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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558~638），字伯施，浙江余姚人，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他出身望族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从小就过继给叔父为子，因而取字伯施，生性沉静，笃志勤学。
虞世南少年时曾向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甚得王书神髓。为了学习书法，他曾把自己关在楼上，业成方才下楼。写过的废笔足足装满了一大瓮。他白天练完字，在入睡前还用手指划着肚皮或床单，琢磨字的气势结体。日子长久，被单也划穿了。通过刻苦学习，虞世南成了王氏笔法的嫡传宗师。
虞世南入唐时已是花甲之年，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共掌文翰。一次，李世民命他把《列女传》书写在屏风上。当时没有底本，虞世南就默写出来，竟然一字不差。李世民立为太子，虞世南为太子中舍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虞世南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当时，虞世南年近古稀，他请求告老还乡，太宗不许，迁太子右庶子，虞世南固辞不受，仍被任命为秘书少监。贞观六年（633年）升秘书监，掌管图书著作等事，世称“虞监”。贞观八年进封永兴县公。因而史称“虞永兴”。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致仕（退休），官衔为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这年因病去世，享年81岁。唐文宗下诏陪葬昭陵，追赠礼部尚书，赐谥“文懿”。
他的书法圆融遒逸，外柔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冠剑不可犯之势。用笔沉粹、典丽，以风骨逆劲著称书史。他创立的“虞体”流派，刚柔并济，方圆互用。人们称颂“虞体”“得右军之美韵，而失其俊迈”。刘熙载《书概》说：“永兴书出于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所谓得“右军之美韵”，是说得于王氏嫡传；所谓“失其俊迈”，是说他并非纯属“王书”一体，而是自立门户，独创新格。与欧阳询“险劲”一路并称“欧虞”。
传世的书迹有石刻《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及行书《积时帖》、《左脚帖》、《汝南公主墓志藁》等。著有《书旨述》、《笔髓论》。编有《北堂书抄》160卷。
《汝南公主墓志》，贞观十年（636年）书。纸本，行书18行，共222字。纵26。3厘米，横39。5厘米。此帖书法温润圆秀。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见其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有笔外意”，是虞世南晚年的代表作。现藏上海博物馆。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原碑立于贞观初年，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6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葺孔庙之事。为虞世南69岁时所书。此碑书法用笔圆润，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宋黄庭坚有诗赞曰：“虞书庙堂贞观刻，千两黄金哪够。”因此碑为初唐碑刻中杰出之作，亦为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之虞书妙品。因书法佳妙，致使碑文捶拓过多，未几即毁。原碑毁后，唐武周长安三年（703年），武后命相王旦重刻，今重刻一石亦不传。
《文化艺术》 第二章、书法艺术柳公权与“柳体”
柳公权与“柳体”
大唐文化瑰丽堂皇，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初唐有欧、虞、褚、薛；盛唐有张旭、颜真卿、怀素诸人；中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诸大家。柳公权从颜真卿处接过楷书的旗帜，自创“柳体”，登上又一峰巅。“柳体”与“颜体”齐名，并称“颜筋柳骨”。
唐朝最后一位大书家柳公权（778~865），字诚悬，陕西耀县人。他继承了前辈书体结构，自创所谓“柳体”，并为后世百代楷模。其书体化身万千，流传于民间，乃至国外。他的字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受重视。他官居侍书，长在禁中，仕途通达。文宗皇帝称他的字是“钟王复生，无以复加焉”。
柳公权的书法，由于帝王的赏识，在他在世时就已极其珍贵。一次，文宗和学士们联句，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一时续的人很多，但文宗却偏独赏识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余凉”，以为“词情皆足”，并“命题于殿壁”。柳公权遵旨持笔，一挥而就，字体很大，约有五寸，但精美非凡，以致文宗赞叹着说：“钟（繇）王（羲之）无以尚也。”立即迁他为少师。一次宣宗叫他在御前写楷书“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草书“谓语助者，焉乎哉也”，行书“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等29字，令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拿笔，写完后备加赞赏，且又“赐以器币”。后来，此事传开，大家便都争着向他求字。
由于人们十分喜爱柳公权的字，所以都以得到柳公权的字为荣耀。朝中的大臣们死后，如果碑文的字不是出于柳公权的手笔，人家就要以为他们的子孙不孝。就连从四方来中国进贡的外国使臣，也都带着专门准备的钱来买柳公权的字。那些大臣和使臣们得到柳公权的字以后，就送给他许多金银财帛作为酬谢。柳公权对财物毫不经心在意，可对于自己使用的笔砚和收藏的碑帖、图书却十分珍爱，每次使用后，总要亲手锁好，保管起来。
《玄秘塔碑》书刻于唐会昌元年（841年），碑为楷书，总28行，每行54字，原碑下半截每行磨灭两字，即使是旧拓也不能窥见原貌，其余诸字则都完好无损。后世因此碑字画挺朗完好，结体精密紧凑，故学习柳体楷书的常以此碑为入门之阶。碑今存西安碑林。
除《玄秘塔碑》享有盛名外，其楷书之最精者当首推《神策军碑》。《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书刻于唐会昌三年（843年），崔铉撰文。因为此碑记述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书刻后又立在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捶拓，因此流传极少。
柳公权的行书帖刻，一般以《兰亭诗》为最出名。《兰亭诗》字迹虽较丰肥浓艳，但却骨力清劲，没有半点俗气。柳公权的行书帖刻《蒙诏帖》也很有名气。《蒙诏帖》全文只7行，仅“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数字而已。又因帖中写有“翰林”字样，故此帖又称《翰林帖》。按柳公权《蒙诏帖》作于长庆元年（821年），其书字体气势超迈，意态雄健，当时柳公权44岁，正值雄姿英发之际，故其书自是如此。后人认为此帖不仅是柳公权行书的杰作，亦代表了中晚唐一代书法的风格。
《文化艺术》 第二章、书法艺术文豪苏轼的书法成就
文豪苏轼的书法成就
北宋最著名的文人首推苏轼，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也很精深，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书法“宋四家”。苏轼书法成就主要是体格的创新。他反对传统束缚，认为写字重神韵，重视表现个人的思想感情。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的长子，人称“苏长公”。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又因作诗“讪访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
苏轼敢于创新。“唐人尚法”，他却认为执笔无法，书法乃无法之法。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他的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在作品的笔画中表现出来。
苏轼从前代和当代书家中汲取营养，他一生的坎坷遭际也无不影响和促进他书艺的成长，终于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苏轼生命之波澜，至黄州一变；苏轼书法艺术，在黄州也随之一变。历炼越深，其书艺也愈加超越自我。他至儋州后又为之一变，“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在苏轼那里，书艺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随着生命的流走，阅历的加深，愈益闪放光辉，通向美妙的境界。
《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以苏轼的真迹刻石而成，刻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正书，10行，行16字，无书写年月。在用笔上虽仍是三分笔，但温厚中出险辣，得气得势。比如其中一些“我”字，“戈”法不取钩，而是一泻而下；“事”、“兮”等字末尾均以铦利之锋芒挟裹而出。结字上也率性而作，如“鹅”字特大，且用行书，众多“兮”字，也随手妙变。王世贞有评：“东坡书《罗池铭辞》遒劲古雅，为其书中第一。”《罗池庙碑》与《表忠观碑》相比照，可以看到苏轼书碑的又一种面目和情调。
《前赤壁赋》，行楷书，纸本，前有缺行。曾经贾似道、文征明、项元汴、梁清标等收藏过，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此赋用笔锋正力劲，欲透纸背；在宽厚丰腴的字形中，力凝聚收敛在筋骨中。这种力又往往从锋芒、挑踢、转折中闪烁出来，就像宽博的相貌中时有神采奕奕的目光流观顾盼。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苏轼选用行楷表现出一种静穆而深远的气息。明董其昌赞扬此赋“是坡公之《兰亭》也”。董氏还赞扬此书墨法：“每波画尽处每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
《文化艺术》 第二章、书法艺术黄庭坚的书法成就
黄庭坚的书法成就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耒、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北宋诗人，书法家。江西省修水县人。在书法上，被《宋史》本传称为“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在书法宋四家中，是最富有创造性的一位。
黄庭坚自幼聪颖异常，5岁能背诵五经，7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他父亲黄庶非常喜爱这个孩子。舅父有时亦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
宋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实行新法。但是，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革新和保守的斗争逐渐蜕化成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很尊敬司马光和苏轼兄弟。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