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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谋略在战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作为一个将领，怎样具体谋划和指导一场战争或一个具体的战役、战斗呢？
用兵打仗是一个诡诈行为。将帅要善于以各种手段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歼灭敌人创造条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计策或谋略。
“其势险，其节短”，是为将者必求之术。这是《孙子…兵势》的概括。
势者，用兵之势，又称态势。不是指形式、格式。
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讲的不是一个人有万夫之勇，而是讲这个人占据险要关口，一人居关而守，万人攻而不取。这个势，是地势之利。
《孙子》上的“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侯（逸），后处战地而趋者劳”（《虚实篇》），是指体力、地势之利。
孙子说：“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那时孙武不可能懂得物理学，当然更不知道加速运动，但他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下来的力量，是很难抵挡的。
四川有种水鸟，绿色的羽毛，像八哥。这种鸟，嘴很尖，它在高空中发现水中的鱼，就将双翅夹拢，依靠全身重量自天而降，有时竟能捉到比自己大几倍的鱼儿。《兵势篇》讲的“其势险，其节短”，就像这种鸟，冲下来很猛（势险），时间又很短促（节短）。这样一来，力量再大的鱼儿也难以抗拒。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在作战斗部署战役布势中，都力求这种险峻之势。这样，敌人想要挡住我之进攻，就犹如“抓沙子搪水，徒劳无功”。
险峻的态势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我们军语上所讲的实力。武松打虎，是在胆量和武功加上喝了十八碗老酒吃了几斤牛肉的综合条件下所构成的力量，造成了有利于武松的态势。老虎缺食而筋疲，武松则是足食饱腹且以死命相对，所以武松最终能置猛虎于死地。如果武松是个没有武功的，又是在饥疲之后，恐怕事情就要倒过来了。
战争中如何发挥“势”的作用呢？
有五点。即：
一靠指挥员的谋略。谋略优势应为兵势之首，多谋善断而得“势”，少谋寡断而失“势”。
二靠部队的数量、素质，即实力的优势（哪怕是局部的优势也好）。
三靠有利的地形（地势）。
四靠掌握有利战机，审时度势。
五靠勇猛迅速，顽强作战。
孙武的‘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也就是这个道理。”
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统一的，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
所谓“正”，就是按照通常的方法部署兵力，进行作战。所谓“奇”，就是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运用计谋，灵活地使用兵力，诸如我军所擅长的伏击、袭击、偷袭、奔袭等。一句话，“奇正”之运用，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变化的。在中国，兵家大凡论兵，没有不引述《孙子》的。那些较有作为的将帅，都是懂得兵法的，并能熟练运用奇兵和正兵。例如战国时期孙膑的围魏救起之战和减灶示弱、诱敌深入的马陵之战，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等战例，画龙点睛地描述了正兵和奇兵在战争中巧妙运用和互相补充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不注意情况的变化，不研究新的战争特点，把兵法原则死搬硬套，是不免要失败的。
出奇制胜有四个条件：
第一，要善于在敌人预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和方向上用兵。
第二，用兵之奇，关键是用在敌人的致命点上，即对敌战略、战役有决定作用的要点上。
第三，出奇制胜的决策行动要快，要有胆略，要周密计划，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奇正相生，讲的是军事辩证法，一定要避免绝对化，战术上永远也没有一种万能的制胜之道。
《孙子》的用兵如“率然”，“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避实而击虚”，“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等表述，是虚和实的中心思想。
知兵势，解奇正，讲的是一般制胜条件。而要正确地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导军队的作战行动，还必须切实把握住虚和实这对环子。
用兵之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为将者的计谋盖出于此。例如“空城计”，三国时的“空城计”是虚构的，但虚构得合理。
虚实运用要得当。诸葛亮的“空城计”是逼出来的，他搞的是虚而虚之，未免过于冒险而带有偶然性。我们要虚中有实，才能稳操胜券，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作战，掌握好虚和实这对环子，有五条要记住：
一是要熟知敌方指挥官用兵的特点，多疑者使之更加狐疑，寡断者使之更加犹豫。
二是虚得合理，虚中有实，切忌虚而虚之的冒险主义。
三是弱军对强军，大体先示之以弱，后发制人，看出敌人破绽之后，再筹奇兵而击之。
四是实中有虚，行动要特别注意伪装，巧妙而合理，使敌人难以预料，难以识破。一般先给敌人以甜头，诱敌深入，方好关门打狗。
五是虚和实是辩证的统一，是变化的。因此，指挥官要聪明、多谋、善断、灵活、主动，才能正确掌握，巧妙运用。
要用兵灵活，掌握战场主动权，巧、猛、疾三个字特别重要。
所谓巧，就是巧妙而精奇。
所谓猛，就是要有猛虎扑羊般的气势。
所谓疾，就是调动军队指挥作战要快、要敏捷。
用兵灵活要体现在巧妙地采用虚实行动。诸如声东击西，佯动于此，实动于彼，奇正变化，因敌制胜。要能“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兵势篇》），“攻其所必救”（《虚实篇》），出其所不意。
战略指挥员要使全局都活起来，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要善于用将。如果用将不当，这个将不能适应战场情况的急剧变化，贯彻不了总的意图，战局就难以“活”起来。三国时诸葛亮用马谡为将，令其守街亭，就是不当的一例。因为马谡是个仅懂得一般战术原则，而不知灵活运用的书呆子。
《孙子》兵法最可贵之处，就是能从战争实际出发，在了解敌情基础上制定战略战术。孙武主张对敌方地域的广狭、人口的众寡、粮物的库存、军队的状况以及我方面攻取的城邑、要攻击的目标，都要查个明白，以作为三军行动的依据。他注重用“间”，推崇：“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故事，认为“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楚汉战争中，项羽之所以败走乌江，自刎身死，除迷信武力、匹夫之勇、残杀降年、分封诸侯、不用人才、缺乏政治远见和谋略思想等原因外，其“多疑信谗”也是一个致命所在。
在“用间”问题上，既要巧于用间，还要警惕上当。我党前段时间的“肃反”扩大化，有的就是听信敌人的造谣和诬陷，自己杀自己，干了敌人想干而干不成的蠢事。一定要接受这些教训，永远记住，传之后世，不要再犯！
最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全军干部一定要注意谋略训练。用兵打仗，施谋定策，创造新的技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军事指挥员必须随机应变，灵活用兵。“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打破思想上守旧的成见，才能使军事学术有所前进。要重视“智囊团”的培养，重视现代化司令部的建设。司令部是施谋定策的机关，要把参谋当成“智囊”。这样才能使指挥员博采众长，集思广益。”
刘伯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参加轮训的团级干部，包括蒋先云本人都深受裨益。
在刘伯承等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红四方面军极大地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更具有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它一经在中国土地上诞生，就如同滚滚浪潮，不断引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也如此，克服了张国焘的错误，纠正了偏离自身发展的轨道。这支部队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用切合实际思想政治工作，武装了红四方面军的头脑。使他们知道，为谁而战，为谁牺牲，知道自己奋斗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从而使这支部队“上下同欲”，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战神！
早在鄂豫皖红军建军初期，就已经展开了形式比较多样，且具有一定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然而，要说红四方面军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最深刻、最广泛、最持久、最有成效的时期，还是现在，即1932年6－8月这三个月的大规模整军练兵时期。这次新式整军，从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把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了更高的境界和更新的高度。正如徐向前说：“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完成红军担负的任务而斗争。”这段话的意思，即是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提高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更多的道理，知道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知道为谁而战，为谁牺牲。
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这样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一、动员工作深入，实事求是地提出口号；二、干部及政工干部火线上能够以身作则；三、党员模范作用强，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四、指定好代理人，保证战斗指挥的不间断；五、战后恢复提高士气，准备再战的工作做的很快；六、火线上注意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整军要求：
思想上要树立必须胜利的思想；
组织上要形成若干能打的部队；
干部队伍要以能打胜仗作为干部考核的最主要的标准，而不是其资历与学历；
领导要在战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以身作则，带头冲锋这一点在早期几位高级将领身上就有这种特点。虽然军事领导人控制队伍、掌握全局而非把自己当冲锋突击队员用是基本原则，但王树声、许继慎、徐海东、刘英等人个个都是猛虎，从来战斗在第一线，而这种作风则被广大指战员代代相传的继承了下来。所以刘伯承曾称赞徐向前说：“你带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曾中生、段德昌、刘士奇等共同制定了《红军战士必读》、《红军须知》。红军须知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红军须知中讲到：“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队伍，要推翻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国际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因此，红军在它的生活行动上，就与从来历史的任何军队不同，所以，每个红军战士首先都要知道下面的一些事：
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不乱拿穷人粮食；三、对穷人态度要亲爱；四、爱护枪不要弄坏；五、节省子弹勿乱打；六、对群众要选传红军主张；七、火线上要对白兵宣传；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