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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简括特定时代特征，即人怎样不成其为人的意义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代表性。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杜高先生蘸血述作的本意，显然不是为着张扬自己，更不是为了教训别人。“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相继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作者在袒露灵魂之痛时热诚希望后人能从书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这是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老实说，初读此书时，我叹息，愤激，发竖眉立，从中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勇气和心胸的宽阔；再读此书时，我的内心不只欲哭无泪而是顿生畏惧，我从中看到的似乎不仅是作者充满期待的眼光，还有昨天所透露的历史辩证法的信息。我畏惧的是，当书中所述及的那些名闻遐迩的民族英才被剥夺了自由；当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曾水帆们，这些名不见经传但却堪称民族脊梁的正直生命负屈含冤殒于非命；当徐光霄、陈克寒、刘芝明等一大批曾身居高位奉行过极左路线、却又未能躲过路线斗争的反噬，相继惨死于“文革”时，我应否想一想那时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我只不过是人海中的一粒沙一滴水，我可以因此而原谅摇旗呐喊过、彷徨悲伤过、愤懑困惑过、怒发冲冠过的自己，但历史，我们民族精神理性的历史，能轻易原谅我们对自己的原谅吗？坦率讲，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人淡忘过去，有人回避遮饰昨天，有人掩耳盗铃总想埋葬人们对昨天的记忆，更可畏惧的是，我们对下一代并未尽到应尽的责任。“胡风、冯雪峰是谁？谁是路翎、吴祖光？”“为什么拿了两个没人吃的窝头，就要没完没了的挨斗？”不用过多少年，《又见昨天》就会成为一些年轻人无法读懂的书。是的，不知者不应被责怪，但若让这类无知成了见惯不惊的风气，我们这一代人难道没有责任？如今盛行的崇皇热与奢靡风，其实正是一面可资对照的多棱镜，在这面镜子里，我们除了照见历史的遗绪和时尚的浮华外，是否也照见了某种精神的萎缩和骨气的贬值呢？
“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读《又见昨天》，我感受到了作者内敛的热忱，掩卷之余，我又深为我们常常将不该忘却的事随意遗忘而倍感忧虑。我不担心这本书没有读者，但却担心读者的隔膜，尤其担心人们对昨天的健忘，纸醉金迷，乐不思昔。
（原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30节 谢泳《杂书过眼录》的启示
智效民
谢泳新著《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涉及到的书确实很杂。其中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著，有中小学教材和升学考试指南，有各种年鉴、中英文词典，有大学图书馆和文化名人藏书目录，有老北大展览说明书、清华大学职员薪俸册，还有中华书局股东会议记录、申报上海市民手册以及高粱酒的酿造……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书大多是在太原市旧书市场淘来的。这个市场我也常去，其中不少书我都见过，因为与我的“专业”相距甚远，便只是翻翻而已，有的连看都不看。后来发现谢泳不仅把它们买下，居然还有了很大的收获。
我认识谢泳，是从读他的处女作《禁锢下的呐喊》开始的。这是一本自费印刷的小册子，书的主题是当代报告文学评述，但是他却用大量篇幅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据说这本书只印了二三百册，是赠送朋友的。十多年前，我和他还不认识，就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这本书。当时的感觉很过瘾，也有些震惊。我没想到，在那“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我们这个内地城市还有个年轻人在关注社会良知，思考知识分子的责任。
这本书表达了谢泳的兴趣所在，也奠定了他的专业方向。为了研究现代知识分子，他首先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杂志作为研究对象，并自己花钱多次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其中的艰苦与不便，一般人很难体会。随后，他又开始研究西南联大。这就是他所谓“一个人、一份杂志和一个大擎”的研究思路。
大约在西南联大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每周两天（现已改为一天）的太原旧书市场刚刚开张，谢泳成了那里的常客。谢泳爱买书，除了受母亲的影响外，与他在图书馆的感受有关。他多次对我说，去图书馆看书真不如买书合算。不过，与一般淘书者不同，他买书除了满足自己需要外，还有一种“敬惜旧书”的心理。看到旧书摆在地上，他总怕落在无知者手中，更怕送到造纸厂毁掉。他认为，许多旧书只有到了专业人员手里才会发挥作用。因此他逛书市总是比较贪婪，许多没用的书也要买下。有一套民国年间出版的“古生物志丛书”，我也见过，当时只是随便看看，没想到他却没有放过。后来，他把这套书送给中国科学院的一位新朋友。这种“宝剑赠英雄”的事情，他不知做过多少次。
说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谢泳比较阔绰，才会如此大方。事实恰恰相反，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比较穷的。前些年大家都改用电脑写作，他却一直坚持手写，原因是没有钱。直到1999年《逝去的年代》出版后，他才用稿费买了一台电脑。过去我听说他经常买书送人，只是暗暗佩服他的交友之道；直到读了这本书以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书中说，有一年他去复旦大学拜访葛剑雄，看到葛教授有一个房间专门存放旧书。当时周振鹤也在场，周教授的一句话让他非常感动。周说：“这些东西都是替国家收着的。”可见谢泳买书送书，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
在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情形下，还有人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昵？我想只要对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种品质在那一代人身上普遍存在。依我看，谢泳是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葛剑雄、周振鹤也深受谭其骧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因此才有这种觉悟和行动。
除此之外，谢泳对旧书的另一个认识也值得称道。他说：“我们了解历史，光有历史教科书是不行的，一定要看实物。”他还主张研究历史要像考古一样狠下功夫。闲聊中他说过，看到早年的书籍，那封面装帧设计、纸张印刷质量，能把人带回那个时代。可见，他是把逛地摊买旧书当作参观一个开放性的博物馆了。旧书市场在文化传承上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谢泳的《杂书过眼录》就是很好的证明。
谢泳认为，所谓历史研究，就是要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解读出让人信服的意义，这才是真正有趣的智力活动。我想补充的是，只有多读书，读杂书，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以为当代教育的一大误区，就是专业设置过多过细。这种教育体制很容易扼杀学生触类旁通的想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少年来我们培养了许多专家学者，但最终却难成大器，原因就在这里。谢泳当年在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学的是英语，但是他却在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方面做出很大成绩，这与他喜欢读杂书，读旧书有很大关系。
（原载《文汇报》2004年9月24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31节 我判决自己诚实—《岁月与性情》序
周国平
明年我六十岁了。尼采四十四岁写了《看哪这人》，卢梭五十八岁完成《忏悔录》。我丝毫没有以尼采和卢梭自比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我现在来写自传并不算太早。
我常常意识不到我的年龄。我想起我的年龄，往往是在别人问起我的时候，这时候别人会露出惊讶不信的神情，而我只好为事实如此感到抱歉。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我显得年轻主要不是得益于外貌，而是得益于心态，心态又会表现为神态，一定是我的神态蒙蔽了人们，否则人们就会看到一张比较苍老的脸了。一位朋友针对我揶揄说，男人保持年轻的诀窍是娶一个年轻的太太，对此我无意反驳。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组成了我的最经常的生活环境，如同一面无时无刻不在照的镜子，我从这面镜子里看自己，产生了自己也年轻的错觉，而只要天长日久，错觉就会仿佛成真。不过，反过来说，我同样是我的妻子的这样一面镜子，她天天照而仍觉得自己年轻，多少也说明了镜子的品质吧。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心态年轻也罢，长相年轻也罢，与实际上年轻是两回事。正如好心人对我劝告的，我正处在需要当心的年龄。我大约不会太当心；一则不习惯，二则不相信有什么大用。虽然没有根据，但我确信每个人的寿命是一个定数，太不当心也许会把它缩短，太当心却不能把它延长。我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即使能，我也不想，我不愿意替我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操心。不过，好心人的提醒在我身上还是发生了一个作用，便是促使我正视我的年龄。无论我多么向往长寿，我不能装作自己不会死，不知道自己会死，一切似乎突然实则必然的结束只会光顾别人，不会光顾我。我是一个多虑的人，喜欢为必将到来的事情预作准备。即使我能够长寿，譬如说活到八九十岁，对于死亡这样一件大事来说，二三十年的准备时间也不算太长。现在我拿起笔来记述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就属于准备的一部分，是蒙田所说的收拾行装的行为。做完了这件事，我的确感觉到一种放心。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称作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夏多布里昂把他的自传取名为《墓中划忆录》，对此我十分理解。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已的一生，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人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才需要掩饰或撒谎，自欺者所面对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在写这本书时，我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够理解，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我的目的是给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个坦诚的交代，我相信，惟其如此，我写下的东西才会对世人也有一些价值，人们无论褒我还是贬我，都有了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参考。
当然，我毕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事实上我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