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有过，而且好几次都挺后悔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打论文打到晚上两点钟，好不容易打完了，机器死机了，我所有的论文都没有了，因为写一篇论文你要参考七八本书，有些都忘了从是哪页里面摘出来的。半夜里我哭得很厉害，觉得第二天九点钟我肯定交不了这篇论文了，甚至都没有勇气把那七八本书再翻一遍。你知道纽约那种老房子，管道里面有老鼠。我坐在那儿，周围很安静，管道里面老鼠爬来爬去，那种感觉是挺凄惨的。还有一次，我在纽约大学参加一个三个月的电影培训班，每天中午我们同学都会拿着披萨、汉堡坐在学校的一个广场上，大家一块聊天。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同学问我，杨澜你在中国是做什么的呀？我说做电视主持人。然后他们特别好奇，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好像那个时候，我参加商业演出，一场就有三四万块钱，在199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记得他们四五个人，同时把手里的披萨放下来说：那你还来读什么书啊？
朱军：你都挣那么多了，你还来干什么？
杨澜：因为我一直认为很理所当然的，我就想出来读书，所以他们那么一说，我也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觉得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儿？我想可能还是年轻的时候太好奇了，太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所以那种好奇心已经超越了对风险的评估，人家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一些冒险的事。有一次我回到北外，很多师弟师妹希望我有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就跟他们说，年轻的时候，最大的财富不是你的青春，不是你的美貌，也不是你充沛的精力，而是你有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都不能追随自己心里的那种强烈的愿望，去为自己认为值得干的事儿冒一次险，哪怕是犯一次错误的话，那青春多么苍白啊。（掌声）
朱军：人家说，杨澜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是因为去了美国。我想在美国你可能遇到了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叫挫折，或者叫打击。也许我的这个想像有点太过于偏激。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在美国那段生活，你有没有觉得最难的时候，难到什么程度？
杨澜：我觉得其实美国并没有为难我，虽然有过计算机死机的时候，但是每个同学都遇到过，这些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但是当时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的第一段婚姻是在那个时候结束的，这是我第一次否定自己一段感情，非常痛苦。这涉及另外一个人，我不想多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责任在我。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好学生与约翰·克里斯朵夫
好学生与约翰·克里斯朵夫
朱军：你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杨澜：好学生。
朱军：好到什么程度？
杨澜：好到就是我的成绩在我们年级都是属于前面的。我高考的时候是文科全校第一，然后有一次高考预考的时候，是全海淀第一。
朱军：在我们搜集到的材料当中的，说你在中学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约翰·克里斯朵夫》。你无数遍地读过，爱不释手。
杨澜：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所谓6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犯过很多错误的年轻人，他只有两点很真诚，一个是对爱情，一个是对艺术。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高大全完美无缺，这是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有这么多甚至是重大缺陷的人。而且他的青春奋斗，包括矛盾，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有很强的一种震撼，就是原来年轻是可以犯很多错误的。《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抄在日记本上，傅雷先生写的，他好像也是引用罗曼·罗兰写的一句话：“什么是快乐？只有创造才是快乐，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地上飘浮的影子。”这句话被我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觉得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那才是人生的快乐。
朱军：杨澜说60年代生人，是当今中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杨澜：这不是我说的，有些传媒这么说。但是我们的确小时候理想主义多一些。我觉得这么说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肯定不是特别公平，现在的年轻人有现在年轻人的理想。但是6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大概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那样一种转型，很多东西都感同身受。（掌声）
相信家庭的力量
朱军：父母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的是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从何说起呀，我觉得我一切都跟父母有关。首先，我觉得父母给了我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家永远是有笑声的，我爸爸妈妈永远都跟我是平等的，他们俩感情也很好。这让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家庭都很幸福。他们让我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很正面的态度，乐观、相信家庭的力量、相信应该去努力、相信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其次，他们也从小就教会我一种责任感。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应该挺娇惯的。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不是特别好，爸爸妈妈就把我像大人一样看待，除了周末要扫地、洗床单，还要换煤气、买菜、烧饭。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家庭太紧密了，我也有很反叛的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就迫不急待离开家，虽然我们家就在北外，而我又在北外上学，完全可以住在家里。有一年父亲出国了，就妈妈一个人在家，她非常希望我在家住，但是我就一定要到宿舍去住。周末回来拿起几件干净的衣服马上就走，那天妈妈哭了，她说：“澜澜，你就不能在家多待一会儿吗？”可能年轻人真的不是特别懂父母。但是总的来说，父母跟我是很好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宝贝。（掌声）
朱军：虽然你是学外语的，到了美国以后语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毕竟你要面对那样一个陌生的世界，你心灵上的那份孤寂、惆怅应该还是有的。
杨澜：偶尔有。到了那儿以后，很快就有我的朋友圈子了。费翔，还有圆子，成方圆当时也在美国，我们留学生里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外国的同学。
朱军：当时国内好多地方都在传，说你要嫁给费翔了。后来就在大家都说杨澜要嫁费翔的时候，有一个叫吴征的人，娶了杨澜。说到了吴征，其实我们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反差挺大的。他身上什么东西在吸引你？
杨澜：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你要嫁的那个人得符合好多条件，比如说他身高得多少，他帅不帅，他是不是有上进心啊，他是不是很愿意倾听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爱情就是你看他一眼，你就觉得喜欢他，是一种气质上的默契，根本跟那些条条框框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吴征很吸引我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我不喜欢城府很深的人。我喜欢那种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活得很敞亮的人。很多男人的眼睛是不透彻的，是混沌的，模模糊糊的，但是我觉得吴征的眼睛很亮，他很坦荡。他是一个永远有热情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不开心的事儿，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遇到他多么不喜欢的人，他永远充满热情再做下一件事儿。永远都有那么多的主意在他的脑子里，他永远对这个世界特别有好奇心，就像一个大男孩在寻宝一样。
朱军：所以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以后，让你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澜：对，我觉得永远有好奇。但是就是生活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追不上他。
朱军：有一种说法，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她一下子就踏实了。你觉得你踏实了吗？
杨澜：我觉得心里面踏实。虽然行色匆匆，老在机场穿梭，其实我心里很踏实。
朱军：那你觉得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杨澜：做了母亲，一个是有牵挂，第二个是觉得这世界很美好。我特别想跟很多女性朋友提倡的就是，中国的妈妈应该更多地母乳喂养孩子。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的。其实那些什么改变体型了，什么变得不好看了，都是过去吓唬人的。有时候孩子还会有一些问题，你要跟他们解答。比如说最近，我儿子班上的同学都乱吵乱闹，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他们。那些小孩都觉得很难过，我儿子就说，他代表大家画一幅画送给老师。他就画了幅画，但是他送给老师的时候，老师还在气头上，老师就一下把那画搁在旁边了。儿子就觉得很委屈，把那幅画拿回去撕了。他回来跟我说这件事儿，这个时候就得慢慢地跟他讲。比如说，要跟老师说清楚这幅画是代表全体同学跟老师说对不起的。我说，这个世界上，不是你的每一次好心都会被别人理解呀，你也不用把它撕掉。跟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大人成长的过程。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商人
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商人
朱军：你和吴征结婚以后去做了“阳光文化”，曾有一段时间还是董事会主席。你觉得这一段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澜：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是我对自己做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让我看到了一些更大的善和更大的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苦不堪言的，有的时候是特别的劳累，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但是走过以后，回头一看，特别值得。我觉得我这五年学到的东西，可能比一些人十几年，二十几年学到的东西都要多。第一，我的确是为了一个理想在奋斗，而且应该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加可以操作的模型，或者是更加可行的一条道路，再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第二，我非常感激的是，在我一路的摸爬滚打当中，我的丈夫一直是陪伴我的，他是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已经告诉我，虽然你要追求的理想很好，但是这个商业模型选得不对。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特别执着，我说我还要再试一试，我不相信走不过去。吴征跟我说，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做，那我就陪你做。（掌声）
朱军：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一个一直以来都被别人捧在掌心里的鲜花，突然有一天不得不为了某一个商业目的而放弃了自己的自尊，那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杨澜：我不认为我牺牲过自己的尊严。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第一，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商人，第二，我真正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有多难。在做“阳光”之前，我可能还跟很多所谓的文化人一样，有一种轻商的观念。这几年的商海沉浮，让我对那些有抱负又很努力的企业家和商人充满了敬仰。而且我一点都不认为，商业是丢人的事儿，是需要你放弃尊严的事儿。很多人都问我，杨澜你到底是一个商人，还是做电视的人。我说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电视人，是一个传媒人，但是我正努力地学习商业，因为我觉得中国并不缺文化人，但是中国实在太缺懂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