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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1〗1958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导人。这年的11月至12月，毛泽东先后在郑州和武昌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是，党中央、毛泽东仍然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方向是对的，出现问题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同时认为谁要加以否定，那就是“观潮派”和“算账派”，或者简直就是敌对分子。因而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直下。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在分组讨论中发生了分歧，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右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而另外有人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倾倾向。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会议的情况深感忧虑，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后称万言书），希望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他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出现严重问题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毛病。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ZW（〗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6月，第405—406页。〖ZW）〗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彭、黄、张、周被认为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向中共中央“下战书”，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同时，党中央决定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的职务，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此，林彪得以在党内、军内逐步窃取更大的权力。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于8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认为右倾是当时的主要危险。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从而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引向了党内。
彭德怀这位“勇敢的农民的儿子”，这位为人民的事业戎马一生的“彭大将军”，从1959年因直言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党在后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庐山会议前努力纠正“左”的错误是正确的，但后来转向反右，结果，支持了党内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迷信的发展。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遭到重大挫折，人民陷入极大痛苦。突出表现是：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生产1960年是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1030亿斤，低于1952年的水平；棉花生产1960年是1600万担，比1957年减少1680万担；钢的产量1960年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很快又降了下来，1961年只有870万吨，比1960年减少996万吨。同时，油料生产和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市人口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Times New Roman》，植物油人均消费减少23《Times New Roman》，猪肉消费量人均减少70《Times New Roman》。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沿。
第八节 噩梦醒来是早晨
严重的困难和挫折教育了全党，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重要转变。全党上下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在调整政策中，接续了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路线，又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新的经验。
从1960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上述《紧急指示信》的核心是坚决纠正“共产”风，纠正和清理“一平二调”。从思想作风和反腐倡廉的角度来看，当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犯此类错误的干部以农村干部居多数。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全党动员和组织各级领导、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毛泽东本人也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到：“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ZW（〗中央1960年11月18日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ZW）〗并且以他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可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作为他的错误之一例（他还在《十年总结》中说明他在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上同意了过高的钢指标，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错误）。毛泽东在党内做自我批评，希望推动广大干部认识到“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ZW（〗中央1960年11月15日转发湖北省委报告的批示。〖ZW）〗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散失多年、后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还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
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实际上是向全党领导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为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纠正过去政策的错误打开了道路。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经多次修改后的六十条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遏制“左”的思潮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随着思想路线的初步转变，农业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党中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过去被批判的干部和党员进行了甄别，清除了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调整了党内的政治关系，加强了党内的团结。
随着农业政策的调整，工业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坚决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的、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大刀阔斧地整顿企业秩序，在邓小平支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十一个工作组到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从而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使国营企业在条例的框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