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138节

　　　　张学良还说：“我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我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我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

　　　　叶挺表示：“据我所知，毛泽东等主张，如果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介石领导。”

　　　　张学良非常高兴，充满信心地说：“这就好！这样就解决抗日领导权问题了。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只是苏联……”

　　　　叶挺道：“汉卿放心，苏联也会转变的。我们华北抗战，包括热河抗战乃至将来打回东北，收复失地，都可借助这个强援，抗日大业就有稳固而强大的靠山了。”

　　　　张学良十分兴奋：“有了苏联就好办了，日寇也会畏惧三分。”

　　　　邓演达知道张学良乃至东北军将士对日军均有恐惧的阴影，鼓励说：“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

　　　　正谈话间，张学良又借口去厕所出去了。邓演达有点疑惑，问：“希夷，汉卿是不是生病腹泻啊？”

　　　　叶挺暗使眼色，邓演达更加疑惑，但也不方便再问。

　　　　深夜，张学良派人安排邓演达一行在正阳门外船板胡同的肃亲王府住下。肃亲王这座旧王府依然有壮观的朱红漆柱，黄琉璃瓦的古式屋顶，古色古香的亭榭，太湖石的假山，仍旧保有王府的气魄。高高的石砌围墙上通着电网，墙里爬着常青藤和凌霄藤，一脉平安幸福的家庭气氛锁住一院的寂静，确是一处世外桃园般的阔绰家宅。但王府门禁十分森严，明显地加了岗兵，以确保安全。

　　　　临睡前，邓演达找叶挺谈话，问：“希夷，你今晚几次对我使眼色，却是为何？”

　　　　叶挺说：“择公，你没看出少帅又什么不妥吗？”

　　　　邓演达迷惑地说：“不妥？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叶挺说：“少帅一向号称美男子，但你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病弱难支，看上去没一点30来岁青年的那种朝气和旺盛的精力。这里面有问题。”

　　　　邓演达恍然道：“确实如此。但有什么问题呢？”

　　　　叶挺道：“择公你到处奔走，又身陷囫囵，后出国考察，所以不知道少帅的秘密。坦白说吧，少帅多年吸毒，现在毒瘾已经很深了。他今晚两次出去，不是去洗手间，而是注射毒品。”

　　　　邓演达大怒：“当真如此，他怎么敢！他家破人亡，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东北的黑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他最应该振作起来，带头率部与日寇拼杀，哪知他却沉迷毒品，自暴自弃，如此怎么领导起华北的抗战！”

　　　　叶挺说：“说起少帅吸毒，也是杨宇霆唆使，不过少帅纵容自己，心志不坚，也是重要原因。这点我们不可对其点破，‘诈唔知’（广东话：假装不知道）行了。关键是他这个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职务必须保住，我们还要帮其力撑，否则蒋介石派他的亲信，例如何应钦之流前来接替，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在叶挺劝说下，邓演达才消了怒气。

　　　　张学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开始抽大烟，多年下来毒瘾已经较深。张学良后来试图用西药戒毒的时候，结果用药不慎，又染上了毒性更为厉害的吗啡（是鸦片精炼出来的），最后甚至发展到使用少量海洛因。大家都知道，鸦片毒性相对较轻，总体来说鸦片瘾总体还是比较好戒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宣布禁毒，几百万吸鸦片的中国人在国家帮助很快都戒掉了。

　　　　但是吗啡的毒瘾要厉害的多，比较难戒，需要长期的药物帮助治疗，另外还要靠个人的坚强毅力。

　　　　至于吸食海洛因的人，就几乎无法戒掉，当时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吸海洛因上瘾就等于判了死刑。

　　　　张学良使用吗啡，说明他的的毒瘾已经相当的厉害了！

　　　　到了1931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全面失败，颓废的张学良更加借助吸毒来缓解压力，毒瘾更为严重。据身边军官回忆：张学良一天需要进行数次吗啡的静脉注射，如果不能按时注射，就会浑身颤抖，面部抽搐，坐卧不宁！

　　　　此时张学良的吸毒时间已经有7年多，毒品严重伤害了他的身心。张的平时精神恍惚，骨瘦如柴，满脸都是吸毒者特有的麻木表情。他的胳膊由于注射的次数过多，已经全是针眼，部分肌肉也僵化得连针头都插不进去，心肺功能也已经开始受影响！

　　　　当时张学良身体已经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一次汪精卫来北平和张学良探讨热河抗战问题，张学良在众多高级将领的的会议上，不到一小时就毒瘾发作，只能暂时休会去休息室注射毒品。汪精卫当时还认为是张学良故意冷淡他，非常的不高兴。历史上热河抗战之前，宋子文作为中央代表曾经亲自赶赴热河视察，张学良跟随陪同。当时两人同坐一辆车，每行40公里左右（一说15公里）张学良就要停车注射毒品，这让宋子文大为震惊！

　　　　张学良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命人把自己五花大绑在床上，牢固得丝毫也不能动弹。他又严令卫士荷枪实弹把住门口，不管他难受得如何嘶喊号叫，任何人不许动他，违者格杀勿论！但即使这样，也收效不大。后来他的毒瘾是出国治疗戒掉的，身体康复得很快，活了102岁。

　　　　且说这晚邓演达去睡觉后，叶挺叫住刚回来的梁华盛：“梁师长，此事事关重大，只有你、我和蔡总指挥三人知道，对其他任何人不得透露。行事需小心谨慎，如此如此。”

　　　　梁华盛说：“参谋长放心，此事我已与王化一、解方商量，总共给了5万大洋的好处费，他们都同意安排联络，黎天才的情报网很严密，估计没有问题，但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旧部都翘首以盼呢，按照你们共产党的话说，就是渴望组织的关怀。”

　　　　叶挺哈哈一笑：“这样就好，此事成后，我保你为军长。”

　　　　梁华盛大喜，连声称谢。

　　　　且说这晚谈话后，次日张学良、邓演达等联合发出了《北平军分会与西南两机关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表示“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的目的”。

　　　　通电特向南京政府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憣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鄂豫皖、江西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

　　　　如仍执迷不悟，则诸公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语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发出宣言后，张学良邀请邓演达、叶挺坐飞机巡视热河地形和长城一线。飞机作低空飞行，俯视十三陵等历代帝王陵寝，邓演达慨然叹曰：“人生贵有建树，以垂青史。否则，陵寝工程再壮丽伟大，亦不过只黄土一抔而已！”

　　　　望着雄伟壮观的长城，叶挺道：“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与该民族能否坚持、弘扬本民族的主体精神关系至巨。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之所以不断显示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有非常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现在，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日寇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屹立在亿万人民心中的钢铁长城！”

　　　　看到壮丽的山河，张学良也激动不已，赋诗抒发心情：“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

　　　　叶挺唱和道：“少帅如此爱国爱家乡，我也不妨续下后面两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张学良大喜：“好好！叶将军不愧诗文双绝，意境和韵律都恰到好处！”

　　　　邓演达道：“此诗得两位合作，当可作著名的爱国诗篇。让我们携起手来，等候这长城和古都的惊雷吧！”

　　　　

正文　第三十章：学生运动

　　　　（本章主要说明激进学生与政府当权者对外主张的异同，无兴趣者也可不看。）

　　　　山海关的陷落，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高涨。中国的一切政党和政治派别面临这又一关系民族存亡的事件，纷纷做出强烈的反应。

　　　　蒋介石也感到震惊，他深感“榆关事件不解决，对内政外交及热河防备均有招来不利形势之虞”。因而在1月10日给张学良的密电中提出：“如有武力收复榆关之希望，则积极进行”。

　　　　榆关失守后，国民党内主张抗战的呼声日高。正在张家口筹划武装抗日的冯玉祥将军，对新闻界表示：“榆关陷落后，暴日侵略更亟，华北危机日甚，决以平民资格，组织义勇军，以纾国难。”

　　　　西北的杨虎城一听到榆关炮声就发出通电：“榆关热河，危在旦夕，敌弹到处燃烧，闻之发指……虎城谨率所部，待命北上抗敌”。并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精诚团结，化除域略，消弭内争，集中全国力量、人才、早定国防军事大计”。公开表示了联合全国力量实行抗战的主张。

　　　　以两广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极力主张：“全国上下，一至奋起，誓死抵抗”。对于“持不抵抗心理者，当以全国公敌视之”。

　　　　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如南京立法院院长孙科、中委李烈钧、外交部长罗文干等，有的主张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收复榆关”；有的主张“中央与地方合力，政府与人民合力”，“举全国之力以御寇”，以“武力抵抗”。大批地方军事将领中如傅作义、宋哲元、商震等都纷纷发出通电，请缨抗战。

　　　　民间最引起瞩目的，还是爱国学生运动。

　　　　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山海关沦陷后，张学良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以联名方式发表抗日宣言：“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日本侵略的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签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吴文藻、傅斯年等。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3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国民政府《邦交敦睦令》发表，亲日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

　　　　1933年1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建议，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