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11节

　　　　广州的城市面貌本来很旧，陈济棠大搞市政建设，在市区大修马路，建成惠爱路（命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西湖路、豪贤路、清平路等马路30条；海珠新堤、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山图书馆、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先后建成；1933年建成海珠大铁桥，贯通南北市区。

　　　　商业规划中心商业区

　　　　把惠爱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规划为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建成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据描述，当时“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

　　　　交通形成交通网络

　　　　陈济棠时代广东公路无论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居全国第一；完成粤汉铁路建设；在广州珠江沿岸建码头数十座；建成天河机场，与广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

　　　　文化发展高等教育

　　　　陈济棠虽出身行伍，却很重视文化建设。除改善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外，还创办了省立勷勷大学、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及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4所专科学校。

　　　　民生物价低康平稳

　　　　当时广东物价低廉平稳，有些年份还颇为宽裕。当时，广东普遍流通港币，港币一元可买花布20码，一个仙可买一份早餐。一般工人月工资20个大银，一月生活费用2个银元。一位曾在广州读书的人十分怀念其读书生活，把它与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学生生活相比，认为二者“相差无几”。

　　　　军阀与地方建设

　　　　海外历史学家谢里登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军阀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带来了直接与间接的恐惧与盘剥，不过，这主要针对北洋时期的军阀，不能直接套用在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上。

　　　　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了一个有别于北洋时期的时代，显示了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不同于北洋时期的军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统治手法也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

　　　　在地方建设上取得一定实绩的军阀如：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陈济棠在广东“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刘湘在广西搞经济建设，马步芳在青海禁毒等等。所以，老山西人对阎镐山，老广东人对陈济棠，老广西人对李宗棠与白崇禧，都表现出一定的怀念之情。有军阀史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极易忽视地方利益，因此但凡国家遇上有乱事，出现地方割据现象，只要地方领导人注重地方利益，就容易受到当地人的推崇。

　　　　粤军建设与“两广事变”

　　　　1932年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防止蒋介石报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为当务之急。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3个师扩编为3个军，各辖2个师，另增编教导师1个、独立师2个、独立旅5个、独立团8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15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任命陈策组织海军司令部，接管各舰艇队、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组建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任命张惠长成立空军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等。这样海、空军将领都皆大欢喜。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4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4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130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10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

　　　　他在扩编部队的同时，还扩充了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做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本问题。他说：“军队之基础，建筑在下级干部。如各个班、排长自身都不振作，那这种军队就不能用，不能替党国效力。”早在他任第4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到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他把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此后，他又将军官学校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塘军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在复试时要经过他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6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自成一个军事系统，保持本集团的部队不至被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他亲自规定选拔军事干部的五个条件：第一要立志，要有做非常的事业之志。能刻苦耐劳，努力奋斗，眼光远大。第二要锻炼身体，具有金刚不坏之身。规定干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操，锻炼身体。第三要明白主义，为“三民主义”而战，“顺逆攸分，为胜败攸分”。第四要有团体生活的意识。在本团体内要亲爱精诚，同患难，共生死。意识统一，行为统一，保持团体的生存。第五要有牺性精神。要能损弃个人的私利私见，把个人的自由牺牲，把个人的知识技能献给团体。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军人的人格。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注意三大要点：“求知识，习技能、重力行。”

　　　　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他在“对各机关军训公务员的训词”中强调说：“举国人民都要能够服兵役，不能单靠少数的军队单独负起卫国的责任。如果单靠少数的常备军队以卫国家，那就是很危险的。”“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国家命令，便即回去，担负军事责任，而他们何以能够随时为国家服军役呢？当然是由于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缘故。反观我国，平素没有这种训练，因此当着国家有事时候，只管举国沸腾，怎么热烈，但因没有军事的常识与技能，毕竟不克担负战争责任。”他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他还与省主席林云陔分别担任正副主任，领导全民军训。

　　　　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他在广东省府各机关长官僚属欢宴会上，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强调“西南情形特殊，地处国防前线，毗连香港澳门，还有众多的华侨，南京方面的决策和所颁布的法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受意林翼中（民政厅长）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3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3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在燕塘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5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8800多个中队，2700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106。8万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200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11个师又1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和春旅缴了械，杀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10月上旬，正当陈济棠指挥其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围歼红军时，中央红军已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此时，陈济棠害怕蒋介石乘机进兵广东，一面令余汉谋的第1军由东向西追击红军，一面命李扬敬纵队在赣部队，立即撤回粤境，撤销纵队组织，各部归还建制。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赶筑半永久防御工事或野战工事，以准备抗日为名，积极防备蒋介石攻粤。他还以粤北缺乏防御兵力为由，将在同红军作战中已残破的范德星旅，扩充为独立第3师，不久又改编为第2军第6师；以独立2师改编为第1军的第3师，以独立4师改编为第3军的第9师；把驻琼崖的警卫旅调防从化。各军师以团为单位就地集中进行教育训练，并补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强战斗力。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在此之前，李、白曾多次劝其反蒋，但他怕反蒋不成，反丢了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