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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推测可以成立，宋淇当年收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后，又遵张爱玲之意“搁开”，这一搁就是整整26年！在张爱玲飘然西去之后，宋淇或者是邝文美先生及时检出这部中篇手稿寄交皇冠出版社（从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1997年10月“特展”时就得到这部中篇手稿复印件，不难判断宋、邝夫妇是在1997年1月至1997年8、9月间把手稿转交皇冠的），使这部珍贵的手稿避免了可能散失的命运，这是值得大大庆幸的。
今年2月，为纪念建社50周年，台湾皇冠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推出《同学少年都不贱》繁体字单行本，紧接着大陆简体字本也将隆重登场。犹记三年前我自美国回国时，行囊中最为珍视的就是这部《同学少年都不贱》手稿复印件，这是承南加大东方图书馆的美意，特许我再复印的。三年来我常常翻阅这部手稿，哪怕就为欣赏张爱玲的钢笔书法，也是很难得的艺术享受。现在这部迄今为止唯一确凿无误的张爱玲佚作小说终于公之于世，对广大“张迷”和“张学”研究者而言，不啻是一个大好“喜讯”。我想读者一定会取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同学少年都不贱》，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也是张爱玲小说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原载2004年3月9日《文汇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60节 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韩石山
前些日子，我去济南参加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趁便要我去讲演，我的讲题是《文学批评的学识与勇气》，讲完之后，学生们提问我答。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要我说说“二余之争”，就是余秋雨和余杰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和余秋雨是同龄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自认为对余秋雨的经历、心态，还是了解的。
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国内我不是最早批评余秋雨的，也算是最早的一个。我只批评他一点。《道士塔》是余氏散文中很著名的一篇。他的《文化苦旅》出版不久，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对他这篇散文作了批评。《道士塔》里说，王道士从集上买回一担石灰，和成石灰水刷佛像，刷了一半没石灰了，打算第二天再去集上买石灰，有事忘了，于是到现在佛像窟里一半的佛像是刷了白灰的，一半没刷。我说，一个严谨的学者，写到这里都要出注的，比如说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凡是写到重要史实的地方，都在后边有一个括号，注明引自《明史》还是《元史》。余秋雨这样写，和说故事一样，谁敢信？这哪里是在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嘛。你写的是文化散文的，是向年轻人传播文化的，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这就是我不佩服余秋雨的地方，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到了哪儿都敢说。
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来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不是出感情的，思想是那些干部出的，感情是那些工人出的。他是写文章的，怎么把文章写得好怎么来。他是1970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到1974年吧，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他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呢？不可能的事。现在都说“四人帮”长四人帮短，那个时候谁要能分清“四人帮”和党中央的话，他就是神仙了。
余秋雨若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硬不承认，就难怪余杰抓住不放了。你不承认，余杰当然就有理了。在这上头，我们不能说余杰有什么不对，年轻人，就要这样较真。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
至于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
我觉得，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想想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少吗。再说什么，你总没当过汉奸吧。
（原载2004年4月8日《文学报》）
第五部分 他山之石第61节 《帝国》的谱系（1）
汪民安
“帝国”（Empire）是对今日全球权力关系的一个高度诊断性概括。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断定：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帝国主权（imperialsovereignty）的诞生。这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帝国（empire）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表明的是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统治形式。现在，帝国主义在衰落和消失，而帝国机器正以新的权力形式在全球运转。新的帝国主权同旧的帝国主义权力发生了断裂。从这点来看，哈特和内格里同他们的左翼同道，在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判断上出现了分歧。对沃勒斯坦这样的世界体系论者而言，全球化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新奇之物，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寻求世界市场，也就是说，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界秩序的断裂。对阿明这样的“左”派来说，全球权力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而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帝国主义方式的一种完善，全球权力关系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后发地区的宰制。但是，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全球化绝非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深化，相反，这是一种新的断裂，全球化激励了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组和诞生。即：帝国秩序正在逐渐取代帝国主义秩序：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为一种单一的帝国力量所替代。这就是他们研究帝国的真正出发点：“一种新的权利观，或者更恰当地说，一种新的权威描述，一种新的标准制定、一种新的法律的统治工具的设计，所有这些都是对契约的确保、对冲突的解决。”
但，帝国和帝国主义发生了什么样的断裂？帝国是怎样形成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帝国和帝国秩序？它实施怎样的权力形式？又运用了什么样新的生产形式？帝国的权力实践又怎样促成了反帝国的权力实践？
这是《帝国》讨论的主要问题。两个作者简单地勾勒了帝国体制，帝国的结构模型类似卢曼的系统论（systemstheory），它的生成动力类似罗尔斯的正义论（theoryofjustice）。具体地说，帝国是对民族国家界线的奋力超越，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有限压制，它四处伸展，囊括了整个世界，帝国要变成一个权威机器，要确立整个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将这个世界纳入到一个充满秩序的等级关系中来。帝国的目光就是这样将整个世界看做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化结构。帝国行动，横跨了所有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的所有运动，都只能在帝国制定的秩序之中找到它的意义。但是，帝国获得全球性的强大宰制力量，帝国能够制定规则，并不仅仅依靠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并不是将蛮横的暴力作为基础，帝国并不是在全球没有名目地仅靠武力而狂妄地驰骋。相反，帝国是在呼唤中出场，是在邀请中成型，“只有被嵌入旨在解决既存冲突的国际共识之链，帝国才能形成，干预才能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共识的区域来支持它的力量。”（15）帝国的干预就这样以国际共识为基础，并写上了正义的名字。帝国发起的旨在解决冲突的战争，就这样变成了正义战争。正义为帝国启动的前提，全球系统为帝国成型的结果。帝国就此成为罗尔斯和卢曼的混成品。这种以正义为出发点，以干预为实际行动，以控制秩序为目标的帝国权利，在两个作者看来，不折不扣的就是警察权利。帝国实践，类似于警察实践。如同警察权力无微不至地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样，帝国现在实施的是福柯式的生命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无微不至，触摸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触摸到民众的意识和身体，社会肌体既由这种权力关系构成，也被整个地纳入到这种权力关系中来，并受到这种权力关系的生产。
两个作者详细地勾勒了帝国主权的诞生过程，即帝国主权的谱系学。这一谱系学的源头是欧洲现代主权。现代主权形式同欧洲现代性一道发展而成，它是欧洲现代性危机的产物——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携带着自身的危机、冲突和争斗：内在性（immanence）和超验性（transcendence）的冲突和争斗。一方面，现代性以人文主义为开端，尊重处在内在性层面上的个体的激情、爱、欲望和冲动，这种冲动注定会引发各种秩序和权威的危机，引发超验性的危机。显然，高高在上的秩序和权威难以容忍这种激情的冲动。这样，内在性和超验性的冲突成为现代性的固有素质。要恢复秩序，要解决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旨在制服内在性的新的超验性就被建立，二元论再次出现。但是，新的超验性再也不是中世纪的本体论意义的上帝了；现在，在哲学上，它是笛卡尔的理性，在政治上，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无论是理性还是利维坦，都是功能性（而非本体论）的超验工具，都是对于激情的控制。霍布斯借助国家主权之力（上帝之力已经遭到了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