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国将到中国来读大学，这总要几年的时间吧。益世和王昭将要离家远行，那么车家这所房子里将只剩下车夫人葳妮安娜和她的小女儿玛丽克莱了。这在我们国家里将是难以想象，除非像在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中用暴力驱使骨肉分离。
我不知道王昭此刻是否已经移居塔希提，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从他们自身的极为轻松自如地谈着这样的安排和设想时，看来用不着我为这个远在法国的女儿瞎担什么心，他们只凭自己的理想就完全可以主宰自身的命运。但这毕竟是我到尼斯两天当中感到新奇的事件，所以记下来说给我们的年轻人知道。
十二、欧洲人的趣味“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是两千多年前的大政治家管子说的，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生活面貌。人假如连衣服都穿不暖，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懂什么礼貌、道德、光荣和耻辱？还能有什么闲情逸致、生活趣味？文学艺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从物质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当然，贫困和不幸也创造文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饱经忧患、备受摧残的中国人民，由于愚昧反动的封建统治，尝尽了丧权辱国的苦楚，而且几乎是普遍地沦为贫民和难民。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获得了全国解放，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进入休养生息，兴旺富强的道路。不幸的是，另一种愚昧狭隘的偏见，早在“四人帮”肆虐之前便宣传一种“贫穷社会主义”的谬论，阻碍中国人民普遍向往的发家致富的道路。先是盲目叫嚷社会主义已经来到，号召大家吃饭不要钱，把能吃的都给吃光；然后“大炼钢铁”，把已有的钢铁拿来烧掉，把能砍下来的木头砍光烧光……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甚至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全面彻底大破坏……使得我们本来就穷得可怕的十亿人口从而不更穷不更苦安可得乎？
这一番感慨是看见巴黎、尼斯、罗马、米兰、威尼斯等地，在街头巷尾纷纷攘攘、极为活跃的男女老少的汹涌人流有感而发的。从我的眼睛里看来，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匆匆赶路，大致是在工作着的人；有的是闲适地散步，在街头漫游的人；有的是互相依偎搂抱得很紧的青年情侣；有的是追逐嬉笑的少年和孩子；还有老年人或肥肥胖胖的太太牵着形形色色不同品种的狗……
在欧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一天不在街头路上经过。总的说来，我没有看到过一次争吵打架的，没有听到哭声和看到眼泪，没有看见愁苦，没有看见乞丐，没有看见流氓调戏妇女；只在威尼斯碰到一个醉汉到处追人纠缠，不理他也就罢了。
有一次我问一位法国朋友：“巴黎有没有贫民窟？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想，回答说：“以前是有的，现在……”他摇头。
我们听到过的资本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这样的话太多了。我不相信事实和我们听到的情况相反，乃至相反到如此之甚。西方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失业队伍的增大……应该都是事实。当然，我没有计划做一次关于这方面的社会调查，但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这方面的现象。
恐怖的凶杀，这也是有的。意大利大使馆的翻译同志谈起，华国锋同志访意时，在威尼斯和我方工作人员一起商谈安排保卫工作的意大利警官，一个很精明能干又很友好的官员，在不久以前被恐怖分子杀死了。
人们都是文质彬彬很有礼貌的。譬如在地下铁道或商店，要经过许多弹簧开关的玻璃门；前面的人把门推开走进去，发现后面有人时，一定会用手把门推着让后面的人走过来才松开手；不管白人、黑人，年老人、年轻人都是这样。在上下班时间的地下铁道站或马路上的公共汽车站，乘客也是十分拥挤的；但是谁也不挤谁，和和气气地上车；偶然互碰了一下，马上都说“对不起”，“请原谅”。在商店买东西付钱时，顾客和售货员都说“谢谢”。
在这里，吵架、争先恐后、占便宜都被认为是可耻的，所以没有人这样做。人与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和睦的。因而使人觉得，生活是值得留恋的。
巴黎的香舍里榭大街是世界著名的最繁华的街道，越到晚上越热闹；每天要到十一点钟才天黑，汽车还和白天一样流星般地鱼贯驶过；街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男女女就越发多了起来，兴高采烈地拥上街头。电影院和戏院门口都排着长队，跳舞场、酒吧间里一片欢腾，巴黎人好像天天在过年。就在大街两旁宽阔的人行道上，三两个青年男女拿着乐器弹奏，歌唱；自然地就围上一圈人，一曲奏罢鼓掌喝彩，有人还掏出钱来送给音乐家。这些年轻的音乐家采用这样的表演形式，一方面可以挣点钱，同时也锻炼自己的演奏技巧。
巴黎的夜晚也有使人看见感到不愉快的现象，就是妓女；尤其是还有男妓，做女人打扮，看了叫人作呕！这是这个花朵般的美丽城市最大的污点。
越到夜深，香舍里榭大街越活跃，到处都是寻欢取乐的人群；据说一直要到凌晨三四点钟以后人才逐渐稀少，我们可就没有奉陪到底的精神了。但是，心里不免涌起一个疑问：巴黎人好像是不睡觉的？
后来去了法国地中海的滨海城市尼斯和戛纳，路经一个叫做松树的小市镇，这个地方每年从五月到八月间竟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常明不夜之城，商店日夜都不关门的。到了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群众集会的广场，夜深还有欢乐的人群，乐队奏着音乐，人们在街头跳舞。
道经这些城市，处处看到欧洲人追求趣味的痕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经过路旁一家人家的时候，看见屋顶阳台上的四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滑稽小丑的头部雕像，形象非常可笑，叫人一看就会高兴得笑起来。可惜汽车一下就开过去了，我本想停下来看看，但是犹豫之间，车已开过很远，只得算了。再如甚至男女厕所门上的标记，也能使人感受到欧洲人的趣味：男厕所门上画一个男人的裤衩或一个烟斗，女厕所门上画一条短裙或一只高跟鞋。在威罗纳，是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那里一家饭馆的男女厕所门上各画一幅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剪影。
这个美丽的小城里还有传说是和罗密欧幽会的朱丽叶的卧室和阳台，各国游客都到这里来观光凭吊这一对多情男女。就在这个房屋窗下有两个售卖纪念品的货摊，卖一些当地出产的小巧的工艺品；游客们买得最多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台上见面的画片和彩画的瓷盘。陪同我们去的安娜说，每天都有很多人痴情地写信给朱丽叶寄到这里来，莎翁笔下的这对情人在广大观众的心里始终保留着不老的青春。来信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地政府特派了一位官员负责看信和代朱丽叶回信。
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样东西：鸽子。
历来把鸽子叫做和平鸽。为什么呢？她起源于圣经故事，《创世纪》里记载说：世界末日发生了特大洪水，诺亚造了一个方舟在水上漂流。有一天他放出一只鸽子，要它去探问洪水涨落的消息。鸽子飞回的时候嘴里衔着一根新鲜的橄榄枝，诺亚高兴地知道洪水已在开始退去，出现了陆地。
以上是鸽子和橄榄枝成为和平象征的由来。但是鸽子之所以为和平鸽，则是我在所经过的这些欧洲城市才得到的具有说服力的解答。无论在法国或意大利，广场上、小巷里、屋顶、墙头、窗子上，随处都有鸽子翩翩降落。广场上人越多的地方，鸽子降落得也越多；咕咕地叫着等人喂食，和人和平共处，在人们脚下穿行；但你想逮住它却很不容易；手刚挨近它，它便跳开了。鸽子给我留下的是一片和平景象。
看了一遍上头写的，我对自己也感到怀疑了。看你是怎么的，把资本主义国家写得这样太平，是不是中了毒？故意美化她？凭着我过去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也想找一些黑暗面，但我没有时间专诚去找，所以也没有找到。幸好有个“实事求是”的标准在，我只能据实而写。
我相信中国人也有在生活中处处充满情趣的一天，我们中国本也有这样的传统的。只是不知犯了什么傻病，把自己糟踏了个够。古代的孔子也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我们现是又贫又不均，甚至越贫越不均；吃了封建专制、特权思想的大亏！但是现在终于看到了生活的曙光，拨乱反正，一切都会渐渐好起来。如今我们举国奋发，有理想，有志气，有勇气，有胆有识，要把国家搞好。我们也不会忽视，还应当有点趣味，有点幽默感；不要一天到晚板着面孔，否则生活将是枯燥乏味的。
1980年8月25日于北戴河西山六十楼
往事忆旧录半夜跌跤记
这个题目就叫我琢磨了一阵子，用口语说应是“摔跤”或“摔了一跤”，没有说“跌跤”或“跌了一跤”的。但说“摔跤”不合适，因为“摔跤”在目前是一种体育项目；半夜三更，这七十五岁的老头子还跟人家摔跤，难道是疯了？神经病。
我要说的是，在刚过去的1992年12月13日深夜，亦即12月14日凌晨二时我真的摔了一跤，摔得很厉害，很危险，弄不好真会送命。
我的生活习惯数十年如一日，改不了；就是每晚就寝，大都在凌晨二时左右。奇怪的是每到深夜，精神更好；写点东西，做点正经事都在晚上八点到两点这段时间。到了这时候其实仍无睡意，而是心想：这时还不睡，到明天得什么时候才起来呀？才不得不睡的。
就在13日晚上十一点左右，正在写一篇小文章的时候，忽然电话响起来，我拿起电话就听到是熟悉的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的声音，她说：“吴老，你听说一件和你有关的新闻了吗？”我说：
“什么新闻？我没有听说啊。”她说：“我读给你听吧。这是一则香港中国通讯社电讯，标题是：《北京国贸中心起诉吴祖光》。里头说，北京国贸中心的法律顾问韩小京日前透露，国贸中心已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法院业已立案受理。据韩律师介绍，在几个月前的一场涉及惠康超级市场侵害名誉权的诉讼案中，吴祖光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国贸中心方面认为，该文仅依据某些报纸所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单方面的陈述，有些语言带有侮辱性，已构成侵害国贸中心名誉的事实。所以，国贸中心以侵害名誉权起诉吴祖光。”
我谢过小林对我的关心，把电话挂了。开始我确实有点生气，但马上就觉得滑稽可笑了。显然这个“国贸”怕报纸，因为这件案子北京很多报纸都有披露，谁都知道你“国贸”赔礼道歉又自动认罚了。所以在此后多次被记者提问“国贸”为何不控告那些所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报纸而控告吴祖光时，这位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