爪牙。这一段令中国人备感屈辱的历史，却成了日本一些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日本殖民者曾荒谬地宣称，台湾自古是日本的领土，日本对台湾是收复，并不是占领。在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千方百计要把台湾人改造成日本人。日本殖民者在台湾进行“文化移植”，全面推广日语，取缔中文报刊；同时又投入巨资建港口、修铁路、开工厂，大力扶植台湾的重工业。日本那时根本没想到战败后会把台湾交出来，他们把台湾是当成本土来建设，这也是台湾有些人亲日的原因。日本社会的“台湾情结”对政客们影响很大，一些议员甚至认为台湾是“不在日本版图内的日本国土”，企图使台湾有朝一日再次从中国“独立”出来，最后并入日本。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至台湾，但驻台日军中以牧泽义夫、宫中牾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不甘心投降，于是串联台湾汉奸林熊祥、许丙等人，发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以台湾作为日本复兴的基地。但是，这个计划未能获得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支持。安藤认为不能违抗天皇的旨意，再者台湾民众能否跟着日本走也大成问题。“台湾独立自治运动”因而胎死腹中。不过，仍有少数对台湾依依不舍的日本右翼分子贼心不死，秘密联络一批台湾“皇民”、汉奸，暗中成立“台独”组织，从此开启了“台独”的源流。此后，日本和美国就成为“台独”分子的主要活动基地。
1955年9月1日，“台独”分子廖文毅牵头的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与会者百余人，其中台湾人仅40余人，其余皆为日本人。次年，廖文毅让自己炮制的“议会”“选举”自己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日本右翼分子成立“台湾独立后援会”和“日台协会”，为廖文毅一伙摇旗呐喊，靠着吸吮台湾民脂民膏而暴富的财阀古贺三千雄则提供资金支持。这样一来，在日本襁褓中发育的所谓台湾“临时政府”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日本气味：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为太阳旗上附一轮新月，“国歌”中则含有“世纪的东南风”等典型的日语句式。
对于另一个更为激进的“台独”分子王育德拼凑的所谓“台湾青年社”，日本右翼势力更是极尽呵护支持之能事。另一位日本政论家远山景久不仅提出“台湾人是不同于汉民族的独立民族”，还直接给王育德主编的《台湾青年》提供财力支持。而长期为《台湾青年》撰稿的主要作者，有不少实际上是冒充台湾人的日本人，如“郑飞龙”实为日本人池田民，“宋春阳”实为日本人宗像隆幸，宗像甚至还是“台湾青年社”的中央委员。王育德的代表作《台湾——苦闷的历史》出笼后，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三大媒体和许多小报纷纷发表书评，为王捧场，以致此书在日本再版十次之多，售出4万多册。王育德对日本人的“亲善”、“提携”自然是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台湾青年》不仅使用昭和纪年，文字也使用日文。王还在他的书中公然赞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声称：“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时间内孜孜经营，把台湾建设成几乎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可见，王育德已沦落到数典忘祖，而以当日本的狗腿子为荣的地步。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哺育”功夫没有白下。“台独”之所以羽翼渐丰，终至作大，而今兴风作浪为祸宝岛，与日本的扶持关系极大。
日伪时期的殖民政府，对其政权所依赖的地主显贵进行拉拢，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日本学医学农，学成后服务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