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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看见了卢璐写的一本书《嫁给刘欢》，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和艺术人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详尽地描述了刘欢来《艺术人生》的前前后后。我不禁钦佩卢璐的记忆力，竟然记住了我们每一次电话的细节。有时候，人做一些事情就是一种职业和生活的惯性。而我的打扰还被赞誉成敬业，谢谢支持和理解！
《六十年代生人》
在“非典”盛行的2003年4月中旬，在30人的集会都要被限制的时候，竟然来了超过额定一倍的观众，大约200人，有的观众甚至席地而坐。刘欢的新专辑是我们再次邀请他的原因，《六十年代生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却蕴涵着一段真实的思考。六十年代遥远的情怀留在今天是一种怎样的记忆？我们在刘欢出生地天津的《每日新报》上刊登了寻找刘欢旧友的启事。也许是因为年代并不久远，我们接到的电话数量几乎赶上了北京的热线，天津朋友的热情、刘欢旧友的爽朗与直率让我们预感到了节目录制时会有的惊喜。在演播室的现场，当刘欢的小学老师一声令下，“刘欢的同学都起立吧”，一群成熟稳重、衣着得体的朋友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钢琴已经听不出旋律，只有掌声代言……刘欢双手掩面而泣，潸然泪下。我们的制片广志站在台口泪光闪闪，这个刚刚做了父亲的大管家，刚才还拿着对讲机张牙舞爪地监视着现场的一举一动，现在不管不顾地“玩忽职守”。朱军手里拿着话筒，任由这一刻在大家的心中蔓延，没有打断老师的讲述，没有追问刘欢的感想，也没有抒发自己的任何感言。摄像的镜头给得不是那么规矩，切换的时候我看到了隐隐的穿帮，然而在剪辑的时候，我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制作中的“瑕疵”。我没有修画面、补镜头，怎么录的就怎么放了出来。那一刻，大家甚至没有刻意地想着“非典”，空气中弥漫的是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和一种绵延的情绪……
常有人质疑《艺术人生》的眼泪，常有人调侃《艺术人生》的“煽情”，我们不想过多地解释，当一种真情怀在一瞬间迸发的时候，抱歉，刘欢没有忍住，我们也没忍住，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忍住……
（本期导演马宁）
他们如同硬币的两面，说不上谁成就了谁。
王家卫，总是带着墨镜的神秘导演。小时候常和妈妈一起看电影；最喜欢的电影是《甲午风云》；曾是优秀编剧；因对电影的喜爱改行做导演；坚持拍摄自己喜欢的作品；可以5年拍一部作品。他说电影就是他的梦想。
梁朝伟，目光深邃、笑容羞涩、脸上写着沧桑的男演员。他说自己生活中内向、压抑，所以选择在电影中释放自己，寻找一个不同的自己。演戏，他一直努力做到已经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为止。
激情现场
一个电影最好是25天就拍完
朱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我们艺术人生做客的是一对非常搭档，他们合作了十年，一共拍摄了六部影片。首先让我们请出这对非常搭档中的一位，有请王家卫导演。（掌声长久）见到你的第一感觉是你真高。
王家卫：你也不差。
朱军：我觉得跟王家卫导演握手的那一瞬间感觉非常好，他会紧紧地攥着你的手，使劲地摇摆。是不是要用这种感觉传递一种信息——“我对你很友好”？
王家卫：通常握手有几种，我害怕那种很轻很轻的，就是碰一下。我觉得握手基本上就是大家见面后的第一个感觉，所以我握手比较热情一点。我想你先要打开自己。
朱军：在你心里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不好的电影，我们权且这么说吧，您觉得什么是好电影？
王家卫：好电影首先必须是可以感动我的。好跟不好是非常主观的，作为观众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电影，就是因为它可以打动我。第二就是老实。有一些电影是做得很好，但是里面有一些虚假，有一些虚伪，那么对我来说无论它们做得多好都不是好电影。
朱军：我们抛开电影，就你个人而言，你是喜欢一见钟情的感觉，还是喜欢慢慢接近，慢慢产生好感，然后再产生爱情？
王家卫：做人很被动的。一见钟情最省事。（掌声）
朱军：从这点上来讲你选择了一个词，最省事，在骨子里还有懒惰的心，可是你做起电影来又很勤奋，一做就是五年。
王家卫：才难呢，对我来说一个电影最好是25天就拍完。我在拍《阿飞正传》的时候非常痛苦，那个电影我会认为是没有运气的。我们拍一个球场，张曼玉跟张国荣的戏，突然之间下雨，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演员，就把他们挪到屋子里去，都改灯了，突然之间就放晴了。你弄好了就不下雨，你搬出去就下雨。拍《重庆森林》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批文，25天一定要拍完，所以我白天写晚上拍。没有批文，也没有脚本，都像抢东西一样，有很多地方都不允许你进去拍，一进去就报警。拍那个电影的25天每天都风调雨顺，也没被警察抓进去。所以每个电影都有它的运气在里头。
朱军：你觉得自己像你电影里面的哪个角色？
王家卫：其实都不像，为什么呢？就好像人家说这个电影是你拍的，肯定是你自己的故事，其实你们不太了解一个导演。为什么当导演呢？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不能做的，在电影里面都可以做，好像是我喜欢去阿根廷就找一个理由去阿根廷拍一个电影，或者是这种爱情我从来没试过，现实生活没这个机会，但是可以在电影里面尝试。每一个时期你都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梦想。我拍《重庆森林》就是因为那个大厦。我是在那个区长大的，大家对那个大厦有很多讲法，我的父亲母亲就说那个地方太复杂不能进去。那个地方是那么多年我都没进去过，但是拍《重庆森林》的时候我一定要进去。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自己闯进去。我记得杜可风扛着机器追着林青霞进去的时候，保安在旁边打，把他的手都打肿了。
《艺术人生》 第二部分电影院里的童年
朱军：为了你的梦想，你可以不惜让你的摄影师挨打。
王家卫：我的头也被打了，因为我在旁边。（笑）
朱军：你也可以忍受被别人打，为了你的梦想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你会吗？
王家卫：这个是我现在不能判断的。我记得拍《东邪西毒》的时候，林青霞在一个瀑布里面，作为一个导演我不能让她一个人下去，但是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要站在那边拉着她。那一刹那没有想是不是危险，我感觉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求这样一个镜头的时候，就必须要跟这个演员在一起。你现在问我会不会为电影付出更多的东西，我肯定告诉你不会的，但到那一刻就不会想那么多。
好像一条找圈圈的狗
朱军：很多地方说你小时候喜欢看的是《甲午风云》这部电影，是吗？
王家卫：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区有很多戏院，大部分都是做C片，或者是那个时候香港的国语片。内地的电影在一个特定的戏院里面看，通常是一些喜剧片。有一天听人说《甲午风云》很好看，我父亲带我去看，我看完非常感动。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在我的童年里面有很深刻的印象。
朱军：是什么感染你了，是舍身忘我的民族气节吗？
王家卫：那个时候你会感觉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惨，我们应该可以打赢的，就差一个炮弹。你会感到邓世昌这个人真是一个悲剧英雄，小时候就那么简单。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场景，有香港的，也有国外的，例如泰国、阿根廷，但是我总觉得它们多多少少还有香港的影子，你觉得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们中国人去哪里都会找唐人街，或者找一个中国餐馆。我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拍片的时候，替我们找景的制景很生气：“我们这么大的城市，为什么你们偏要找那些小巷、那个小街、那个小地方？”因为我认同这些地方，对它们有感觉。无论你去哪里，好像一条狗一样，都会找到同一个圈圈的，这个太难听，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朱军：就是这种小街小巷子是你对香港的印象吗？
王家卫：我从小在这种空间长大，在这个空间就自如了，你突然间给我一个大而堂皇的地方，我怎么搞呢？没着没落的。
朱军：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我是上海制造，香港加工。就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而言，在你的心里什么地方让你更有归属感，哪个更像家乡？
王家卫：其实现在对我来说香港跟上海已经融在一起，我心目中的上海、我记忆中的上海是我小时候我父亲母亲讲的上海。
电影院里的童年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你青年时候的影子，但怎么也寻不着你的少年和童年……
王家卫：我很小就跟母亲到了香港，在香港基本上没有朋友。母亲是一个对电影非常狂热的人，父亲是晚上上班，所以每天白天上完课之后母亲就接我去看电影。我们是不吃午饭的，就买两个包子去看一场电影。所以我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看电影。为什么我说喜欢当运动员，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训练。
朱军：你小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那时候去香港挺不容易的，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带你去了香港？
王家卫：那时候我爸爸在香港做事，因为我最小，所以就先接了我去。之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哥哥姐姐就没出来。
朱军：有一种说法是人有一定距离的时候特别美，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你的家庭也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跟我哥姐他们的沟通就是写信，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们都很优秀，看很多小说，他们看的是苏联文学和巴尔扎克那个时期的法国文学。因为要跟他们沟通，我也看那些很厚的小说，慢慢地也有了看书的习惯，所以我们那段时间虽然不大见面，但是写信沟通还是非常好。
朱军：我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孤独、非常寂寞难耐的日子。香港话和上海话有很大差别，你初到香港的时候跟小朋友怎么交流，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家卫：那时候还好，上海人跟本地人是有距离的，大家不太来往，因为本地人觉得上海人夸张、有派头、不实际，而上海人觉得本地人粗。我拍《花样年华》所有的背景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的社区。里面的上海人都在想，一定要回到上海，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暂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保持着所有上海的习惯。在里面讲上海话是绝对没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