攵院�4军前期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有破有力。行文风格也体现了典型的毛派风格，对问题的论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有比较强的思辩色彩。卾豫边的问题，没有井冈山那样复杂严重。文章的叙述也体现了典型的徐派风格，在平和条理的叙述中，清晰明了地阐述一个观点，一个问题。
当然，这两篇文章也有些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章主要侧重于党自身建设，徐向前的文章在于党对军队的建设。这与两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共创始人之一，而徐向前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在哪个时代，党的建设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建设。所以他们的内容是相通相近的。
80年代初期，我国军史专家曾经到卾豫边实地考察，对胡子石会议及其《军事问题决议案》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壮大，也正是践行《军事问题决议案》的产物。
蒋先云以深入推行《军事问题决议案》为契机，彻底禁止了红四方面军内部残存的随意打人现象。历史上由于受军阀作风影响，红四方面军内部打骂行为比较普遍，而且严重地长期的存在着。陈昌浩就曾用马鞭抽打倪志亮，跟余天云（红30军军长）一道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100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何畏（红9军军长）要一个连指导员的表，这个指导员不愿给他，何畏当时不但是打，而且他还把这个指导员杀掉了！现在经过曾中生、刘士奇等一段时间的狠抓纠风，终于禁绝了这股歪风。
通过彭杨军事学校的培训，推动部队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均要到军校进行轮训，刘伯承亲自授课。
刘伯承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他学习外国军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中。他翻译苏联军事著作，首先是把原文吃透，再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重新写出来。好些军事术语还是刘伯承创造的：像“混成旅”，当时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最著名的是“游击战”，这词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等。
七里坪彭杨军事学校操场的北面，耸立一棵千年古槐，峻拔雄挺，枝叶繁茂，犹如国画大师以云空作宣纸，劲笔怒挥而成的一幅奇特的画。英雄巾式的巨型冠盖之下，密织的浓荫大如篮球场，真可称之为俯瞰人世沧桑的万木之王。这是军校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的会场。
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戴着黑框眼镜，戎装肃整，走到树下，一望而知正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紧跟他身后的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参谋长蔡申熙，参谋处主任段德昌，特派员蒋先云，最后是参谋警卫人员。首长们来到古槐阴下一个大石碾盘边，碾盘边摆了几条板凳，权作开会的主席台。蒋先云心中涌起一种激情：眼前这棵万木之王的威严，似乎大为减色，这是树有自谦之灵呢，还是人有移情之感？
刘伯承立在碾盘前，环顾会场，问身边的军校校长蔡申熙：
“准备好了吗？”
“好了。人也到齐了。开吧？”
刘伯承点点头。蔡申熙一声令下，全场的干部齐集到碾盘前，立正受命。
刘伯承喊声“稍息”，接着讲道：
“两个学生谈读书，两个屠夫谈杀猪。今天，我给你们谈练兵，谈整军。我们练兵，不光是练战士和下级干部，而是要全军上下一齐练。我们不能要‘军人其表，书生其里，毛色甚美，捕鼠无能’的那种军人。整军，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不适应革命战争的思想作风端正过来。”
刘伯承不抽烟，而爱喝茶。可是在战争中他一直喝的是白开水。警卫员担来两桶开水，搁在碾盘边，用带伤疤的搪瓷口杯舀个满杯放在碾盘上，刘伯承一手捂着杯子，待水温降到适度时，才端起来一饮而尽。接着，一口气讲50分钟，再饮一杯，又讲50分钟……
“孙子讲用兵的虚实动静的关系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之，就是筹划；作之，是诱以行动；形之，是给以形示；角之，是总结比较。我们整军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战斗力的因素包括指战员的政治质量，军事素养，武器装备，物质基础。最基本的因素是战士。离开战士，谈什么战斗力？重要的是平时官兵团结成一个钢铁的整体，最后才能在战场上见胜负。古今中外的著名将帅，没有一个不是爱兵如子的。中国的司马穰直，外国的苏沃洛夫以及我们的朱总司令，都是如此。然而，我们部队却出现了逼迫战士自杀事件，这问题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二十年才长成一个战士，要爱惜人力啊！几万翻身农民到前线，他们都是满怀革命热情和信心来参加红军的。带领这种革命的青年战士不打胜仗，真是惭愧！竟然有干部说出把刚入伍的新战士‘送回去’的话。这样的干部能把兵带好吗？国民党的兵是抓来的，把和尚道士都抓来当兵。他要抓100万，只能得到50万。得到之后，又要开小差。兵是不容易找的！拿破仑的成功，在于‘血汗上税’，但其失败，亦在于‘血汗上税’！”
这时，会场上许多人交头接耳，很不安静。曾中生插言道：
“血汗上税，就是强迫征兵制。”曾中生燃起一支美制的摩力斯香烟，这是新近缴获的战利品。他深吸一口，继续解释：“中外历史上有各种兵制：武卒制，府兵制，募兵制，征兵制，义务兵制，志愿兵制。国民党是拉兵制，比拿破仑的强迫征兵更野蛮落后，岂能不打败仗？我们是志愿兵制，这是最先进的兵制。这样先进的兵制，要是打不好仗，责任就在指挥员。”
刘伯承接着说：“是呀，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那么，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三千之责，而且要负自损八百之责。我们每个指挥员，每战之前，必须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个方面的实际要素，这叫做五行。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中，敌情是基础，是重点，是前提。指挥员对此要下苦功夫，研究透彻，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下定决心。我们四川有一种滑竿，抬的人要合脚步，不然就会把坐的人摔下来。这是说，军事指挥不能离开政治。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创造，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1859年，恩格斯在论述意大利战争‘回顾’时讲道：经济发展的最后产物是不能够在战场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补充一句：政治工作，是必须在战场上兑现的。战争与政治工作，好比厨师做菜一样，不可离火。离了火，就会吃生菜。打仗没有政治工作就会打败仗。我们红军从前是怎样起家的呢？四方面军是一支拐子枪，红3军是两把菜刀，一方面军是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拐子枪和菜刀为什么能战胜机关枪？就是靠政治力量、政治工作。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决定于政治力量同技术力量的结合。军阀的武器好，技术高，为什么被打垮了呢？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工作资本，只能给对方当运输队。蒋介石也一样，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他已经被红军消灭了10个整师以上。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工作资本，所以只能当运输大队长。”
徐向前插言道：“政治工作不是讲大话讲空话，而是讲群众心里的话，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段德昌同志提出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相结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口号，对发扬阶级友爱、巩固官兵团结与军民团结、加强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实际的政治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冯玉祥将军就懂得抓住群众心理，及时做政治工作，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他在西安驻军的时候，战士们对飞机扔炸弹很恐慌。冯玉祥在大会上讲：西安的乌鸦比人多，天天在大家头顶上飞，铺天盖地半个城。弟兄们，你们见过乌鸦把屎拉到谁头上没有？战士们哄堂大笑，有人下意识地摸摸脑袋，怕飞机扔炸弹的恐惧心理就在笑声中消除了。”
刘伯承在笑声中继续讲：“政治力量，不是我们的专用词，资产阶级也讲。他们把压迫人民的各种手段叫做政治力量。我们相反，凡是有利于保卫人民的一切精神力量物质力量，都是革命的政治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准则。爱护人民的一草一木，体恤人民的点滴血汗，这是人民于弟兵的本色。但有的同志遇上某些具体事情，往往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在小事上却糊涂起来了。例如牛拉大车，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马，而用人民群众的牛呢？牛不会说话，耕地、拉车，对它都一样。而人不同。农民爱惜牛比我们的干部爱马的感情更深。当然，作为军人，很能理解唐太宗对其六骏的心情。但我们的马老了，伤了，病了，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更好的。而农民呢？把牛累病了，垮了，再买一头谈何容易！全家要费多少年的劳动血汗才能买得起一头牛啊！人民的汗水同牛的汗水是流在一起的，是相通着的，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血管。这个血管，就是劳动者的感情……”
会场上静寂无声，微风撒下片片槐花，在空中飞舞。蒋先云背靠凸出地面的粗壮的槐根，低头在膝盖上作笔记。他胸中波涛澎湃：终于亲自聆听到伟大军事家的精彩讲课了！这时，蔡申熙接到一张会场上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请求司令员讲一讲《孙子兵法》。刘伯承和蔡申熙交换意见之后，宣布休息10分钟。
请求刘伯承讲《孙子兵法》的那张纸条，是新任红十军团的军团长陈赓写的。
“《孙子》开宗谈《计》，主要是讲战略决策上的策划和作战中的谋略思想。《孙子》提出‘五事七计’，实际上就是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五种基本因素和估计敌我优劣条件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指导上还要注意“五忌”，即：国力不足（包括财力、人力、军力）不可以兴兵；时机不利（包括国际形势、周围国家的动态）不可以兴兵；国内不安定，不可以兴兵；人民不拥护，不可以兴兵；战略上处于两面或多面作战态势，不可以兴兵。”
“这五条，蒋介石全占了。”
“公元前313年我国战国时期，秦欲伐齐，而忌齐楚联盟。于是秦派张仅使楚，以割地六百里为饵，诱惑楚王，并以明珠宝玉贿赂南后，破坏了齐楚联盟，最后将齐楚各个击破。又例如，我国三千多年前的伊尹，在协助商汤灭夏桀时，第一年出主意，叫汤不给桀进贡品，以激怒夏桀。当夏桀调九夷之兵伐汤时，汤赶忙赔礼道歉，补进贡品。到第二年，汤又不给进贡了。这时，夏桀只能调来三夷之兵。于是伊尹献策说，桀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对桀作战了。汤联合诸侯兵，设伏于山西安邑的鸣条，诱桀出战，结果桀被汤打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