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7日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文党字第119号文件致中共中央组织部，将文化部党组（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送上备查，至于原“中央专案组”中有关“二流堂”问题而受审查的唐瑜、吴祖光两同志，我们将按照此“通知”的精神，分别予以结案……
1980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文党字第15号文件致中组部：“送上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吴祖光的审查结论》的决定，请准予备案。”决定全文如下：
吴祖光，男，1917年生，汉族，江苏常州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份自由职业，1949年10月参加工作，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1968年3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了吴祖光同志，在1975年6月7日的结论中称：
“经查，吴祖光是反动集团‘二流堂’的骨干分子……1957年他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划为右派分子……吴祖光犯有严重路线错误……”
经复查：
“根据（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根据1979年2月6日中共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小组《关于吴祖光同志1957年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及文化部政治部同意改正的批示；根据经中宣部批准的中共文化部党组所做的对所谓十七年中有一条文艺黑线问题予以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6月7日所做的《对吴祖光的审查结论》，予以彻底平反。”
“二流堂”经过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记不清楚就不写了，也犯不上苦思冥索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两个五言句咱们中国人尽人皆知，用来概括50年代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再准确也没有了。建国后第一起受批判的是“红楼梦研究”，那时采取的方式还比较文明，尚未作人身攻击；但是前辈大师俞平伯先生亦被批得灰头土脸，黯然无光。接下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就是一场暴风骤雨自天而降，胡风和一伙有成就的作家竟致锒铛入狱，被株连者竟是成千上万，胡风本人系狱达二十余年之久。然后是1957年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被戴“反革命右派帽子”的无正式统计，估计恐不下百万，划为右派分子的家属亲友少有不受株连者，可说死伤累累，包括我一家在内，令人痛心疾首。十年“文革”则是尸横遍野，玉石俱焚，把国家糟践到濒临灭亡……
所有这一系列的运动，全错了，没有一个是对的，心灵的创伤、生命的毁灭、文明的摧残、物质的损失将是永世也不能弥补的。第一位受创的俞平伯先生在他销声匿迹垂垂老矣、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有幸得到了寓有平反性质的一次礼遇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抚。胡风在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后，身体和神经接近崩溃幸得生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右派分子”都幸得平反，没有平反的几个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得罢了。至于最恶毒残忍的十年“文革”则由英明的党中央作了惟一的一个“彻底否定”的结论的运动，而且还作了以后不再搞运动的决定，阿弥陀佛，大彻大悟了。
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倒霉的“二流堂”吧。在我最后一次长达七日的接受审查时，那两位“中央专案组”的同志在审到最后，对我的交代表示极为不满之后，无可奈何地宣布审问即告结束了，并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到底该谁惭愧？这个“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家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
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痛，浪费了多少钱！
就说我前面摘引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神！风风火火，兴师动众，最后是一场空对空的胡闹，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涯。尤其是我的妻子，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演员，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既被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歉憾，赎罪无从。
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话所谓“缠夹二”是也。
1991年3月北京
往事忆旧录何以解忧（1）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曹操
从很早的年代起，人类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酒的发明是聪明人的天才创造，她象征欢乐，亦体现哀愁；能排解寂寞，更能给人幸福；因此她又是文学艺术的诱因和媒介，使人生诡奇美妙，多姿多彩。有鉴于酒对古人、今人、他人、个人的神奇魅力，我接受中国酒文化协会的委托主编一本关于酒的文集，暂定名为《解忧集》。夙仰足下文苑名家、酒坛巨将；文有过人之才，酒有兼人之量，敢祈惠赐宏文，抒写您与酒的一脉深情。为江山留胜迹，为儿女续姻缘……
1987年8月1日早晨八点钟，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驾光临，由于警车开道，扈从随侍，不仅蓬荜生辉，亦且四邻震动。虽然匆匆来去，为时短暂，却把素日见官胆怯的荆妻吓得一病几殆，也急得我几身冷汗。直到晚间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复正常，才放下心来。想想为此着急亦属无谓，于是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在灯下草拟了上面的一纸为《解忧集》而做的征稿信。这封信是我在头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写完的，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我的计划。
酒文化丛书编委周雷同志在这之前不久要我写一本关于酒的书，字数在十万左右，但是被我谢绝了。理由是我完全算不上是个嗜酒者，当个“酒客”都不够格，遑论其为“酒鬼”、“酒仙”乎？就如我一生当中为人处世一样，一贯都是被动应战而从未主动出击过。我喝白酒，约有半斤之量，但却没有自己独饮的习惯，都是在他人殷殷劝酒之下才举起酒杯来的。
回忆小时在家，父亲是有酒瘾的，晚饭时常常要喝点酒，贤慧善良的母亲能喝酒而很少喝；父亲喝酒会红脸，而母亲酒后脸更发白。我至今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用筷子蘸酒，叫我抿一抿，我虽觉得很辣，但却能忍受，连眉都没皱一下。父亲很开心，夸我长大定会饮酒，母亲则反对这样“惯”我，而我心里很觉得意，像得了奖那样快乐。
父亲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喝酒时要划拳，平时温文尔雅的伯伯叔叔公公们这时扯开嗓子叫得一片山响，小孩们当然只能扒在门缝往里看，也感到特别高兴。
至今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我家邻居住着一个拉洋车的老王大爷，他是一个孤老头，我上了中学之后，每天下学回家，和一群同学在大门外一片空场上踢小皮球玩的时候，王大爷也拉了一天车回来休息了。他常常端一个白瓷茶杯，拿一包花生米，杯里装的是白干酒，坐在我家大门前雕刻着兽头的上马石上。把花生米放在衣袋里，喝一口酒，吃一粒花生米，还把花生米去了皮，一扔老高，然后仰起头张开嘴，花生米稳稳当当落进嘴里，扔得非常准，从来没见他失过手。这一手绝技让我和同学们看傻了，连球都忘了踢。然而最叫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一阵阵白干酒的香味，怎么那么好闻！到我长大之后，自己也能买酒宴客的时候，即使饮的是茅台、五粮液、特曲、大曲……总觉得似乎也比不上王大爷的廉价白干酒香。
在日寇侵华战争的前一年，我以偶然的机缘参加了一项工作，从此便离开了我只读了一年的大学，再也不能恢复孜孜以求的学子生涯了。“误落尘网中”，一去竟逾半个世纪，老王大爷的白酒回味犹有余甘；而我自己至今尚不知品酒，更没有酒瘾，想想深感惭愧。
但即使如此，我的一生酒史当中竟有三次大醉，便我永远难以忘记。那就是每次醉后都十分难受，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第一次是在1943年我随一个话剧团从抗战陪都重庆来到成都，全团演员及工作人员七八十人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社内，过集体的游牧生活。行装甫卸，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却有友人来访，是由某位长者介绍相识不久的中年人、新任的四川一位县长。他初长县篆，春风得意，正在和我高谈阔论之时，跑进来一个剧团的女演员，进门也没打招呼，就跑到这间集体宿舍的屋角她自己的床铺前脱下外衣和罩裤，换起服装来。我发现这位县官老爷不断地扫视正在更衣的女郎，话也不说了。直到姑娘换好衣服又匆匆跑出去他才恢复了正常神态。看来他明明是被女演员的风姿镇住了，但是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们的生活真是浪漫主义啊！”这句话本不算什么，但不能容忍的是他那低俗的语气和表情，这使我想起当时社会上有那种对戏剧界的轻薄、鄙视的歪风邪气，而对这位友好的来客我竟想不出用什么语言来回答他。
热情的县太爷可能发觉了我的不快，极力邀请我去一同晚餐。川菜举世无双，那家餐馆——“不醉无归小酒家”，每只菜都做得精美无伦，我闷着头喝闷酒，不知不觉两个人喝了一斤宜宾五粮液，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出门时县长给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我回到五世同堂下车后只觉得两条腿完全软了，两只脚踩在棉花堆上一般，东摇西晃地走进自己住的那间水阁凉亭——是用布景片搭起的四面墙和门窗的简陋房间；衣服都来不及脱，倒在床上便人事不知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悠悠醒转，浑身瘫软，有如生了一场大病一般，至少到三天以后才逐渐正常。这是头一次让我领教了酒的威力。
1947年秋天，我应聘从全国内战爆发的上海匆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