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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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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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南京汤山军械库看到这批拨给十九路军的重武器时,不禁吃了一惊。蒋介石急于出山,看来逼何应钦拿出了仓底货。30门瑞士进口的厄利空双管高射机关炮,这种高射机关炮,与瑞典生产的博福斯高射炮一样,是二战期间最优秀的轻型高射机关炮,对付当时日本慢速的双翼机是足够了。50门德国制造的37毫米平射炮(就是反坦克炮),这种炮二战中名声恶劣,因为根本对付不了法军B1、苏军T…34型中型坦克,反而给压成废铁。但对付日军的小乌龟坦克,还是绰绰有余。20门德国制81毫米迫击炮,杀伤步兵颇为有效。所有火炮,均配备2-3个弹药基数。我知道打起来仗来就没有弹药补给了,但有多少算多少,叫十九路军组织炮兵尽快熟悉这批重武器,重点安排给驻上海的78师,以及作为总预备队的61师。这都是历史上十九路军没有的,我感到对重创日军又多了几分信心。淞沪这一战我一定要打好,将北伐名将变为抗日名将。

    我很清楚,十九路军届时面对的,除日本陆军和陆战队外,还有飞机轰炸和军舰重炮轰击,也就是遭受海陆空立体火力打击。按照历史,淞沪开战后,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不准海军参战,不准空军轰炸日本军舰。这些事,我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不会坐视日本海空军猖狂(二战时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而是分属陆海军,称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这里只是简便称呼)。

    我再次找到陈铭枢。这时他的行政院长的职位,已经被孙科所代替。我为继续博取他信任,略微提前告知了他,并称无法可想,我曾是中山先生和庆龄女士的警卫营长,怎么也不能与中山先生的儿子和庆龄女士斗。他毕竟是代理院长,孙科一到就得走人。陈铭枢也知道无力改变,没有勉强和怪罪于我,但比较落寞。

    “老军长,我这次为海军的事而来。”

    “海空军都抓在何应钦手里。我探过陈绍宽、周至柔的口风,他们都表示打起来除非何应钦下命令,否则爱莫能助。”陈绍宽、周至柔分别是海、空军总司令。

    “中央海空军指望不上。我指的是广东方面。”

    “广东方面?只怕更难吧?”

    现在广东当政的是陈济棠。他是陈铭枢的死对头,将陈铭枢逼出广东的就是他。

    “空军在陈济棠手里,当然无法可想。但海军却可有所为。”

    我指的是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也与陈济棠闹翻了,率军舰出走海口,靠海军割据海南岛,是当时中国极少见的“海军军阀”之一(另外的还有割据青岛的沈鸿烈)。他当时拥有“中山”、“飞鹰”、“江大”、“坚如”等舰艇。“中山”、“飞鹰”是驱逐舰,其中“飞鹰”号驱逐舰是中国海军至今为止唯一的一艘四烟囱的战舰,德国制造,当时中国海军驱逐舰中除“建安”、“建威”以外排名第三,也是陈策手中和“中山”舰并列的最大战舰。“江大”、“坚如”为鱼雷艇。历史上,这些军舰多被陈济棠派飞机于1932年中炸沉(当时陈济棠悬赏,炸沉一艘军舰赏一万五千大洋。1941年珍珠港事件让人们看到飞机攻击军舰的巨大作用,而陈济棠10年前就这样做了)。与其让这些军舰死在自己人手里,不如与日本海军血拼一场。我知道陈策是力主抗日的,应该不会反对。失去这4艘军舰,他还有实力割据海南。另外,作为补偿,我许诺送他一场富贵。

    我把利用陈策这4艘军舰的想法告诉了陈铭枢,要他通过多年老友的关系,通过电台与陈策联系。陈铭枢将信将疑,但答应一试。

    不出所料,陈策很快回电,表示如果抗日将全力支持,4艘军舰可开赴上海一带归十九路军调遣,并以欧阳格带队。欧阳格是当时中国海军头号鱼雷作战专家,他的到来又使我多了几分胜算。我要求欧阳格率4艘军舰于1月23日左右出发,秘密驶抵舟山群岛一带海域,隐蔽待机。

    日本人绝对料不到这一点。自称无敌的日本海军,等着尝尝中国海军雷击作战的威力吧!当然,我清楚,打起来这4艘军舰将有去无回。但在抗日的疆场上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吧!

    备战工作一切都紧张而有绪地进行着。我估计,到1月28日事变爆发时,十九路军将完成七八成的战备,比历史上强多了。淞沪抗战的战绩和辉煌,当远远超过历史。

    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正文 第五章:战争前夜

    “1月23日,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会议上,蔡廷锴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我则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932年1月的历史,按照固定的轨迹向前推进,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所预言的日军将在上海动手的三大征兆,一一应验:

    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东北门户锦州,正密谋策划伪“满洲国”。

    1月18日,上海发生了“三友实业社”事件。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著名的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因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竞争中压倒了相邻三的日资东华纱厂的“铁锚”牌毛巾。特别是在“九_一八”事变后,三友社毛巾厂的工人们满怀爱国热忱,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工人抗日义勇军,天天在上班前操练,高唱自编的战歌,还在厂门口高墙上张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枪对着日本的侵略者。标题为“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正当三友社毛巾厂的义勇军队员在厂区内训练时,天崎启升等5个日本和尚以“化缘”的样子出现,身穿袈裟、手拿扁鼓,边敲边在该厂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到厂门口窥探,还往里面投掷石块。

    见他们行迹可疑,该厂义勇军营部派人跟踪监视,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赵家宅附近上前拦住盘问,几个和尚神色慌张拔腿欲逃。就在这时突然围上来许多工人打扮的“群众”,一声喊打便拳脚相加,还有人用界石猛砸,除两名和尚逃脱,天崎启升等三人被打得气息奄奄,其中一人送至医院后不治身亡。

    这批突如其来的“群众”,就是日本间谍机关布置的汉奸,制造“中国人打死日本人”的事端。策划事件的,当然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号称“魔鬼军人”的田中隆吉。具体操作的,则是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我当然清楚这些,以我的资讯,发现川岛芳子的踪迹并安排人把她干掉是轻而易举,但我没有这样做。一是这于事无补,日本人在上海动手是铁定的,铲除川岛芳子日本人自会安排其他人搞事,而这,则是我难以预测的。让川岛芳子继续活动,所有事情都好把握。二是以后,我还有借用她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日本人都安排好了: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势力立即借机而发,大肆煽动仇华情绪,孤注一掷悍然扩大事态。1月19日下午,几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方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20日凌晨2时左右,又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一宪兵大尉集合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冲入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当公共租界警亭内3名中国巡捕发现火警,急忙用电话向救火会求救时,遭到这伙暴徒袭击,电话机被破坏,两名巡捕被砍伤,一名巡捕被剌死。

    当天下午,1000余名日侨又借口日僧事件,在虹口日本俱乐部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要求日本领事馆对上海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并决定电请本国政府加派军舰及军队来沪“保护侨民”。会后有600多人持械游行示威,用木棒打碎中国店铺的橱窗,撕毁抗日标语,殴打值勤巡捕,狂呼反华口号,高叫“杀尽中国人”。

    在田中隆吉一手导演杀日僧、烧工厂、伤害巡警等肇事骚扰的同时,日本驻沪领事村井仓松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发抗议、一口咬定杀害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的工人,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须表示道歉;二、赔偿被害者;三、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四、搜捕抗日团体;五、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

    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于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如不制止反日运动,将断绝所雇华工6万名及其家属30万名之生计;自1月25日起聚居闸北、虹口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迁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并对闸北火车站、天通庵车站、八字桥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积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

    随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少将发出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五项要求如不作“满意答复”,决取“严厉对付之行动”。同时日本海军加紧向上海增兵。到1月下旬在上海之军舰已增至24艘,陆战队增加2个大队,达4000人左右,以及坦克、装甲车一批。

    此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已换成汪精卫。在他的妥协指示下,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以图最大限度地避免在上海开战。

    这时的国民政府变换如下:孙科接替陈铭枢担任行政院长后,入不敷出,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主张对日强硬,但立即遭到在奉化的蒋介石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赌气自行前往上海,不干了。这时蒋介石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并派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科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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