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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即位之初，每当遇到重大的军政要事，总不忘向母亲禀报，而张太后提出的意见通常都很中肯，母子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国泰民安，一派盛世景象。宣宗格外孝顺母亲，每天早晚都要到母后的寝宫问安，不时将四方朝贡的物品进献母亲。宣德三年（1428），张太后和宣宗的皇后、嫔妃畅游西苑。宣宗亲自扶着母亲走上万寿山，捧上美酒敬祝母亲万寿无疆。第二年，宣宗陪同母亲拜谒长陵、献陵。经过河桥时，宣宗下马，亲自搀扶太后的坐辇。看到道路两旁欢呼的人群，张太后意味深长地告诫宣宗，百姓能如此爱戴君主，是因为君主能够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国君一定要重视百姓的安危。返回京师的途中，张皇后走访当地的百姓，询问他们生活、生产情况，赐予他们一些钱钞。百姓献上食物、水酒，张太后亲手递给宣宗，让他尝尝真正的农家风味。正是在张太后的影响下，宣宗对百姓的生活非常关心，对农业很重视，宣德朝物阜人丰，这也是“仁宣之治”局面形成的一个原因吧。
母子融洽的关系也有一点不和谐的音符。原来，宣宗不顾母亲的反对，一意要更立皇后。宣宗的皇后为胡氏，可他更喜欢贵妃孙氏。孙氏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明成祖推荐宣宗绘《瓜鼠图》，选入内宫抚养，成为以后宣宗择配的人选。她虽出身低下，但面貌姣好，聪明伶俐。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降旨给心爱的皇孙朱瞻基选妃，结果选中了济宁（今山东济宁）百户胡善祖的第三个女儿胡氏，册封她为皇太孙妃，封孙氏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册立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胡氏贞静端淑，但身体病弱，未能生育，为宣宗所冷落。孙贵妃虽亦无子，然而饶有美色，为宣宗所宠爱。当年册立后妃，按祖宗制度，皇后册立之时有宝（即金玺）有册（即写有皇帝封赐命令的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宣宗特命制金宝赐予孙贵妃宣宗胡皇后像，贵妃有宝自孙氏始，可见宣宗对她的宠爱程度。虽然宣宗赐孙贵妃宝册征得张太后的同意，但是张太后对胡皇后很满意，内心里并不真正赞同宣宗的做法。
宣宗一直不喜欢胡皇后，想更立孙贵妃为皇后，只是胡皇后贤明没有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孙贵妃生朱祁镇，使宣宗更立皇后的想法更加强烈。在朱祁镇出生不久，就有大臣上表请求立他为皇太子。胡皇后很贤惠通达，也主动表示早定国本。宣宗孙皇后像其实，立皇太子是件重要的事情。按照明朝皇位传承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最佳人选。此时虽然胡皇后没有子嗣，但毕竟年轻，或许日后会有皇子。因此立朱祁镇为皇子，明显有些操之过急。孙贵妃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假意推辞，说等皇后身体恢复后定会有儿子，自己的儿子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然而宣宗却不愿意等。次年二月，宣宗册立朱祁镇为皇太子，当时他尚不满三个月，是明代册立太子时年龄最小的。
其实，宣宗之所以急于册立太子，是为更立皇后做准备。母以子贵，朱祁镇成为太子，他的生母孙贵妃的地位更高了。即便如此，宣宗要更立皇后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召见大臣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商议更立皇后之事，但大臣们认为胡皇后没有过错，不应废去。宣宗也没有办法。后来多次宣召大臣商议，也没有结果。一次，宣宗单独召见杨士奇，屏退左右，请他出主意。杨士奇问宣宗胡皇后、孙贵妃关系如何。宣宗说她们相处和睦，胡皇后生病，孙贵妃多次探望。杨士奇向宣宗建议，不如好言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请求辞去中宫，这样就合乎礼仪。这一办法果然高明，胡皇后应允辞去中宫，只是张太后不同意。宣宗保证以后对两宫一视同仁，不分薄厚，最终张太后才勉强答应。宣德三年（1428）三月，宣宗发布敕书，废胡皇后，立孙贵妃为皇后。
胡皇后被废后，仿照宋仁宗废郭皇后为仙妃事例，号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张太后十分同情胡氏无故被废，又欣赏她的贤惠，因此经常将她召到清宁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内廷设宣宗绘《竹犬一笑图》宴，她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经常因此怏怏不乐。到了正统七年（1442）十月，张太后病逝，胡氏非常悲伤，没过一年也去世了。对于胡皇后无故被废，时人听说后都很不理解，议论纷纷，非常同情胡皇后。几年后，宣宗也颇生悔意，曾说过“此朕少年事”，算作是自我解嘲吧。
宣宗朱瞻基 宣德元年（1426）——十年（1435）国家：盛世与隐忧（1）
宣宗虽然没有太祖开创基业之伟业，没有成祖开拓经营之功绩，却是个守成令主。宣宗承继祖业，奋其余烈，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让大明帝国在自己手中平稳向前发展，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在宣宗统治的10年间，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了一批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平汉抚赵。在宣宗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高煦在被成祖朱棣安排到乐安之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发难。当仁宗突然病逝之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日夜兼程直趋北京。据说朱高煦在南京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人马，准备将朱瞻基半路劫杀。事出仓促，阴谋没有成功，朱瞻基神速赶到北京，登基为帝。
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他向宣宗索要骆驼、马匹，宣宗都给予满足。在宣德元年（1426）正月，他派人向宣宗进献元宵灯笼，借以刺探朝廷虚实。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朱高煦不听，派人进疏宣宗，指责他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宣宗看罢，才相信朱高煦果然反叛。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只是这次与朱棣的靖难之役在过程和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朝廷意见不一。有些大臣主张命将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以建文帝为前车之鉴，要宣宗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失去了举兵之初的勇气。宣宗对战局有着清晰的把握。在行军途中，君臣商讨朱高煦会有何种行动。有人说朱高煦会攻取乐安附近的济南城，作为自己的老巢；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宣宗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宗。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宗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宣宗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
回师路经献县时，大学士陈山劝说宣宗移师彰德（赵王封地，今河南安阳），袭执赵王朱高燧。杨荣、夏原吉、蹇义也表示赞同，只有杨士奇、杨溥反对。朱高燧早存夺位之心，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这次他没有举兵，但始终是朝廷的祸患。宣宗颇有移军彰德的想法，只是杨士奇等人苦苦劝谏，最终班师回到京师。回到北京后，宣宗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没有袭执赵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朝臣交章上奏，请求将赵王的护卫削去，将他拘留北京。宣宗没有同意，念及毕竟就这一个叔父了，应该想个保全的办法，于是他将群臣的奏疏派人送给赵宣宗绘《万年松图》（钤有“皇帝尊亲之宝”印）王观看。赵王看到奏疏，非常惊恐，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正因为此，赵王得以寿终。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宗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道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宗勾倒。宣宗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当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任用贤臣。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宣宗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士奇，江西泰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