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演出结束，场内观众热烈鼓掌，要求演员谢幕时，谁也不知道，他们热爱的新凤霞已经被“革命同志”勒令去打扫厕所或是清理后台、倒痰盂去了。 在那以后，我被遣送到极北边荒的北大荒，没有期限，不知何日归来。妻子为避免不测的伤害——那些同台的演员、包括合作十多年的伙伴，一下子都换了一副敌视的眼光——在丈夫遣走之后立即搬到剧院去过集体生活了。 后果是什么呢？我的重病的父亲，三个年幼的子女，一座十八个房间的四合院，全副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 三个孩子，最大的吴钢，幼小时由外祖父母照顾较多，现在则由祖母照管了；二子吴欢则是出生不久便被送到上海由祖母代管抚养，正如我小时最受我的祖母宠爱而有几年受祖母教养一样，和婆婆感情最深；小女儿双双也全交给了婆婆；另外，还有一个女孩是我六妹的女儿能能，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于是母亲除要照顾病瘫在床的父亲之外，全部接受了四个孙儿孙女和外孙女的沉重负担。 我至今记得1958年初春，天气陡变严寒，大雪漫天，我被勒令远行北大荒。头一天的深夜，娘走进我们房间对我说：“你好好走，家里只管放心。我一定帮着凤霞替你看好家，等你回来。你放心，放心。一点也不要担心。” 娘重复地说着“放心，放心……”我有九个弟妹留在灾难频频的祖国大陆，但谁也没有我的灾难深重，都具备奉养老母的条件，但娘信守诺言，应付种种艰难，一步也不离开我家。 在我离家的三年里，凤霞单身住进无数双敌视眼睛的剧院，只在周末和节假日里回家匆匆探视老人和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呀？百思而不得其解，实在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罪？ 当然，很快对此就有了答案。据说号召大家对党提意见，然后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原来是一种策略，一条妙计，叫做“引蛇出洞”。然而从此以后，万马齐喑，隐瞒真情，专说假话，再也听不到真话了。成了这样的状态，其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家庭永世难报的恩情——怀念母亲（2）
以后的三年，我被流放，凤霞被迫离家去做那受虐待、受唾弃但仍要承担主演繁重任务的可悲角色。我家的朱红大门上经常会被邻居涂上大字，什么“大右派”、“反革命”之类的侮辱性名词，甚至有人会来欺侮我家年幼的儿女……这一切沉重压力都压在母亲一人的身上。
三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孩子们都正在成长期，加上一个病残的老人；母亲不单是负重而且还要忍辱，这真是从何说起？但老人却一步步走过来了。
1960年底临近新年的时候，我闯关万里，居然“幸获”生还——因为有不止一个同时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再也见不到亲人了。相比之下，我竟成了幸运者。
60年代初期那几年，我过了一段比较平安的日子。我于1960年底从黑龙江虎林县回到家里，与母亲、妻子、儿子、女儿终于团聚，但永远失去了父亲。三年以前大雪纷飞，走向北大荒万里征途的早晨，我身负行囊去父亲住室向老人告别时，老人根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向他告别，他只是向我点头笑着。父亲的笑是他留给我的永远的回忆。
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了。她亦是用满面笑容迎接我的归来。她说：“我现在可以把凤霞、大牛（长子吴钢的小名）、欢欢、双双，还有能能都交给你了。”
接连几天，素来不多言语的母亲，坐下来便讲述三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孩子们的往事。譬如这个三年还是近代史上罕见的“灾荒”的三年，国家分配的粮食远远不够吃的，全家经常处在饥饿状态里。每个月发工资时，凤霞要从剧院里送钱回家住一晚再走。这时，当家作主的婆婆便细心地、几乎是数着粮食下锅。吃饭时总是先把凤霞的碗盛满，并告诉孩子们：“妈妈演戏非常辛苦，所以先要吃饱些。”然后才依着年岁大小分给每个孩子一份，最后留给婆婆自己的就是最少的一份。有一次小双双的碗没有端好，打翻在地上了，搪瓷碗没有摔破，但是米饭连菜汤全泼掉了，孩子们把地上的饭抓起来往嘴里送，顾不上地下有泥土……这真是一场惨剧，但现在却当做笑话来讲了。
饱经忧患的母亲永远是稳重的、宽厚的。过去的总会过去，没有抱怨，更没有愤怒。提到还没有完全好转的饥荒年月，母亲说：“早就听说外地灾荒的悲惨事，河南的一场‘荒祸’一个省就饿死了多少万人。比起来我们过的就是神仙日子了。”母亲又永远是容忍的、知足的，是典型的中国安善良民的性格。
正如母亲说的“过去的总会过去”，60年代的前半期确是比较安定下来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在逐渐好转，社会亦好像走上了轨道。就我家说来，一场滔天大祸之后重获安宁何其可贵可喜！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最会满足现状的，“平安即是福”，即使是小小的平安亦会教人忘怀过去了的灾难。然而事情却总是向着人们的意愿逆施倒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竟出了一个阴毒凶险、集天下万恶于一身的女妖江青，并从而形成一个为祸十年的“四人帮”，把刚刚复苏的中华大地推落到万丈深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好河山顿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转眼之间，我又成为戴罪之身，人身失去自由，全家被抄得底朝天，屋顶被挖通，墙壁被掏破，地板也撬开，说是要搜出暗藏的电台和武器……年轻的学生变成了暴徒，住在近处的高干子弟几次随便出入我家顺手牵羊把喜爱的小物什拿走……我和妻子再次被拘押，一家重担又落到比“反右”之难时更加年迈的母亲身上。母亲不但要照顾孩子们，连被拘押的儿媳的一日三餐都要送去。幸而孩子长大了，已经十岁的小吴双居然能够从和平里乘无轨电车换公共汽车送饭到妈妈的拘禁处，而且还能以不卑不亢的气概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造反派红卫兵们。
谁也料想不到，这种恶毒专横、荒唐愚蠢、残酷暴虐、颠倒黑白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竟会延续了十年之久。
“文革”一开始我和许多同难者一样又失去了自由。除去其中的1969年得到约一年时间的自在逍遥之外，约八年时间被隔离监管，不准与家人亲友联系，更不用说相见团聚了。“四人帮”一伙无法无天，恣意横行以至于此，真不知道要把这个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
不幸中之大幸是妻子比我享有了较有限制的自由。这个为千百万观众热爱的演员在干什么呢？她每天上班是下到地底二十几米深的地方去挖防空洞；冰冷潮湿，挖地不止，竟是一直挖了七年之久。然而毕竟她得到了每日下班后回家的自由，周末亦可在家休息。这样，婆婆每天到了晚上或星期日干家务总算有了帮手，但只是担心她的儿子——我这个长期受审查者的安全。
母亲的十一个子女散处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除我之外也还有三个，但母亲由于我的所谓“政治问题”而形成的不尽灾难，坚守诺言不肯离开我家，长年独力支撑危局。在我们夫妻二人想到母亲的恩情和辛苦艰难就要感动落泪的时候，居然发生了一件使我万难料到的事情。
远在南部边疆地区工作的四妹在我家生活上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而长年陷入十分艰难困苦的境地时，致书给分布各地的姐妹兄弟，指出很久以来母亲与50年代起就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哥住在一起，直至如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依然没有丝毫的政治觉悟！因此发出号召，警告姐妹兄弟们与老母划清界限，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往来。
有这样一位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意志旺盛的同志出现在我们姐妹兄弟之间，应当是我们吴家的光荣吧？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号召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多的同胞手足都和母亲，甚至大哥大嫂保持来往。谁能和大家最亲爱的母亲断绝关系呢？这或许是我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四妹夫的主张吧？但他们两口子似乎缺少战斗到底的决心，革命号召没起作用，也就罢了。
手足情战胜了“阶级情”，这亦使人不胜遗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没有响应号召划清界限，而且告诉了大哥这样的“阶级敌人”。他们可能想过：要和老娘划清界限，首先要让娘和大哥划清界限，但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四妹的革命号召落空了。
“文革”还在继续，迫害也还在继续。1975年由于我所在的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结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闭回到家里，但是妻子新凤霞却由于长年在深达数十米的地下挖防空地道而患高血压病，虽然医院开具休假证明，她的剧院的女书记仍不准她休息，反而说：“我的血压比你还高，不是也不休息，还坚持工作吗？”于是到这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头一天接到任务，要到北京郊外的平谷县参加劳动，她忙着准备过冬的行装，母亲也戴上老花镜帮她缝制棉衣……第二天要出发了，清早起床，刚把行李整好时，一跤跌倒，急送医院，被诊断为脑溢血，住进了西四羊市大街的人民医院。
当晚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从来十分镇定的母亲悲不可抑，流着泪说：“凤霞太累了。我没有照顾好她……可是幸亏你回来了。”
此时此刻，娘居然说这样的话！任何时候，娘都具有无比强烈的责任感，这只有增加做儿子的惭愧。那年娘已经八十一岁，这样一来，原来凤霞能够分担的一些家务事又都堆到了娘的身上。
两个月后凤霞病况稳定了，出院回家，但是行动艰难，左肢偏瘫，已不能做任何劳动。这个在舞台上活跃半生，名满天下；加之生命力旺盛，生活能力过人，衣、食、住、行样样不须假手他人的好媳妇如今已经失去了全部能动性，连卧床、起身都要别人帮忙了。
两年之后，经过一次脑血管造影，凤霞的病被确诊为“脑血管不全栓塞”。人民医院的诊断是错误的，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动手术不能保证安全，只得承认这个现实了。但这个病人具有十分顽强的意志，她学习走路，由于右肢完好，又坚持用这只完好的右手学习写作，拣回二十几岁时曾和公公与义父齐白石大师学过一段绘画的技法又开始作画，持之以恒，成为一名出版了十多本书的空前绝后的民间艺人、从文盲苦学成材的女作家和业余画家。
她的第一幅自己认为画得比较像样的桃子是献给婆婆的。
但是婆婆却显然日渐衰老了。在婆媳两个都卧病在床的时刻，同住在北京的六妹看到我家两代病人的负担，和我商量把母亲接去她家照料。于是母亲离开了我家。
时迁岁改，事情终于逐渐发生了变化。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61年宣布摘掉的，但那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叫做“摘帽右派”，显然还是“右派”。“文革”十年又被“审查”了十年，备受凌辱，妻子、儿女，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