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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扩情和许继慎都是黄埔一期的，信中曾利用同学关系劝说许投降：“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事情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那里已经了结，但在张国焘这里，却刚刚开始。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张国焘一直睁大眼睛寻找混进苏区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现在终于找到了！敌人的阴谋，成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口实！张国焘兴奋异常，他对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头头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穷追猛打，一定要把与此案有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受到表扬的“肃反”机器利令智昏。9月上旬，政治保卫局在谭畈河医院逮捕了红28团的团长潘皈佛的妻子，说她所在的后方医院也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AB团”，严刑拷打后，这个不幸的女人“说出”了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大阴谋”：在鄂豫皖红4军内部，以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为首，包括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内的一批师团级干部，准备于9月15日举行“兵变”，将部队拉到长江边上，“投靠蒋介石”。这个不幸的女人被逼成疯，掉河身亡。
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了李荣桂，用尽酷刑，逼迫他“认罪”。随后，当陈昌浩前往麻埠取代曾中生任红4军政委时，他又命令陈昌浩逮捕与此“案”有关的其他人。
9月16日，陈昌浩接到命令于当日下令将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28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20余人逮捕。红4军西移斑竹园，他又下令逮捕了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部队途径余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红军战将、红12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11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10月初，张国焘赤膊上阵，亲自主持大“肃反”，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沦、政治部主任关叔衣。此后，大逮捕的范围向大批营、连。排干部发展。
许继慎和周维炯在遭受酷刑后，被绑缚于担架上，用白布盖着，押往新集中央分局所在地。
9月中下旬，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也由新集赶到这里，亲自主持红4军的大“肃反”。这时，以张国焘为首组成了临时革命法庭，对许继慎等严刑逼供。灌辣椒面、浇凉水。许继慎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威武不屈。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曾想将许继慎拉过来反曾中生，但他对张国焘的历史了解太多，又看不惯他和沈泽民那种“钦差大臣”的作派，口无遮拦，经常对人讲他是“老右倾”，张国焘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杀许继慎之心早已有之。但许继慎非同别人，他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声名赫赫，在中央也是挂了号的人物，随便杀了难以服众。张国焘决定开一个公审大会，不管中央是否同意处决许继慎，先在政治上搞臭他，再将他整死。
10月底的一天，“公审大会”在白雀园外的河滩上举行。张国焘坐在主席台上，令人用担架将折磨得不能行走的许继慎抬上会场。
“许继慎，你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举行兵变，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快把你的罪行老老实实交待出来！”一开口张国焘便声色俱厉。
许继慎本只剩下一口气。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双目圆睁，厉声怒斥张国焘：“张国焘，你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我许继慎一生大小数百战，创建了红1军，扩大了根据地，对党、对革命、对红军耿耿忠心，天地共知！你这样祸害革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张国焘气得脸色煞白，凶相毕露，令人将许继慎绑在马后，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来回乱拖，口里一声声大叫：
“拖死他！拖死他！”
许继慎很快昏死过去。
“公审”失败了。张国焘决定不再用这种办法对付周维炯。
对周维炯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遍体鳞伤的周维炯被五花大绑带到张国焘面前，怒目逼视张国焘。
“周维炯，事到如今，你招还是不招？”
周维炯冷冷一笑。他早已看透了张国焘内心的歹毒，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反倒坦然了。
“张国焘，你要杀就杀，何必要什么口供？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二十年后，老于又是一条好汉，还要革命！”
张国焘恼羞成怒。
“给我打！给我打！”他喊。
那种鲜血淋淋的场景，无不使人触目惊心！
为了证实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张国焘还指使人对曾扩情派来的特务施以毒刑。特务受刑不过，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张国焘又从敌人那里取得了一份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将在9月15日发动“兵变”的“口供”……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及各级保卫局在张国焘的大“肃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治保卫局的“法庭”里，被逮捕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轻则受拷打、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最后被折磨而死；或者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当即被拉到荒野河滩里处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许多人为了活命，便胡乱牵扯，结果抓的人越多，牵连的人就越多，抓的人就越多。越抓越杀，越杀越抓，杀了又抓，抓了又杀，白雀园内外，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是张国焘借以翦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为建立和强化其在党和红军中的军阀主义统治而进行的一次阴险的罪恶活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史册上，留下了如此严酷而惨痛的一页！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被张国焘下令秘密勒死于新集政治保卫局牢房之内，时年30岁。随后周维炯也被以同样方式处死，年仅26岁。不久，许继慎之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杀害于英山上河滩。周维炯母亲是区妇女会执委，妹妹是少先队宣传员也都被株连杀害。斑竹园起义领导人毛月波被活埋，其女儿尚在怀孕也被活活砸死。
在那个血腥狂暴的月份里，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以及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分别冠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以及“预谋兵变”的罪名，惨遭屠戮。大屠杀过后，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王树声、倪志亮两个人，有的团、营、连的干部，仅在大屠杀进程中就换了三、四遍。就连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和王树声的妹妹也被杀害了。
张国焘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他治下的鄂豫皖苏区，决心对下述三类人一律进行审查，而不管其是否真有“反革命嫌疑”：一是从国民党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都要审查。与这样一个“审查”标准而实际上是“肃反”标准出笼相适应，大“肃反”的范围也从军队扩展到地方。原苏区领导人大批落入罗网。以后数月间，相继被捕杀的苏区著名领导人有：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原红15军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政委任难。据《皖西革命史》记载，至此，“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据后来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大“肃反”的浪潮无情地向苏区基层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武装蔓延，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除2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全体干部被害；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苏维埃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逮捕“反革命”200余人；红山警卫团8连从连长到战士100多人全部杀光。至于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则不计其数！
张国焘以狂热的激情指挥着这次遍及鄂豫皖苏区城乡的大屠杀。他知道自己最怕什么。最怕的事情是有人突然开口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张国焘和他操纵下的政治保卫局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发问，更不允许“以犹疑不决的态度来对付改组派”，谁这样做，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换一句话说，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就应该抓来杀掉，谁要是问一句“有没有证据”，他本身就是“右倾”或“改组派”，也应该被处决。后来，苏区保卫局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已到了荒诞的程度；战士的枪口沾上点土，米袋子破了，说几句牢骚话，也成了“第三党”、“改组派”，枪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肃反”已经完全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就连保卫局本身也难免于难。曾担任黄安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来显安，起初肃反十分卖力，他亲手杀了不少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分子，但他也被张国焘怀疑，三次遭到逮捕。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审时说：“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我杀了许多人，后认为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来显安亦被处死。
无数忠诚的共产党员，无数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无数根本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无辜群众，有的还是不满十三四岁的孩子，都在这一极度迷狂的杀人风潮中，命丧黄泉。
张国焘几乎杀掉了鄂豫皖根据地初创的所有领导人，苏区出现了“干部异常缺乏”的情况。以致于大“肃反”的主持人之一沈泽民不得不于1932年2月的《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中，“迫切要求中央给鄂豫皖苏区派6个师长、20个左右的团长和大批政治委员和参谋人才。”
他们理直气壮地写报告而毫无愧颜。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