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比喻——他们是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中介公司，点子公司。
前面已经提到，从前清的皇上（这时候已经到“满洲国”做儿皇帝去了）五爷到北洋政府退下来的总理、督军，以至失意的政客，战败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买下洋楼，貌似退隐，其实以求进取。这些人在天津两眼漆黑，并不认识谁。但必须结识闲人，递去名片，在至川居饭庄或是什么饭庄摆上饭局，给了面子到时辰来了。不给面子的也许来道常，也许不来，不过不来的情况极少。道常，就是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别人的饭局，如是这样，只有下次再请。您只要和闲人一挂上钩，就好比现在人的微机连了网，甚至比这个功能更全面，关系全通了。比如说，您想买10万支枪，摆饭局，他给您约来了洋行经理，两个月以后10万支崭新的捷克造步枪到手了。您想谋块地盘，能说动总裁，用开滦煤矿给您当抵押。日本人买不到英美的军火，好办。至于组织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话下，能叫半个天津市的老少爷儿们出来惹惹。
两位大帅想争城夺地，能调停得打不起来。两家男人领兵在沙场上杀得血肉横飞，自家两位太太却在攀儿女亲家。天津闲人就有这能耐。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对天津，宋哲元根据叶挺的锦囊，早就将张自忠的38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叛乱一起，“保安队”一顿乱枪，打倒前面一批浪人、汉奸，其余“闲人”立作鸟兽散，天津就此平静下来。
关键是北平这边。
解方、宋哲元作了两手准备。城内的东北军105师（该师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卫队改编而成，刘多荃任师长，辖2个旅，旅长为董彦平、唐君尧）立即控制城内各要点，将东交民巷包围，准备东交民巷中叛军一出即行缴械。解方又通过张学铭，将石友三旧部、铁甲车大队第5中队的中队长沈锡之，第6中队的中队长段春泽免职。石友三及部分叛军被困在东交民巷内，不能冲出来在北平市区内兴风作浪，又失去了预先联络好的铁甲车队的支援，这个里应外合就无从谈起。
当时北平的内外城墙还比较完整，丰台开往前门火车站的火车必须通过永定门豁口才能入城。军分会速派冯治安的37师官兵带着铁锹麻袋占领永定门豁口。然后土填麻袋，迅速将豁口堵死，作为最有效的防御方法。城外丰台的叛军劫持铁甲列车后，利用车上的通讯设备与东交民巷内的石友三、潘毓桂取得了联系，准备攻城。铁甲列车开到了永定门豁口，见西北军37师部队已经用装土的麻袋将豁口堵死，知城内已有准备。车上的叛军见城内接应部队迟迟不出，而城墙上布满了城防部队，见大事不妙，匆匆向中南海开了几炮，还真的在城内引起了一阵惊慌。
中南海内落了几发炮弹，何应钦在居仁堂的办公室里急得团团打转，下令手下准备南撤。解方“火上浇油”，秘密命令刘多荃派出105师的特务队冒充叛军，在铁狮子胡同一带杀声震天，枪声大作。铁狮子胡同就在中南海的围墙边，“叛军”趁机向中南海内投掷了一顿手榴弹，慌乱中何应钦心胆俱丧，急忙带着外交部长罗文干、参谋部厅长熊斌、军政部厅长王伦等以及随从乘车奔出中南海，前往北平南郊南苑机场，通过机场的大功率电台与南京取得联系。蒋介石自然不敢让他这位头号军事助手挂在北平，同意其飞回南京，叫宋子文、黄绍竑继续留在北平作为中央代表。何应钦等一行中央大员于是乘坐专机，离开了北平这个是非之地。
历史上“石友三叛乱”时，何应钦、黄绍竑等人吓得乘车一路狂奔到南苑机场，打电话要求蒋介石同意其离开，只是因为电话不通（实际被石友三叛军破坏）而作罢。叶挺自然要促成何应钦等人的“好事”，通过解方事先在南苑机场安装了大功率电台，让何应钦“顺利”与南京取得联系，巧妙地通过“石友三叛乱”达到了“送瘟神”的目的。
在37、105师的强大攻势下，石友三的几千叛军很快被打散，首脑之一白坚武被击毙，石友三、潘毓桂后在日本人帮助下，化装潜逃出北平，又去济南投奔韩复榘去了。
“送走”了何应钦后，深受毒品之苦的张学良知道以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担负起华北抗战的责任，于是在外籍顾问端纳以及夫人于凤至、赵四等人劝说下，决定出国治疗。华北抗战的重担，根据邓演达、叶挺的建议，请冯玉祥出山担当。
张学良于是给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发去电报说：“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他请冯玉祥来北平主持大局。
冯玉祥此前已经宋哲元联络，欣然同意，要张学良先集中所有的骑兵，由经棚东山，抄热河日军的后路；并要张释放政治犯，鼓励张报父仇，雪国耻。自己则立即启程赴北平。
此时全国各界呼吁冯玉祥出山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日本大举入侵热河，举国震惊，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及抗日团体，都把目光投向冯玉祥。冯玉祥得知日本人占领山海关的消息时，曾毅然决定把自己在张家口的房产押出去，为前方将士做了1万件大皮坎肩，用去4。8万元。
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早于1月5日就从香港密电冯玉祥：“榆关已失，华北危机，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冯立即分别密电香港和上海的李烈钧、徐谦、程潜等国民党中委，呼吁：“现在已至最后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他痛斥蒋介石，并表示以与暴日作殊死战，提出：“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
章太炎从上海给冯玉祥的信说：“自榆关陷后，弟私念今日与敌人决一雌雄者，唯兄一人。兄忍辱负重，得之天性，但求立功报国，何计委任之出谁手乎？”力劝冯迅速率军杀敌。
冯玉祥与共产党的接触更加频繁，向共产党提出派干部同他一起筹划组织抗日军队。共产党员张存实、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等来到冯玉祥那里工作，共产党员宣侠父也以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的身份来到张家口。
冯玉祥还派人去北平拜见著名爱国人士朱庆澜，请朱庆澜在饷项上帮助，朱慨然答应。
蒋介石、汪精卫对冯玉祥即将入主华北十分恐慌，屡电劝冯晋京。1月21日，孙科电冯，称蒋“敦请”冯等齐集首都，协谋御敌，表示甚诚。冯复电道：“倘介石先生有决心抗日，就应立即兴师，以未死之人心，复已失之国土。”
国民党中执会再次电冯回京“共图大计”。冯复电说：“组织统一指挥之军事机关，统筹抗日军事之全盘计划。立即调遣精锐部队开赴热河、滦州等地最前线，严密布防，相机进击。并派兵防守河北、山东、江苏各海口，以防日军扰乱，再准备充实之预备军，分驻于山东、河南、河北、察哈尔，以厚兵力，派专员设置兵站于大军行径各地，以源源接济给养，免向民间勒索，义勇军之一切子弹饷糈，应予以充分接济。恢复各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
南京政府又先后派王法勤、黄少合、王月芝、李烈钧、马伯援、熊斌、王懋功等来张家口劝冯去南京，冯玉祥提出：“（1）不可与日妥协。（2）补充前方饷械弹药。（3）抚恤伤亡官兵。（4）请蒋亲率大军出关收地。（5）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3月4日，孙科再次电约冯去晤蒋。冯函复蒋说：“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使，亦不敢辞。”
5日后，熊斌来见冯，劝冯南去，冯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
冯玉祥到达北平后，派出代表多人与自己旧部和各地联络。张人杰和鲍刚两部首先响应，并派人去南京密约方振武。方振武即潜回山西领导张、鲍二部，组成抗日救国军，将军队开往北平，与冯会师。驻山西汾阳的军校，系冯的嫡系，该校的领导骨干和学员多为共产党员，3月中旬，全校师生3000余人经长途行军，来到北平。
冯玉祥在共产党员宣侠父的帮助以及宋哲元的支持下，决定以张、鲍二部和汾阳军校师生为基础，整编石友三、庞炳勋等西北军旧部，除进一步充实29军37、38师外，另新成立132师，师长佟麟阁，与37、38师随即开往喜峰口前线，北平防务则由东北军105师等部负责。
历史上冯玉祥出山，以退到察哈尔的东北义勇军10万余人为基础，组建了著名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但并非政府军队，被何应钦诬陷为“匪军”剿灭。现在冯玉祥即将出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组建抗日同盟军就没有必要。根据叶挺建议，这10多万部队基本就作为前线各军的预备队，以充实前线部队兵员，另保留一批骨干作他用。
张学良在冯玉祥到北平后，十分欣慰，决定立即辞职，出国治疗。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我身体不好，难当大任，怎能不走？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请大家服从冯将军，就是服从我；你们对不起冯将军，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华北这个地盘子，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听从冯将军的指挥，听从择公、季宽、希夷的谋划，守住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于3月11日就他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略谓：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民国19年即1930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头为之张公道，迫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冯将军东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