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教室里读书的时候，尽管教室里生了大火炉，仍旧会冻得索索地抖，上课实在是
一件乏味的事情；据我看主要的是内心发出的寒冷影响到身体，那是火炉也温暖不过来的。但是到了溜冰场便不然了，冰场在露天，北风呼啸，有时候甚至雪花飞舞；我们反而脱去了外衣，穿得很单薄，跑啊，跳啊！不但不冷，还暖和得很。
但是有一次，发生了一点事情，那天是新年假期里的一天，我同我的游伴们在冰场几乎过了整整的一天。我们在冰上玩花样，溜里刃、外刃，赛跑、跳高、捉迷藏、打冰球，又笑又闹玩到黄昏，才想着回家。
等到我到更衣室去换鞋的时候，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我穿的是一双新皮鞋，是母亲送给我的年礼，方头，胶底，是当时最流行的式样，穿上非常神气，我懊丧得很。
我们马上联想到溜冰场外那一群贫苦儿童，衣服褴褛，头发蓬乱，满脸肮脏的家伙。他们可能趁人不觉察时溜进来偷东西的。
从他们常常攀着冰场四周的栏杆向里张望时的饥饿得像发着火的眼睛里，看得出做贼的动机的。
我们闹得很久，骚动了很多人，终于一无所得，只得回去了。我只好蹒跚地扶墙摸壁地走出去，到存车处去取自行车。
刚出大门，便有一个小乞儿走近我面前，很狡猾地对我指指躲在墙角大楼下的一个更小些的肮脏孩子说：“逮住他！是他偷了你的皮鞋。”
朋友们兴奋起来，准备去捉贼了，我忽然毫不犹豫地喝退了那孩子，就穿着底下有两把冰刀的冰鞋骑车回家了。
我悄悄回到屋里，换了鞋，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桩事情。
直到如今我仍不能忘记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孱弱、贫血、饥饿、胆怯的神色。当时我说不清我的感触是什么，总之我很不快活，我有很久的一阵没有再去溜冰。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书懒得读，只想着寻欢取乐。穿衣服，穿鞋子，除了取暖之外，还得讲究美观；吃饭，除了解饿还得讲究味道的人。
另外一种是根本没有衣服穿，没饭吃；读书休想，玩耍呢，更是梦里也不曾接触到的人。
假如偷了一双皮鞋便算是贼，那么偷了整个国家的呢？
是这样的世纪，是这样的国家啊！
1946年上海
往事忆旧录职务和权力
在抗战以前，北平的警察是有“全国模范警察”之称的，这是对的，我就可以作为证明。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到邮局发信，把车放在门外，转个身出来，车子不见了，我当然很懊恼，但有什么用呢？回家之后，别人劝我去报警察局，我认为没有道理，但是家里人却代我去报了。
随后消息杳然，可是在半个月之后，我从学校回家，正在门外揿电铃时，两个警察走来，其中一个推着我的车子，走到我家门口停住了，张望我家的门牌号数，我说：“这是我的车呀。”警察说：“是你的就给你吧。”就把车子交给我了。
他告诉我们破获了一个专门偷车子的贼窝，抄出了几十辆车子，现在根据贼的口供，一辆一辆分头送还，说完就“回见，回见”地走了。
昨晚上九点钟的样子，《红楼梦》已经上台，我同新美剧社的顾震兄还有演员乔奇先生在丽华戏院门口聊天，忽然我的肩头被人狠命一推，耳边起了一个霹雳：“走开！”
幸亏我没有心脏病，不然少说也得吓出一场病来。回头看时，原来是一队荷枪的兵浩浩荡荡开入戏院。我当时笑了起来，但全队一齐回头向我怒视，我想，我假如再不表示恐
惧，我会挨打了；我找不出理由不怕兵，不怕枪。顾震兄把我拉到一旁。另外有好心人在一边说：“走远点好，自己识相！”
我没有住过沦陷区，没见过日本兵当年的威风，但现在我们自家的军队好像比侵略者还厉害。
兵是来自民间的，他们的职责也是保卫人民的，我不会忘记，北平警察曾留给我的好印象，我也不会忘记昨夜这些兵先生的“威仪”。黄制服和枪刺在中国有没有一天真正成为保卫人民的象征？而今天，不过是为了吓人而已。
因为把“职务”当做“权力”，所以在位者永远想着如何“统治”人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而不可能是合作的。有人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总要发生“内战”，殊不知道理由只在这一点。
1946年7月
往事忆旧录东安市场怀旧记（1）
从来旧事物都要被新事物所取代，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但人有怀旧的天性，常常会想念昔日的风光而引起怅惘之情。听说北京地处最繁盛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不出两年之后，将会成为最现代化的商场而旧东安市场将会完全消失不留痕迹，这使我深觉怅惘。其实今天的东安市场早非旧时面貌，而最使我怀恋的还是那个在30年代我最熟悉的老东安市场。
我家是从江南北迁而来，父籍常州，母籍杭州，自幼惯听双亲的乡音，自己却讲满口京话。然而在学校还常受到同学朋友的指摘，说我字音不纯，尖圆不分。譬如“因音”、“程陈”、“正镇”就常常念错，教人笑话；自己亦深感惭愧，才知是听惯南音所致，费了很大劲才改正过来。
我生于1917年，至今虽老未龙钟，但显著的衰老现象却是记忆力的减退。往往刚拿在手里的东西，转眼便不见了，一天不知要用多少时间在找东西。更为痛苦的是，刚刚相识的朋友，转眼便忘记了姓名；人家十分热情地过来打招呼，我却在费大力气苦想这人是谁，必要的话还要想方设法套出他的名姓。更使我狼狈的是最近一位来自台湾的热情朋友到我家欢然道故，谈到当年我家住过的几处旧址，如何两人一起乘电车，我在车上讲笑话，把全车乘客都逗笑了，又如何和我一起爬墙上房
去采海棠花等等往事……分明是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小朋友，而我苦思冥想，至今找不出这段回忆。他的名字
也毫无印象，糊涂至此，令我伤心惨目。
提这件事是为了说明一下家住北京的居处特点。父亲从20世纪初便从南方北来做事了。开始是借住在北京做大官的他的舅父家里，后来便迁居出去独立成家。当时北京住房情况与今日大不相同，闲房所在皆是，租房非常容易。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记得北京街头，不管大街小巷，在墙上，尤其是电线杆上，常常贴着“吉房招租”的红纸招贴，上写着：某街某巷、门牌号数，有几重院子，几间房子，每月租金若干。根据招贴地址前去看房，与房东见面洽谈，预讨两三个月的房租便说定了。于是择吉搬家便住了下来。
我的双亲多子女，我的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男孩中最大的，但是在我后面，母亲一共又生了六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生十五胎，除长姊和三、四、五弟早逝外，尚余姊妹弟兄十一人，是好大的一家。假如姊弟健在，正符合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之数。迄今为止，在我一生接触的亲朋好友之中，包括外国友人在内，尚无一保持这项纪录的人家。父母一生饱尝战乱之苦，包括太平天国之役、辛亥革命、日寇侵华、解放战争。尤其是待我长大成人，更遭遇“反右”及“文革”之乱，两次大乱我都是罪魁祸首。由于母亲对我的深爱，越是困难，虽有众多子女却不肯离开我家，父亲殁于“反右”次年，母亲则坚持到“文革”以后病故。
写以上一段与东安市场似无关联的住房情况却为的是说明一下我青年时代及远游归来重新定居北京的往事。
父亲一生精力饱满，很少见他休息。我只记得他在做官的时候上班下班十分认真，下班回家，不是读书便是写字、作画，而且高声吟诵诗词。收藏文物字画是他终身癖好，而现在回想，他还有一项癖好乃是搬家。
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记不清楚我家在北京居住的二十几年中搬过几回家。能够想得起的地址有：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南河沿金钩胡同、南池子葡萄园、景山后太平街这六处，而我诞生之处是舅公庄大人的小草厂一所大宅院，北京不止一个小草厂，这是位在东城的小草厂。这七处居住过的宅院，除景山后太平街一处之外，全在北京东城区绕着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的地方。写到这里不由得对父亲的酷嗜搬家引起深思。谁都知道，搬家是一件非常劳神费力的麻烦事情，从收拣什物到装箱、转运、打包；再解包、安置，多么辛苦！远的不说，近年来，两位老友的夫人由于搬家过劳致命，一位是钱昌照先生的夫人沈性元女士，另一位是叶浅予先生的夫人王人美女士，众所共知，令人扼腕。而我的母亲，由于多次主持搬家，又忙又累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而父亲的爱好搬家，我现在想来，除去他生性好动之外，与他的多子女不无关系。孩子多了，奶妈也多，我记得我家经常有三四个带孩子的奶妈，觉得拥挤不够住了，就搬家。更重要的理由是那个“故都”北平——北京在我印象之中，很长时期以来是人口在七十万左右，整所的空房、四合院随处皆是。无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戏园饭馆，很少拥挤现象；戏园影院虽然满座，亦大多秩序良好。父亲以搬家为乐，亦正由于他爱新鲜，从容搬迁而不觉其苦。更为有趣的是，在我从十九岁离开北京的老家独闯江湖，历经武汉、南京、长沙、重庆、江安、成都的八年抗战；再到上海，出走香港之后。于1949年回到北京，先住东单栖凤楼，又离东安市场不远，而到1954年为了把上海的父母亲接回北京买了帅府园马家庙的一座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所在地竟然贴近了王府井大街，出来进去几乎每天都要经过东安市场。
一场无理取闹、发展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从马家庙私宅赶了出来，逼得我迁居到较远的和平里，“文革”结束后又被移居到朝阳区的东大桥；自己旧居的两个院子、十八间房子都白白送给国家了。这使我至今的最后二十六年离开了王府井，亦即远离了东安市场；偶尔去到那里，总难免感到点黯然神伤；虽然现在的东安市场早已大大地改了旧时的面貌。
正是由于对东安市场存在一种难于忘却的怀旧的感情，所以听说东安市场，甚至连同王府井大街的原貌在不久的未来将会从北京东城的这块土地上消失，而接到要我写一篇旧东安市场记的任务时我便毫未犹豫地拿起笔来。
东安市场创建于1903年，而我经常出入市场当是在建场之后的1930年，我年纪在十三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最初是母亲带我去逛市场，然后东安市场便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一块磁石；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