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包京生的话。我盯着他的嘴巴，我不相信这张嘴里会吐得出真象牙。然而包京生的牙口真是好，他硬生生用牙齿咬开两听水蜜桃罐头让我们吃。罐头上留着包京生的牙印和口水，朱朱怎么也吃不下去，皱着眉头一副小可怜的样子。我其实也恶心，可就把它当作包京生的肉吧，我恨恨地吞了个干净。包京生乐了，说出了院，一定请我和朱朱吃烧烤。我哼了一哼，说，你请烧烤，还不是阿利出钱。包京生就跟任主任似地挥挥手，把那些不光彩的事情都挥之脑后，他说，官司赢了，我就是有钱人了。我的还不是你的，你的还不是我的，我爸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
朱朱甜甜一笑，说，陶陶、阿利也是你兄弟，对不对？
包京生就亲昵地骂声爹娘，他说，我操！都请，都请。
出了医院，天已经麻麻黑了。朱朱告诉我，包京生并没有撒谎，蒋副校长真的托人来过，还表示要坚决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笑笑，说，班长毕竟是班长啊。
我骂声狗屁，说，明明是浅水凼凼，为啥偏要把它搅浑呢。搅浑了，就能摸出一条大鱼来？
朱朱眨巴着湿漉漉的眼睛，她说，别发火，别发火。我最怕你发火。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她挽着我的胳膊往公交车站走。晚风吹来，街上的树叶哗哗地响，街上的纸屑沙沙地跑，行人都缩了脖子埋着脑袋，匆匆往家里赶去。前边有一只空拉罐，我跨步上去，扬起脚晃当一声把它踢到了街中央。
朱朱叹口气，细声细气地说，你老是这样……没有男孩子会喜欢你的。
我咧嘴一笑，说，陶陶喜欢我。他说了他是死心塌地地喜欢我。
朱朱也勉强笑了一笑，说，谁说得清呢，男孩子的心思。
公交车来了。是朱朱的车。她还要啰嗦什么，我用手托住她的腰，一下子就把她送了上去。朱朱的腰那么细，身子那么轻，活像一个纸折的人儿。她站在窗口边，不停地向我招手，我想，就跟他妈的生离死别似的，把我的鼻子也搞酸了。
那时候在我的心里，朱朱一直是个胡涂小女孩。她是被她的漂亮搞胡涂的，很多男孩追求她，她不知所措，一下子就傻了。上课的时候她把一张张求爱信都揉成纸团，下课的时候她再一张张打开抹平了，拿给我看。她细声细气地说，风子，怎么办呢？风子，我怎么办才好呢？我最烦她拿这种破事来问我。见我心烦，她的眼睛立刻眨巴眨巴着，湿漉漉的了。我的心就软了，我说，朱朱，你也是女孩子，只有被男孩子追得心花怒放的，哪有被追得惊慌失措的。你就先挑一个好上再说吧。她再眨巴眨巴眼睛，泪滴就浸出来了，她扭过身子，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你每次都是这样说。我把她的身子扳回来，我说，好，好，让这些情书见他妈的鬼吧。我就把这些纸片撕成了纸条，再撕成了碎屑。朱朱说，男人真可怕。
我就在心里嘀咕，可怜的男人啊。
朱朱曾经给我讲过，她家有好几个男人，爷爷，外公、爸爸，舅舅，伯父，叔叔，堂兄，堂弟……都硬朗，吃得饭，有力气。有一回外婆烧白油豆腐，油多了就不冒烟，外公夹了一块放到嘴里，烫得哇哇乱叫，隔着一张饭桌，他一拳就把外婆打了个四脚朝天。当时朱朱还只有五岁，吓得躲到桌子下面，连哭都不敢哭。朱朱现在给我讲起这件事，嘴皮都还在打哆嗦。她说，从那以后，看见妈妈烧白油豆腐，她心里就发慌，唯恐爸爸也给妈妈一家伙。好在白油豆腐至今没有出过事，可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出呢？朱朱的爸爸是派出所的户籍警察，白天寡言少语，偶尔说两句，都是正经八百的大官话。晚上就不同了，后半夜回家，钥匙对不准钥匙孔，就咚咚地砸门板。朱朱去开门，总嗅到呛人的酒气。他不洗澡，不脱衣服，不换拖鞋，踉踉跄跄，径直进了卧室，就饿虎一般朝床上扑，朱朱的妈妈就算是一头狐狸精，也是无法撒娇、无处可逃了，狐狸精一下子就成了兔子、老鼠、绵羊、白毛的猪儿，咩咩地叫和咩咩地哭，门没有关，木板床山摇地动。朱朱呢？朱朱说，我就缩在被窝里，恨不得把自己都缩得没有了。朱朱说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总是不插话。我从不把家里的事情说给别人听，就连陶陶我也不说。
我不懂什么叫做隐私权。我不说，是觉得这种事情，给谁说了都是白说。
那个晚上，当朱朱的公交车驶去以后，我站在风中，忽然想到我有一天也会成为哪个男人的老婆吧，也许是陶陶，也许不是。不管是谁，我都要他永远不对我动手动脚地动粗。他应该爱护我，就像我会好好爱护他一样。我宁肯他比我弱，需要我、巴结我、离不开我，哪怕他是一个小男人，苍白、干巴，热起来浑身冒汗，冷起来浑身发抖，就像一只丧家犬。我要他对我好，如同朱朱那样的对我好。当然，陶陶不会是朱朱，也不会是他的任何一个小兄弟。陶陶怎么会巴结我呢？
我忽然发现，我其实对陶陶知道得很少。朱朱也许说得对，谁说得清呢，男孩子的心思……是啊，我弄不明白，陶陶为什么要怕宋小豆呢，为什么要对包京生一忍再忍呢？我真是抠破头皮也弄不明白啊。当然反过来想想，陶陶可能觉得我也是一团糟，或者一团谜吧。谁会相信呢，我们这两个看起来莽莽撞撞的男女，肚皮下还藏了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我的车也来了，是一辆崭新的大巴。它无声地滑行着，画满了广告的车身映着豪华的灯光，就像是载了一车的火焰在燃烧。车上的乘客不多，都靠窗坐着，把头扭向窗外。车朝着各自的家驶去。我是饥肠辘辘的，大家也都是饥肠辘辘的。但我想，我还是跟他们不一样，家里等待我的，只有他妈的一碗康师傅120面霸啊。
第七章 疲倦秀
接下来的几天，高二·一班风平浪静，而伊娃似乎也无所事事，课间也就听不到有人高声朗读她的大作。就像得到一个不怒自威的暗示，课堂上变得出奇的安静……就连那种空话连篇，专讲大道理的课，我们都做出了专心致志的样子。于是那上课的老师就得寸进尺，抖出了威风，把阿利正在偷偷翻阅的张柏芝写真集撕了个粉碎。张白痴！那老师一边撕着一边得意洋洋地说，难怪泡中的学生这么喜欢她，白痴，白痴！阿利虎地站了起来，但坐在他后边的陶陶一掌就把他按了下去。在高二·一班，谁都守着一条界限，不要对阿利过分。阿利
已经习惯了这条界限，他站起来是因为他不知所措，既愤怒也是很惊恐。老师听到背后风声吃紧，紧走了几步再转过身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同学们呵呵地笑起来，他想说什么，下课铃已经响了。
后边一节是语文课，踏着铃声进来的却是宋小豆、任主任和蒋副校长。
我们平时都难得看见蒋副校长，因为他的办公室掩藏在校园的最里边，是一幢孤零零的小楼房，楼前楼后都植着肥大的芭蕉，墙上爬满了青色的藤蔓，就像休闲农庄的麻将馆。他矮小、结实，头发长、眉毛也长，而且都已经花白，年龄却才刚刚过了五十，他后背很厉害地驼着，粗短的手指要么夹着一根香烟，要么不停地在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头发上有很多油，这使他的手指也总是油光光的。他看起来总是很倦怠，也就更加有派头，很像从前那个人老心不老的日本首相×××，而不仅仅是我们合格中学的校长，何况还是副校长。不过，是蒋副校长坚持让师生们叫他蒋副校长的，因为自从老校长调到教育局当局长后，他就一直虚位等待着上级派人来。伊娃在一篇题为《副班长》的作文里写到：
“我要是当上了副班长，我就要让同学们叫我伊副班长，而不是伊班长。一个‘副’字叫出了我的谦逊，也叫出了我必欲去之的心头之痛啊。”
我觉得很好笑，这可怜的瘸丫头，装神弄鬼，谁不知道她又在说谁呢？被说的人只有认吃哑巴亏，你难道还能去对号入座吗？
宋小豆站在任主任和蒋副校长的中间，昂着头对同学们说，包京生和语文老师的纠纷已经捅到媒体，晚报、商报和早报的记者都已经来了，电视台的记者正在路上，如果不堵车，半个小时内也会到达。记者提出要采访一些当时正在现场的同学，任主任和蒋副校长全力支持。事情越弄得清楚，越有利于解决问题，也越有利于维护泡中合格学校的声誉。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同学请举手。
我们第一回听到有这种事情，一时又兴奋又不安，鬼鬼祟祟地，你看我、我看你，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接招，教室里安静得真让人害怕。我转头望了一圈，正和阿利的眼睛对了光，我笑着跟他厥了厥嘴巴，可怜的阿利以为我在鼓励他，或者，他也想报复写真集被撕碎的事情吧，要借机跑到记者面前出出气，于是做出心一横的样子，就把手举了起来。但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同学响应，吓得阿利赶紧又把手缩了回去。但宋小豆已经微微一笑，点了阿利的名字。阿利的脸都白了，站起来抓耳搔腮，扭扭怩怩了半天，说，报告密斯宋，我肚子痛，要拉屎。
换在平时，早就全班大笑了，但今天是鸦雀无声。宋小豆用英语骂了一句“该死的”，一挥手，阿利就跟一颗子弹似地射了出去。
接着就是令人发窘的冷场。不过，我又想，也可能发窘的只是我一个人吧。站在台上的三个人似乎都很坦然，蒋副校长、任主任、宋小豆，就像在比赛彼此的耐心。台下的同学在打哈欠，悉悉索索地搓手掌，翻书本，老气横秋地长吁短叹。我觉得自己真是无聊，又真是可怜，我最怕尴尬的冷场，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打破冷场，不然，一股气憋在肚皮里难受得不得了。我举起了手，就像战败的士兵终于举起了白旗。你知道，这就是说我投降了，是不是？说实话我真傻，我根本不晓得投降的后果是什么。后来阿利告诉我，那时候全班都在耗内功，结果就数我一个人修为最肤浅。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吧？
我举起手过了一小会儿，宋小豆才咕哝了一声我的名字，用的英语也可能是汉语，反正发音都是相同的，都带着吃惊和疑惑。她说，“何――凤――？”
任主任的眼睛已经炯炯发亮，她肯定认出了我曾经和她顶撞过，也断定我会站在包京生一边对付她的小侄儿。但是她不能阻止我，就大声重复着我的名字，把宋小豆的疑惑变成了严厉的喝斥：“何凤！何风！！”我这两个字被咬牙重读的时候，就特别接近何风或者何锋。我不知为什么，我喜欢这样被人叫着。当时我真的很得意，我终于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还把这个可怜的五十岁女人逼急了。
任主任没有想到，她的喝斥让蒋副校长的眼里也冒出了同样的光芒。蒋副校长再次把我的名字接过去，反复地念叨着，“何风，何凤，何凤，何风……”我们都很少听到他说话，正如我们很少和他见面一样。他总是坐在办公室对着麦克风发号施令，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又尖又细，还带着嗡嗡的回音，让人听得心头发慌。当他面对面朝我们念出“何风、何凤”的时候，他的嗓音竟然是浑圆的，有磁性的，而且还是慈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