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配赋不均。两税法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各州各道按照所掌握的旧有数额进行摊派。因为战乱，各州、道田亩数额变化很大；情况变化了，再按旧额数摊派赋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税负不平。两税法是按户等纳税，唐朝制度规定，三年一定户等。三年之中，户等升降很大，户等不能随时调整，也是产生税负不平的一个原因。
（3）折钱纳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两税法规定以货币计税交纳，这在我国财政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在唐德宗时，货币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程度终究有限，所以，征税时又要人民折成实物交纳，但在折合中，人民的负担又有所加重。因为在初定两税法时，钱轻物重，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品产量增多，东西多了，物价便宜了。以后，因为对货币的需要量增大，以及政府控制市场钱币的流通量，一些大官僚、大商人乘机大量贮积现钱以逐轻重等原因，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人民就要交纳更多的实物以满足赋税的货币额。从钱轻物重，到钱重物轻，这一变化，人民的负担加重了。当时人陆贽曾上疏税：“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知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其二矣，虽官非减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
（4）按财产征税，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两税法规定按财产的多少来征税，财产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别。如果同等对待，显然不合理。
（5）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造成统治者横征暴敛。两税法是以“量出为入”的办法，来确定赋税总额的，由于支出常无准则，两税法行之不久，政府财力匮乏，便任意加征税课，两税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
总之，两税法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两税法实行后，对唐中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阶级矛盾的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隋唐的盐茶酒专卖
一、盐税及食盐专卖
对食征税，隋唐两代，在不同时期不有同的作法。隋朝初年，依北周之制，对于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开皇三年后，对盐酒免税，史书记载：“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唐初承继隋制，对盐池盐井不加限制，官民共采，并不征税。自隋开皇三年至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前后共计一百三十年间，盐均无税。这段时期，国家赋税收入的来源，主要领先租调的收入。玄宗开元元年，随着需要的增加，开始向盐税征税，但收税很轻。天宝、至德年间每斗盐征十钱。当时全国共有盐池十八，盐井六百四十，都隶属于度支。这些盐池、盐井所产的盐，都要课征盐税。当时安邑、解县两池之盐，岁课得盐万斛，以供京师。沿海产盐的一些地区，则以盐代租粟，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唐代的食盐专卖，始自唐肃宗时期（公元756至762年）安史之乱后，两京陷没，民物耗尽，支出浩繁，财政分割，国家赋税收入，仰赖于四川和江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以产盐著称，所以盐税盐利成为唐王朝的一项重要赋税收入来源。
唐代食盐的专卖办法，前后在差别，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肃宗任命每五琦为盐铁铸钱使。第五琦作榷盐法，规定凡是产盐的地方，都要设置管理机构。盐户制盐要立户籍，称为亭户，国家免去亭户的徭役，让他们专门制盐。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官府收购，不准私卖。官府把盐民那里收买来的盐，按每斗加时价一百钱出卖。盐税盐利收入成为国家赋税收入中的一项重要来源。第五琦的榷盐法，由于盐价提高了很多，在执行过程中，诸州又随便加价，因而流弊很大。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1年），刘晏被任命为度支盐铁使，负责管理国家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项工作。刘晏在第五琦榷盐法的基础上，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了改革，创行就场征税的专卖制度。刘晏认为，第五琦实行的官收、官运、官销的榷盐法，设官太多。官多则民扰。就场征税，即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负责收买盐户所煮之盐，盐官把收购来的盐，再转卖给商人，由商人自由运输到各地销售。除产盐地以外，不再设置盐官。这种办法，即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即组织了财政收入，又减少了国家机构的官吏。刘晏还在商人不易到达的偏远地区设置了常平盐仓，以调节食盐的供应。当市场上食盐供应不足，盐价上涨时，政府则减价出售，官收运销之利。以此来弥补商运、商销之不足，并防止商人垄断盐价，从中获取厚利，以影响人民的生活。为了保证国家的盐税收入，严禁私盐，捕缉私盐。我国缉私制度从此开始。
自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食盐税利六十万缗；刘晏改革盐税制度，实行专卖与征税兼用的办法，至大历末年，食盐税利收入为六百万缗，占全国赋税总收入一千二百万缗的一半，比第五琦开始实行食盐专卖时增加了十倍。其后，刘晏罢官，盐法渐乱，自建中（公元780年至783年）初至大中（公元847年至859年）末，八十多年间，盐税日增，原来一斗加时价一百钱。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请增加盐税，一斗盐加价二百钱。其后，复增六十、一斗盐卖到三百七十钱。唐王朝为了搜刮钱财，盐法愈搞愈乱。除官府增加盐价外，盐商也任意抬价，盐价猛增。盐价愈高，盐利愈大，走私漏税的现象也就愈严重。官府虽采用严峻的刑罚，但仍然禁绝不了走私漏税贩卖私盐的活动。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升降到二百五十钱，河中两池盐，每升降到三百钱。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整顿盐务，革除盐政上的弊端，盐税之利，重归度支。这时，食盐税利为六百六十五万缗。达到刘晏末年水平，以后又增加到刘晏时期的三倍。李巽死后，盐法又乱。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盐池、盐井复为藩镇掌握，盐利被截留，不入国库了。
二、酒税及酒专卖
隋朝初期，隋文帝依北周之例，对酒实行专卖。开皇三年，在实行食盐免税的同时，又废除了酒专卖制度，从此酒亦无税。唐肃宗乾元元年，下诏禁酒。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以财政匮乏，诏令全国各州，核定卖酒户数，令其按月交纳酒税。除核定的卖酒户外，不管公私，一律不准酿卖。又把全国酒户分为三等，酒户按月分等，向政府交纳酒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下令停止私人酒户卖酒。建中二年，再次下令禁民卖酒；为了弥补军费开支的不足，由官府设置酒肆酿卖，每斛收钱三千，有敢私酿者治罪。时间不久，又停止了官府酿酒专卖的办法。贞元二年（公元786年），规定卖一斗酒要交纳一百五十钱，当时一斗酒的价是三百钱，即征收百分之五十的销售税。并规定酒户可免除徭役和杂差。独在淮南、忠武、宣武、河东等地实行榷曲，即对原料酒曲征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即在京城停止实行酒专卖制度，把榷酒钱加在两税青苗钱之上，成为两税的附加税。武宗会晶六年（公元846年），为严密酒榷，实行对酒曲征税，并且官设酒店卖酒，实行对原料课税与酒专卖并行。总之，唐代对于酒的征课，或行专卖，或行征税，或行榷曲，时有变化。至于酒税收入，史书很少记载。太和八年（公元834年），酒专卖收入为一百五十六万缗。其中酿费占三分之一，贫户逃税未计算在内。即榷酒的纯利，达到一百万缗以上。仅次于食盐专卖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茶课与茶专卖
征茶税开始于唐代。唐代以前，尚无饮茶之风。以茶为饮料，唐时从江南传到北方，逐渐盛行。
唐朝初期，茶同盐酒一样，不征税。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根据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对茶、漆、竹木各取税十分之一，以充常平本钱，后来因为收税不多而停征。由于饮茶的人数不断增多，南方很多地方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江、福建、岭南、荆襄、四川都是产茶区，不少人以种茶为业。以茶“给衣食，供赋役”，当时的富商大贾中，很多人都是茶商。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根据盐铁使张滂的奏议，在产茶州县的山场和商运要路，设官抽税，十分税一，当年就得税钱四十万缗，等于刘晏初出时的盐税收入。穆宗时（公元821年—824年），两镇用兵，财政困难，库藏空虚，又在宫中建造百尺楼，费用很大，于是增加茶税，每百钱增五十。文宗时（公元827—840年），王涯为榷茶使，为了增加茶的税利收入，下令让人民把自己的茶树都要移种在官场，焚烧掉人民手中的私制茶叶，增加茶的榷价，由政府实行茶专卖。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不久废弃专卖制度，改行征收茶税。当时，茶税收入较多，据记载：文宗开成年间，朝廷征收矿产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收入。武宗即位（公元841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茶商经过的州县，官吏要帛重税。官府还给茶商特设旅店，收取住宿费，称为“榻地钱”，有时甚至扣留舟车，勒索税钱。宣宗时（公元847—859年），又以江淮茶商私增斤两，每斤茶叶增税五钱，称为“剩茶钱”。天下茶税收入，比贞元时增加一倍。至唐后期，茶税越来越重，私茶也越来越多，虽加重治罪，仍不能禁绝。唐王朝的茶税收入，每年近百万缗，成了仅次于盐税的重要税种之一重治罪，仍不能禁绝。唐王朝的茶税收入，每年近百万缗，成了仅次于盐税的重要税种之一
第四节 隋唐的工商杂税
一、矿 税
隋朝乃至唐朝初期，对矿冶业并不重视，直至贞观初年，还禁止采银。当时全国有金、银、铜、铁、锡矿共计一百八十六个。政府对矿藏的开采、冶炼和铸造，同盐酒一样，初期并不征税。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治书侍御使权万纪曾向太宗建议，开发宣、饶二州银矿，岁可得数万缗。权万纪的建议，遭到太宗的斥责，并把他贬黜还家。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七盐，岁铸钱四万五千贯，输送到京师。其加工和转运费用，平均每贯要花二千钱，成本费太高。高州有红崖冶，出铜很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取铜，恢复洛源旧监，增置十炉冶铸，岁可得钱七万二千贯，除去工本费每贯九百，还可以赚钱。江淮七监，请予停罢。并建议：将山泽之利收归国家所有，由盐铁使管理。金、银、铜、铁等矿产品均作为课税对象。德宗采纳了韩洄的建议。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唐王朝下令重申采银之禁，凡采银一两以上者，笞二十，逐出本界，州县官吏按级科罪。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全国矿税收入，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收入。宣宗时（公元847—859年），因财政需要，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请将山泽之利复归盐铁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