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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我将再起——妇女与家庭（1）
中国妇女们对于我国古代的历史，曾贡献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同样地，现代的妇女们，对于当代的历史，也一定能贡献一有声有色的篇幅。她们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她们正在发展；是因为她们愈来愈具有国家意识；是因为智慧、教育、远见、创业精神和勇气，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品。所有这些品质，妇女也都具备，而且她们很幸运的是，她们还天赋了另外两种品质，那就是母爱和温柔。在当前保卫我们的遗业，特别是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整个民族所面临的伟大工作中，这两种品质使她们更适于担任特殊的工作。甚至当兵，穿上制服耀武扬威，或者耳闻大炮的声响，也并不是男人独有的特权。妇女业经证明她们也具有那种勇气；她们能够忍耐战场上的艰苦；能够忍受战争惊天动地的怒吼，少女们已接受训练，并已成千成万地开赴前线，真羞煞了成群的青年男子汉。那些男子——假使他们还有羞耻的话——都是喧嚣着假装愿意帮助她们的国家，而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地方，或者紧紧依偎在远离那轰轰烈烈的前线的大后方。
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和我国的复兴，妇女们所必须担任的建设性的工作，愈来愈为重要。现在许多人都在说，为实践这一伟大国家的任务，有一半责任应该放在妇女的身上，因为她们构成人口的一半。如果从这种议论引申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妇女是否也应该享受一半权利和一半荣誉呢？可是，她们并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她们所想到的是支持抗战，充分认识争取国家的胜利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虽然，这些并无碍于男人想起妇女的本分究竟是什么。尽管她们只是在最近才确定了她们自己的地位，并证明她们的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范围以内的事务，但她们是人，是公民，也是妇女。
前此她们的生活曾受拘束；她们曾受禁锢、深闭和限制；被禁绝参与国家问题的解决；被变成家畜，或者如果她们具有现在所谓的“妖艳”姿色，便像精美的瓷器一般，被幽闭在深闺中，享以珍馐美味，当做装饰品来玩弄，当然，这些都不是中国妇女们的过错。
现在她们正急于打破使她们长期不能参与公共事务的障碍。她们正在摆脱修道院一般的禁锢生活，那种生活使她们无法贡献和发挥她们的智慧和才能，她们的智慧和才能对于社会政治的改革和国家的进步之有否成就，极为有关，而且她们愿意提供成功的和进取的进步所需要的精力和动力。
妇女们必须倾其全力注意一件事，就是现在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大桩已深深地钉入我们饱受蹂躏的土壤之中，而构成一个复兴的中国的础基。她们必须设法确保荣誉、忠诚和公平，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特征。她们必须不停地苦干以造成忠贞、容忍和正义的空气，使之永远弥漫于国家的大厦和家庭的门限之中，赋予她们以有效能的组织和适当的机会，她们能够作这些事，同时她们能够改进个人的心理态度和关系，而促进人类永恒的福祉。
在我国过去的历史上，有些妇女值得我们去荣耀，去效法；有些则不值一提，而且应引以为前车之鉴。妇女中具有杰出文学天才者，如汉朝撰写“女诫”的班昭。还有魏夫人、李夫人、管夫人等。另外还有几位巾帼英雄，如花木兰、梁红玉和秦良玉是。这些妇女就都把她们的头脑和精力，贡献于国家的建立及改进的大业中。相反地，另外还有些被视为自私自利的妇女，如妲己、褒姒、武则天和杨贵妃是。她们有的是犯有阴谋篡夺的罪行，有的是发挥一种败坏的影响，致使当时的君主日趋堕落。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对国家有百损而无一利。不论她们的作为如何，她们已受到历史学者——虽然这些学者凑巧都是男人——乃至后代的咒诅。无论如何，她们是不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秋瑾，她是一位女教育家兼革命家，由于她反抗腐败的满清政权，决不妥协的立场，而被斩首。在杭州，她的坟墓永远是人们表示景仰与崇敬的名胜所在。谁都知道，她是为了她的国家而以身殉的。
对于班昭，我们不能仅仅草草一提，便算了事。她是前汉史学家班固的胞妹，班固死后，她继续撰述她的未竟遗著。那还是基督纪元前六百年间的事。她虽未继承史官的职衔，但她却出任为皇后的女傅。在她著名的“三从四德”中，她为妇女的教育，树立了楷模。她主张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包括妇德（贞节），妇言（言谈娴静），妇容（外观的洁雅朴素），与妇工（相当特长管理家务的本领）。作为模范的妇女，似乎不应致力于出人头地。如以今日的观念来衡量，她的教育方法阻碍了妇女的发展，但无疑地适合她的时代和她的环境。
然而，现在却有一些评论家，硬将班昭的作品指为不忠于妇女界；出卖妇女的地位。她受人指责，说她助长了男人要将妇女禁锢于家庭的愿望，而且在如是悠久的岁月中，她阻止妇女参加公共生活和进入社会。中国妇女界现在刚刚摆脱掉的那种痛苦和艰难，批评家们也都一律归咎于她，就我的想法，按照她的见地和她的时代而言，她是正确的——但幸而时代变了，我们也就变了。当时是对的，但未见得就适合今日妇女的解放观念，或者少女们的从军运动。
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可是有一个毫无疑问的基本原则。是由班昭所建立的，永世不能予以动摇。那就是“德重于才”。就我的想法，如果人必须在德与才之间选择其一，那么德应该受到更多的珍视。然而，决没有理由说，一个女人就不应才德兼备。
这个真理必须要使其不可磨灭地铭刻在青年人的头脑之中，俾可成为她们人格中最耐久的部分，用以抵制青年期的目无法纪，男女同校的越轨言行，以及一般现代化生活的诱惑。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妇女与家庭（2）
过去我国妇女界的幽禁生活虽属一种有害的束缚，然而今天所赋予的自由，可能又过分无拘无束，结果同属有害。只有坚定的人格才会经得起这种尚未习惯的独立，以及尊亲管束的骤然废除的危险。放荡不羁时常被误以为就是自由，实属遗憾。但它的责任大部分应属于父母。也许古老家庭制度的压制，骤然突被推翻，而青年人的杂乱无章的活动又过分急躁，以致不容父母作必要的心理调整，和建立必要的防备以应付这新时代。青年人是逸出轨外了，要想实行一番顺利的纠正，却非易事。惟一可做的事便是由教育工作者促使青年重视荣誉，并以智慧和耐心，指导那必然澎湃的精力和活力，向有益于国家福祉的路途前进。
至于为父母者，他们至少须要恢复对于长大成人的儿女的指导权，多以身作则，而少用训诫。青年厌烦谆谆的训诲，尤其是父母的生活和“说教”不符时，更加为然。为依照青年所应走的路径来教育青年一代起见，倘使妇女对于国家的进步愿作确切的个人贡献，那么她必须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好的公民。倘使她不能做一个好的公民，她就不能做一个良母或贤妻，倘使她不能做一个良母或贤妻，那么她也就不能做好的公民。她的子女对于她或者他们的国家，也就不能产生信心。
今天父母的职责，除了重要性更加扩大之外，和过去的母亲并无不同。从前的母亲认为教养子女乃是她们的义务，以便他们能够贡献他们的生命，谋求国家的福祉。那种原则和那种办法在今天较之既往尤为需要，因为我们有一个残酷无情的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我们必须把他们消灭，正如我们必须把他的一切邪恶势力予以根除。
当前这一代以及下一代，在他们身上负有拯救国家，以及报复敌人加给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毁坏、奸淫乃至抢夺等罪行的英勇任务。因此，今天的母亲和明天的母亲正面临着一个应尽的国民义务，远较以往久受尊崇和景仰的英雄和学者们所曾履行的义务，尤为繁重和庄严。所有她们的子女达到成年时，必须要生而具有明智的坚决意志，而成为具有高尚的、有宗旨的和爱国心的人格的出色人物。只有依靠父母的以身作则才能教养出这样的子女，所以就父母而言，性格和眼界的改进必须马上开始，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冷淡状态必须予以铲除，并由一种为了国家抗战和国家生存而不停地工作的意志，取而代之。合理的努力在万千方面有其发挥的余地。受过良好教养的妇女，自从她们结婚起，多已无所用心，现在必须自愿地承担起她们应尽的国民责任，否则也要强迫她们那样地作。
现在无论男女，都不是回避责任的时候，而且必须要明了，回避责任的人，假使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前，亦将在今后历史上受到嘲讪，并且要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唾弃；因为回避责任是卑鄙的，等同叛逆。凡有正在发育期中的子女的人们，必须训练他们和指导他们如何从事拯救国家的大业；凡有业已长大成人的子女的人们，应该鼓励他们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先传递给我们的遗业，把那强奸我们妇女和焚掠我们家舍的可鄙敌人，驱之入海。
就是我们赢得了胜利，还有很多的事情可做，一个新的中国，必须要在旧有的废墟之上形成和建立。母亲们必须要培养她们子女的头脑，以准备参加这个伟大的事业。内省会很快地给良知以启示，究竟什么地方需要改革。基于那些启示的行动不久就可使每一个人适合庄严的和有效的国民服务，由此一服务而产生的好处将是全国性的。“大学”中记录着孔夫子的话说：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确是一个鼓励，在当前，国家需要我们拿出我们的精力， 我们的热情，和我们的才能，一致共同努力以赴，我们应该拿出我们的爱国精神，以及我们的全心全意，来协助我们处境艰难和正在挣扎中的国家，去反抗它的无情的敌人，并能够昂然无畏地高声欢呼：“我将再起。”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中国妇女工作（1）
自从中国妇女在抵御日本侵略、保卫国家的战争中，负起积极责任之后，任何有关中国建设计划的记述，无论写得如何简略，如不提及她们所作的重要贡献，其内容恐不能算是完整的。
中国妇女甚至在这次战争之前，即已开始有所表现，在民族思想的孕育过程中成为重要的社会与经济的因素。她的觉醒，乃由于两个主要的理由。
第一、因为新思潮在中国——其开始各阶段即较西方各国为有革命性——如有实行可能，中国人常会一反其显然保守的心理，而迅速有效的予以采纳。
第二、因为中国妇女久受环境和习俗的强制约束及囿居，已懂得运用其天赋及由环境养成的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