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着。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两种不同的观赏反映。一种是以文化批判为目标诉求的，它在揭示权力腐败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一种是以正剧或闹剧的形式搭乘了商业霸权主义的快车，在展示官场腐败并以正义正确的面貌出现的同时，实现了市场价值的目标。它们在印刷媒介完成了本文之后，又可以改编成其他形式，在大众传媒中的流播，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市场价值，但这一部分官场小说的非文学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官场小说是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溢形式。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于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决策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
有的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或者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
第二，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类型的影响。
第三，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不是社会的整体文化，但是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的一部分，就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于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主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权力拥有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把官场的权力争夺和官场腐败仅仅归于商业主义或市场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建立是不够。
事实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
在传统文化那里，虽然“万般皆下品，唯有独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胜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要兼胜天下，就要拥有权力。权力意志和兼胜天下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更多的不能够兼胜天下入朝作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严重。
《龙年档案》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小说，它和我们读过的《羊的门》、《国画》、《沧浪之水》等小说是非常不同的。上述小说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政治文化在中国的深厚的土壤基础，或者说，无论出身于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只要和权力接触，权力意识便会成倍膨胀，权力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与生俱来的欲望。这就是政治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心理难以抗拒的制约。
但《龙年档案》不同。这里边的主要人物都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结构中的主要角色，作者表现这些人物的主要方法，是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不同身份，即改革者和利益集团的斗争。这些人物事实上是十多年前《京都三部曲》的延伸和发展，人物类型和斗争方式并没有超出《京都三部曲》的基本框架。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在中国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和结构故事方式同样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它是《新星》在十多年之后的重新书写。
应该承认，《龙年档案》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它的结构之缜密，叙事之流畅，文字之明快都显示出作家重出江湖之后武功依旧的风采。甚至作家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熟悉，以及参与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和愿望都在许多小说之上。
但我必须坦率地说，这部好看的政治文化小说，事实上是一部类武侠小说，或者说，作家起码在叙事策略上，极大地汲取了武侠小说的方式和技巧。那么也就是说，我在批评这部小说的时候，用的是叙事学和语言学批评的方法。
它特别类似于一个寻仇的故事，主人公罗成也恰似一个武功高强、具有道德意义的武林高手。在整治天州市的过程中，他虽然历尽艰险，步履维艰，但他天上人间飞檐走壁，最终实现了快意恩仇。在塑造罗成这个人物时，道德意义在作家那里仿佛是第一要义，他从一出道开始，就访贫问苦，镇压乡绅，进入天州之后，满眼不平事，然后是“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的勤政，处理上访，解决全市小学教室危改，处理天州机床厂危机，女儿遭害算，自己被累倒，微服私访黑三角，下井解救矿工等等，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磨难一脉相承。如果写成章回体，就是一部地道的武侠小说。在道德的意义上，罗成已经不战自胜。他甚至很少跟自己的对手龙福海正面冲突，但他却在围魏救赵的外围功夫上打败了龙福海。而龙福海则是一个相当脸谱化的邪恶势力的代表，他除了摆弄人头搞阴谋之外，好像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叙事模式同“文革”时期的低头拉车与抬头看路的斗争，新时期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事实上是没有区别的。同柯云路自己的《三千万》、《京都三部曲》的叙事策略也没有太大区别。
在试图反映和揭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中，道德化是一个普遍采取的策略，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清官一定会战胜贪官，乃至大团圆的结局，满足了普通文学消费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这类作品受到普遍欢迎的文化接受心理。但问题是，当下的中国，道德的文学叙事很可能遮蔽了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是否通过道德化就可以解决的。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道德问题？
那么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必须肯定柯云路在反映官员道德生活问题上，他没有把更多的笔墨放在所谓的男女生活问题上。我们很多写官场的小说，如果说这个人腐败，一定要有很多情人，一定要有很多床上戏。我觉得这个处理是特别表面化的。这些东西写多了之后，我就觉得事实上已经贬低了艺术，远离了小说。那么，虽然在许多小说里这是一个拉动阅读的敏感卖点，但可以说，这种最表层的道德问题，在许多作品里只是生理问题，连心理的层面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说人性了。柯云路仅含蓄地有几处涉及到这个内容，他并没有以热衷甚至欣赏的笔触去展开，这是应该肯定的。
我非常赞赏作家推动和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和热情，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并没有在作家的表达中得到充分的揭示，比如，最动人的章节和情节，总是以罗成和农民和苦难和危险的接触相关。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比如国企改造，下岗就业，环境整治与再生产等问题，罗成同样是缺乏主意的。他在天州机床厂的现场办公虽然非常悲壮，但你也总觉得是非常的苍白。机床厂的处理在小说里没有下文，就说明这个复杂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作家的能力和想象。当然，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文学作品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表达这个问题。不能为了迎合阅读，就将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地演绎为大众文学。罗成固然悲壮崇高，甚至于也像作者所说，很唐吉诃德，也实现了寻仇的愿望，但理想化如果失去了复杂性的基础，那么也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些反映官场的小说一样，就流于比较肤浅的乐观主义。
谢谢大家。
制度中的人性奇观与文学的本土化资源
陈晓明：文艺评论家
诸位都说得非常好，也说得非常充分，在很大程度上确实都说得很有道理。每个人基于不同的角度，谁叫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一部作品。对于柯云路这部《龙年档案》的反应本身，也就表明了我们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
记得《新星》出来的时候，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那种反应方式是一致的。也可能人们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但都是非常结论的，非常鲜明的。对于我本人，《新星》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刚才在跟我们先来的一伙人，跟柯云路聊天的时候还说，我当年吃《新星》的演讲费吃了不少，那是我做研究生的时候赚的第一笔钱。那时候到处演讲《新星》，在青年文化宫，图书馆，听者动辄就是数百人。我记得有一次在福州的工人文化宫演讲，听众多达两千多人。
总之，柯云路的作品给我的记忆和冲击始终是非常强烈的。
很长一段时间，柯云路从我们的文坛暂时地退隐了。我想他的退隐在某种意义上是聪明的，柯云路确实意识到这个时代和文学都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变当中，那么，以他的方式如何来介入这个时代，他觉得没有准备好，因此他退隐了一段时期。在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突然又面对柯云路的《龙年档案》，这一点可能对于文坛的所有人都要表示一种惊讶。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这不过是过去的《新星》、《夜与昼》这些作品的一种翻版。确实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东西，但是我想，柯云路这部作品给予我的冲击倒是挺强烈的，让我考虑了很多东西，而且这个考虑的层面是我所不熟悉的。坦率地说，我对主旋律的作品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也没有很深的研究，我关注的重点一直是被称做是“新潮”的那一类作品，现在迎接十六大，我也是抓紧时间学习主旋律。我想，恰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柯云路的这部作品在这个时候出来，以这种方式出来，让我们思考了很多的东西。这不只是说对柯云路原有的作品的评价，和对他现在这部作品的评价，我觉得他提出了这个市场化的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如何重新去发掘它的活力，创新它的资源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说得好听点是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也可能是比较抽象一些的问题。所以我的发言有一个题目，叫做“制度中的人性奇观与文学的本土化资源”。我想可能我的看法和很多同志不一样。大家反复强调柯云路作品的改革、反腐败、对制度的批判等等，我倒是同意何镇邦老师说的那个，他看了书，不存在掉肉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舒畅很痛快的一部作品。吴天明掉肉，很可能是作为一个导演在考虑怎么分镜头，因为他很着急地要把这么一部好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所以他会考虑很多如何分配镜头、如何分配场景这些问题。
《龙年档案》是一部非常舒畅的作品，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柯云路在艺术上的那种成熟，那种机智，那种才华。我很赞成刚才林为进说的。我们现在不断地谈创新，谈突破，我有的时候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眼。比如我们填科研成果的时候，总会有一栏，你有什么突破，你有什么创新？我想，哪有那么容易突破，哪有那么容易创新哪！所以林为进提到这部作品写得很从容。当年克里斯蒂娃评价巴特的时候，说巴特开辟了一个走向从容、启示的时代。我们现在真的能够把东西做得很到位，很精当，很从容，我觉得就非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