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是不可能的，要正面全线硬顶也是顶不住的，只有象刘主席、曾政委说的，集中力量打破它一两个缺口。具体说，必须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至少各打垮敌军一个主力纵队，重创敌军5－6个主力师，才能赢得主动，打破‘围剿’。”
蔡申熙说：“此次敌军就是倚仗十几个王牌主力师，其余部队只是敲敲边鼓而已。敌军号称26个师，但有的师，如豫东南方向的2、76师，是我们年初在商潢全歼的；皖西方向的7、12、46、55、57师，也在苏家埠遭我军重创甚至全歼，虽然重建但缺乏骨干，对我军也十分畏惧。我估计，就象总指挥说的，只要打垮敌军几个主力师，顺带消灭一些杂牌部队，就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段德昌发言说：“此次反‘围剿’还有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地方游击队和群众造了大量地雷，我们可以在阻击敌军前进的重点方向广布地雷，迟滞其前进速度；而在我军主力预定突击的敌军纵队前进方向象征性阻击，诱敌深入。此次蒋介石下了血本，敌军各纵队指挥官摩拳擦掌，意图邀功，我军就可抓住其冒进的一路，集中兵力将其围歼。”
段德昌判断十分准确，蒋先云想。历史上此次国民党军将领一反常态，奋勇争先，如汤恩伯为洗刷前耻，一路大砍大杀突进；83师的蒋伏生更是敢于孤军深入穿插，突袭占领皖西革命中心金家寨，都出乎红军意料之外。段德昌提醒得好。
徐向前说：“我军总的意图是西顶东攻，全力阻击平汉线的敌军中路军主力卫立煌、陈继承纵队，而集中力量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寻机各打破敌军一路，之后集中全军主力对付卫、陈两纵队。我的意见，陈赓、吴焕先的红十军团负责皖西方向，许继慎、倪志亮的红八军团负责豫东南方向，王树声、傅钟的红四军团以及方面军直属部队负责鄂东北方向。”
曾中生说：“为了加强各个方向的指挥督导，军委会决定，旷继勋、刘士奇同志到皖西协助工作，吉鸿昌、李明瑞同志到豫东南协助工作。徐总指挥、段德昌、舒玉章同志和我在鄂东北方向。刘主席、特派员和蔡申熙同志坐镇军委会总部全盘指挥。胡底同志负责情报工作和肃清敌特，郑义斋同志负责部队的供给。”
刘伯承说：“郭述申、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你们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要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一方面要组织指挥地方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赤卫队，广泛埋设地雷，利用地形神出鬼没地对敌进行骚扰，让其步步惊心，吃不好睡不好，使其疲惫不堪，配合方面军主力行动。”
蒋先云此时的思绪穿越时空，沉湎在历史回忆中。历史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根据地遭到极大摧残。主要原因，自然应该由张国焘等的左倾路线负责。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张国焘等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在这一错误估计下，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因此在军事的准备上，群众的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当时省委虽提出了动员3万人参军运动，与动员3万石粮食的口号，但这一口号仅仅是口号，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在群众中，军队中，甚至在党内，在党的领导机关，如分局与省委内，只看到了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景象，而没看到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会必然到来，并且必然还会更加惨酷。左倾路线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特别是大肃反，捕杀了红军中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这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还因肃反造成了部分地区农民的暴动，捕杀了大批的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了地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如敌军打到河口一直进逼红安外围，黄安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积极负责，早已自动来报告了。总之肃反大伤了自己的元气。
具体指挥上，就是盲目作战，疲于奔命。不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与四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争取时间整训部队补充缺额，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使红军取得休息补充的时间，而是西出平汉线，打信阳不下后后再连续南下围攻麻城，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容部署围攻，精锐部队从平汉线突进到苏区的中心地区。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回援，在烈日酷暑下强行军，以疲惫之师逐次投入战斗，与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精锐正面硬拼，以致后来数战不利，未能粉碎敌军的一路。尽管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无比，几次几乎打垮国民党军的王牌师，几次捣毁敌军的军部、师部，终因力量不足和过度疲劳而功亏一篑。部队损失惨重，伤员过万，其中3/4竟是患烂脚病等非战斗减员……
正在沉思间，只听刘伯承问：“特派员对我们的部署有什么意见？”
蒋先云一惊，但迅即清醒过来：“我完全同意，只补充几点意见。一是有刘主席、蔡参谋长坐镇总部总揽全局，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还是到前线去。我想到豫东南方向，与吉鸿昌、李明瑞同志一起工作。二是蛇无头不行，我们红军平时就有逐级接替指挥制度，能保证在指挥员伤亡的情况下仍有坚强的指挥；而敌军完全依赖军官团，我建议组织几支精干小分队，规模不超过1个连，配备特等射手和冲锋枪、掷弹筒等武器以及5瓦电台连蓄电池，深入敌后活动，在群众掩护下，既可轻装潜行，也可换上敌军的军服以假乱真，宋侃夫同志可随时通过电台提供敌军的暗号。小分队的任务不是打击骚扰敌军小部队，主要是寻找敌军指挥部并发起袭击，即使不将其消灭也要将其打乱，破坏敌军指挥中枢。三是此次敌军围攻出动了4个航空队，几十架飞机，对我军是很大威胁。我们作战时除了少量高射机枪，主要还是靠组织重机枪和轻机枪形成对空火力，至少迫使敌机不敢肆无忌惮地猖狂攻击。”
蒋先云还对应突击哪路敌军纵队作了分析、建议。
蒋先云的建议得到在座人员的同意。
只有蒋先云自己知道，此次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很可能是中国内战的最后一战。
只要粉碎了这次围攻，按计划消灭国民党军几个王牌师，就将大伤蒋介石的元气，使其在相当一段时间，一两年内无法组织对鄂豫皖和中央根据地的“围剿”。现在距年底只有一个季度时间，只要拖过1932年，进入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将大举入侵热河，进逼长城沿线，势必掀起全国的抗日怒潮。届时共产党就可与广东方面的叶挺联合，停止内战，逼蒋抗日。所以这次蒋先云的建议存了“私心”，对即将在抗日战场大显身手的国军部队只是阻击、迟滞（甚至主动予以“配合”），而对那些内战内行却在抗日战场消极的部队（如汤恩伯部）则毫不客气地重点打击。
大别山的秋夜，黑漆漆的。然而：
电台在紧急寻呼；
部队频频调动；
电话通讯快速沟通；
一场空前的大战就此打响！
战斗首先在皖西方向的霍丘展开。
莽莽苍苍的大别山主脉，由河南商城南部一路向东南延伸，过牛食贩、吴家店、松子关，在湖北英山金家埔以北突然折转向东，进入安徽境内。在这条主脉的东麓，由北向南一字摆列着皖西三县霍丘、六安、霍山。
苏家埠大捷后，红25军北上乘虚袭占了淮南险隘正阳关，回师时占领皖西重镇霍丘，将根据地一直向北扩展了百余里。为“挡住”红军，蒋介石急将年初从武汉开往安徽的徐庭瑶第4师部署在蚌埠一线。
徐部乃蒋系王牌，全副德国装备，汤恩伯、关麟征、杜聿明等蒋系大将皆出自该师。现在的第4师是4旅12团的超级师，下辖第10旅，旅长王万龄（原旅长汤恩伯）；第11旅，旅长胡琪三；第12旅，旅长张联华；独立旅，旅长关麟征。
9月5日，关麟征的独立旅一马当先，进攻正阳关。
正阳关位于淮河中游，是淮河、淠河、颖河的汇合处。所谓“七十二道也正阳”，指的是上游大别山区的无数条支流，经三河，合流于此地，然后流向淮河下游，注入洪泽湖。它是一个极其繁华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的聚集之地。镇内屋宇鳞次栉比，人口在5万以上。开设的绸缎布庄、杂货商号和粮行、盐行、药行、钱庄等等，不下百十家；茶楼、酒馆、戏院、妓院，遍布大街小巷。素有“小香港”之称。
红军之前已将正阳关的大量物资运到根据地腹地，现在只部署了一个霍丘独立团（游击队），在正阳关稍作抵抗，即弃关而走，向西南撤回霍丘。9月7日，徐庭瑶接到蒋介石全面进攻的命令，全师从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霍丘。关麟征旅和杜聿明的第24团顺利“击破”当地赤卫军的层层阻击，于9月10顺利攻下霍丘。
这是国民党军第一次夺取鄂豫皖根据地的县城，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立下头功，蒋介石大喜，当即予以重赏，并邀请3人到信阳附近的鸡公山别墅亲自接见。黄埔一期生杜聿明这一年28岁，虽只是一名团长，却因治军严谨、有大将之风深受蒋系要员张治中、徐庭瑶器重。在蒋介石的豪华别墅“美龄舞厅”里，美龄夫人同杜聿明跳了一曲华尔兹。蒋介石举杯称赞徐廷瑶此战有功。不久徐升任国民党第17军军长；关麟征的独立旅扩编为第25师；杜聿明晋升少将，升任25师73旅旅长，不久又升任该师副师长。
这一切，都是蒋先云暗中“配合”安排的。
历史上的霍丘保卫战，是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最惨烈的一幕，旷继勋率领1个团的兵力在此对抗12个团的国军第4师，尽管屡次重创国军，终因没有援军和内部叛变而告失败，城破时有2000多名红军战士和群众挤在一条长街上，被国军第4师部队用机枪全部射杀，至为惨烈悲壮。
蒋先云清楚，霍丘地形不利，要守是守不住的，不如就此卖个顺水人情。因为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都是抗日名将，次年初就将奔赴热河抗日前线与日军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