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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化甘油是—种液态烈性炸药．灵敏度很高，生产它需要严密的安全措施。当时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工人们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从盆底通过，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摄氏16度至20度之间。若发现盆内冒烟，即是爆炸的前兆，立即将盆沉入水底。我们的兵工战士，就是在这样简陋危险的生产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硝化甘油的问世，为根据地生产烈性炸药奠定了基础，从而结束了总部军事工业只能生产低级火炸药的历史。到抗战前，大别山上年产发射药136吨，各种炸药2511吨，并能生产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产品。
蒋先云的另一”成名绝技”，就是地雷。抗战中的“地雷战”名震中外，但30年代初还很少人认识到地雷的重要性。蒋先云根据大别山的条件，重点造石雷。大别山有的是石头，取之不尽，制造容易，而且伪装性好，杀伤力也强，当时群众把造石雷的方法编成歌谣：“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敌人来‘围剿’，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
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专门下达了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依靠造雷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会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的爆破运动。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
在军事训练中，蒋先云特别提倡培养“特等射手”，也就是狙击手。这是受许世友回忆录的启发。据许世友在《我在红军的十年》一书中会回忆：第四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王牌军“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蒋先云在红军开展“特等射手”运动，对敌进行反制。由于81式马步枪来不及大量生产，所以狙击手使用日本的38式步枪，该枪精度极高，射程远，但子弹威力小，办法还是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简易做法：将子弹在头发上摩擦，形成“炸子”效应（如锉弹头则会影响射击精度）。
正文 第十六章：宋埠惊雷
6月底，中央苏区的李明瑞、季振同、黄中岳3人通过地下交通线，先后来到鄂豫皖。
蒋先云却在焦急地等待另一人的到来。这就是他要迎上山的第三位“神秘人物”。
7月酷暑，骄阳似火。满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殷红殷红。兰花香气扑鼻。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唱着动听的歌儿。山鹰在低空盘旋。山间的小溪，也格外神气，咕咕噜噜地歌唱着，翻滚着，而后汇聚成一条条小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沿一道200米高的绝壁飞去，形成穿云破雾，凭空作浪之势，地动山摇地向下冲撞，撞人一口深潭，而后又把碎玉般的水珠撒向高空，金光四射，呈现银色而升、金色而落的五彩缤纷的奇观。
红安以西的重镇河口附近一处隐秘山林，蒋先云终于等来了这位“神秘人物”。
只见来人身材高大（身高1。96米），身穿灰布大褂，头戴礼帽，脚穿布鞋。虽然身着便装，却掩盖不住军人的英姿。
蒋先云和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迎了上去：“吉将军，一路辛苦了！”
“是巫山吧，早听说过，今天能看到你真是荣幸。”
蒋先云紧握住吉将军的手，热情地说：“徐总指挥一再吩咐我们，要确保您的安全。总算平安到了！一路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还好，有保卫局的同志一路暗中保护，燕副官也很精明，一路还算顺利。”
在山中一处绿树掩映中的小道观里，蒋先云等人与著名的吉鸿昌将军见了面。随同吉鸿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副官燕鸿甲。
蒋先云请吉鸿昌上山，就是要实现历史上本可以轰动全国、却不幸惨遭失败的“宋埠兵变”。
吉鸿昌是众人熟知的抗日爱国将领。中原大战后，吉鸿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第30师师长。1931年春，蒋介石令吉鸿昌所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驻扎在豫东南的潢川、光山等地。吉鸿昌同情共产党，每次率部在进入苏区“剿共”时，总是浩浩荡荡数千人马，如同“武装游行”似的。碰不着红军即一穿而过，碰上了红军即朝天开枪，沿途丢下不少武器弹药。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吉军到，红军笑，先丢机关枪，后扔盒子炮，都叫红军收下了。”因此，有人就把吉军称之为“鸡军”，说他们驻在白区吃在白区，却把“鸡蛋”下在了苏区，让红军拣了不少便宜。
吉鸿昌不甘受蒋介石的摆布，根据当时的形势，积极组织潢川暴动，准备投奔红军。不料暴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之久，河水陡涨，部队在山上下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左倾路线在鄂豫皖占统治地位，不相信吉鸿昌，竟然杀害了其谈判代表。吉鸿昌失去外援，蒋介石察觉后派几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潢川。二十二路军和蒋军双方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吉鸿昌集合部队于潢川城南的一个大操场上，号召二十二路军的高级将领把部队拉到苏区去。不料在这紧急关头，31师师长张印相提出反对，33师师长葛云龙也说去苏区太苦了，30师89旅的旅长彭国桢虽想支持，但不便公开表态，1个旅的兵力无法突围。正在这时，已叛变冯玉祥的西北军将领李鸣钟来到这里，劝告鸿昌出国考察。面对这种局面，吉鸿昌被迫离开部队，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武汉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30军（原二十二路军改编）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但此时时机很不成熟，吉鸿昌派往联络起义部队的副官燕鸿甲被敌军师长彭振山抓起来，活活剥皮并大卸八块，惨遭杀害。仓促中吉鸿昌只率极少数人逃走。
此次宋埠兵变，吉鸿昌事先没有与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兵变失败后，吉鸿昌一行潜入苏区，鄂豫皖省委对其热情接待，但不予收留。其中主要原因有这样三条：一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苏区境内的红军队伍不多，如果将吉鸿昌收留下来，不仅军事职务没法安排，同时也担心他吃不了红军的苦；二是由于吉鸿昌一再声称他是共产党员，但又没有党的组织介绍信和证明，省委既不便也不能将其接收下来，万一发现或审查出什么问题，如何是好（吉鸿昌是1932年秋在北平秘密入党）？三是对这位名声显赫的西北军名将还信不过，省委个别成员甚至对其抱有敌视态度。吉鸿昌十分遗憾：“我现在和你们一样，是共产党人了，可红军为什么不肯收留我？”还说：“我九死一生来到苏区，你们红军不肯收留我，我只好回家去哟！”
蒋先云自然清楚“宋埠兵变”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他通过胡底，与当时还在天津的吉鸿昌接上头，提前4个月策划“宋埠兵变”。
这次河口会面，季振同、黄中岳与吉鸿昌都是西北军老相识，少不得嘘寒问暖一番。季、黄二人介绍了宁都起义的经验以及起义部队的改编情况，吉鸿昌频频点头。
蒋先云说：“吉将军心怀抗日大业，在天津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令人钦佩啊！”
吉鸿昌感慨说：“老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任凭东三省失陷，‘剿共’却很积极。我认准了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去年潢川暴动失败，这次我来，就是组织30军宋埠暴动，拉出一支红色队伍，以后抗日也多一分力量。对了，我已安排将放在天津的6万银元送来鄂豫皖，敬请笑纳。”
蒋先云问：“搞起义很不容易，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军委会专门讨论了宋埠暴动的具体细节，你们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把握？”
“30师、、特务旅有把握，89旅旅长彭国桢、90旅旅长徐华荣都是我的心腹，但30军的军部和31师困难一些。”
蒋先云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要靠我们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这次暴动最有利的条件，就是30军里面我党已经安插的多名党员已担任要职，主要有30军秘书长李子纯和营长路耀林，我们会给燕副官联络暗号，届时红军主力也将配合暴动，到时暴动就顺利得多。”
吉鸿昌大喜：“这样最好！我有个请求，暴动成功后，请允许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吗？”
蒋先云爽快地答应：“这个军委会已经讨论了，安排徐总指挥和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
蒋先云还向吉鸿昌出示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就组织暴动发来的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称赞吉鸿昌将军的义举，特别说：“要多向蒋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带兵的人，说明我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时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
吉鸿昌看了电报后激动不已，更加坚定了暴动的决心和信心。
宋埠兵变计划顺利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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