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以便找到任何也许能够帮助史蒂文森的蛛丝马迹”。
《化身博士》写于1885年十月。那一年英国的医学报纸一整年都淹没在各种有关这种从一种已知的兴奋剂古柯中提炼出来的神奇的新药可卡因的报道中。那年的冬天光《柳叶刀》就刊登了22篇关于可卡因的报道。可卡因真的提供了《化身博士》背后的灵感和动力吗？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不过这难道不是非常可能吗？
正如哲基尔的神秘药物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可卡因的麻烦之中。华生有一次告诉我们说，福尔摩斯整整三个月每天注射三次可卡因，结果他的胳膊和手腕处“布满了数不清的针眼针疤”。他显然不赞成福尔摩斯服用可卡因，还提醒他戒掉药瘾，但是他除了说这也许会导致福尔摩斯“身体永久性虚弱”之外，也找不出什么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华生在1888年没有提醒福尔摩斯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或是提醒他可卡因有毒，这一点非常合理地说明科南道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过量服用可卡因的危险，或是对此不太在意。如果他对可卡因有这么多了解，那他就会认识到任何三个月来每天静脉注射三次可卡因的人都已经染上了极重的毒瘾。
尽管科南道尔没有这么说，许多福尔摩斯评论家还是从这位世界最伟大的侦探后来的冒险经历中找到数不清的蛛丝马迹，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长期持续使用可卡因，再加上华生离开了他（结婚了），福尔摩斯显然陷入了绝望和——也是更危险的——无聊的泥沼之中。据说他服用可卡因达到了渐渐出现妄想症的程度。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皮肤下面有虫子，福尔摩斯也开始觉察到所有的事物中都有犯罪活动发生。可卡因让他坚信——如果大多数人用了足够的可卡因的话，都会相信——他周围有有关巨大的错综复杂的阴谋，但是只有他才能看到。根据评论家的说法，福尔摩斯1890年消失在莱辛巴赫瀑布前的最后一次冒险，《最后一案》，正是他的妄想症发展到很深程度的例子。
《最后一案》的故事围绕着一个罪犯头头展开，他狡猾得连福尔摩斯都无法跟踪他。当然，华生很幸福地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他疯狂，激动——身体消瘦——的前同事兼朋友意外来访。福尔摩斯冲进房间，马上要求关上百叶窗，迅速在屋里飞奔了一圈，检查是不是都关好了。问他为什么这样，他承认说自己害怕有“气枪”袭击，也没有解释什么，就告诉华生说他不能走前门，必须从后面的花园翻墙走。接着他的妄想症露出了端倪：
“你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莫里亚提教授？”他问。
“从来没有”。
“唉，真是见了鬼了！”他叫了起来，“这个人渗透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却竟然没有人听说过他”
福尔摩斯的幻觉同所有妄想症的阴谋理论一样，具有两个典型特征：阴谋复杂得可怕而且很重要；整个世界都很幸福地丝毫没有注意到它。福尔摩斯证实了这个看法：他妄想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般的莫里亚提的细节：
“多年以来里我一直都意识到这个犯罪分子后面隐藏着某种力量，某种深藏不露的组织力量，它永远挡着法律的道，庇护作奸犯科的人他是罪犯中的拿破仑，华生。他是这个伟大的城市里一半的邪恶和几乎所有未被发现的罪恶的始作俑者。他是个天才，哲学家，抽象思维思想家。他有第一流的大脑。他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个蜘蛛坐在它的网中间，但是这张网有一千条射线，每一条射线的每一次轻微的颤动他都了如指掌。”
《最后一案》，科南道尔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福尔摩斯外从来没有人正经八百见过莫里亚提。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福尔摩斯此前已经染上了可卡因瘾——还有他后来回来后不再使用这种药——便可以提出这种看法，即实际上莫里亚提并不存在，他只不过是这个让可卡因弄坏了脑子的侦探想象出来的人物。就像别的瘾君子从皮肤下面抓想象中的虫子一样，福尔摩斯在抓他凭空想象出来的敌人。
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还可以当成个寓言来读：瘾君子福尔摩斯被他阴森森的死对头莫里亚提追踪，而莫里亚提或是代表可卡因，或是代表毒瘾本身。福尔摩斯两年半后回来，他的身体健康得多，也不再服用可卡因，这就说明华生对他在瑞肯巴奇瀑布失踪的叙述是误传，是想要对公众隐藏真相：也就是说福尔摩斯是离开英国道瑞士的某个地方戒毒去了。人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疗养院（尽管一部新福尔摩斯小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中提到，福尔摩斯得到当时世界级的可卡因专家西哥蒙。弗洛伊德的亲自治疗）。这次失踪回来之后，华生还是很担心福尔摩斯的安全会受到这种药的威胁：
我开始害怕这种无所事事的时期，因为经验告诉我，我同伴的大脑异常地活跃，如果不给它什么东西琢磨是很危险的。我多年来渐渐让他远离了这种一度威胁到他杰出的职业生涯的疯狂的药物。现在我知道，正常情况下他不再渴望这种人为的刺激物，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撒旦并没有死去，不过是睡着了
《失踪的中卫》
据推测福尔摩斯还是重新回到可卡因身边，致使他再一次被迫离开犯罪调查工作——就是著名的从1895年十一月到1896年冬天这“失踪的一年”，接着他故态复萌，于1897年三月到1898年夏天再次没有解释就失踪了，当时华生说带他去康沃尔进行“修养治疗”，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福尔摩斯最终早早隐退，定居在撒希克斯，最终摆脱了可卡因，经常游游泳，拍拍照片。没有证据表明他后来是否旧病复发；也许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最终吸取了教训。
夏洛克。福尔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理应明白是非不让自己冒可卡因之险的人。因为随着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浪潮席卷西方，吗啡瘾君子，医生和专业人士都幡然醒悟的时候，另一个人——完全熟悉这种药的种种危险的人——仍然同可卡因纠缠不清。这个人已经有了一次从可卡因那里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似乎还是奇怪地与可卡因交织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可卡因给大多数医生制造了数不清的问题的时候，单就这个人的经历而言，它也许最终要对他最重要的发现，也是二十世纪科学中意义最重大的活动负责。这门科学就是精神分析学，这位科学家就是——还是——西哥蒙。弗洛伊德。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第19节 渴望弗洛伊德，害怕弗洛伊德（1）
依常理推测，经历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卡因上瘾的事情之后，弗洛伊德停止服用可卡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他自己所了解的危险限度，甚至在1891年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悲剧性的死亡之后还在继续服用。1885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他获得了去巴黎学习的奖学金，在著名的神经学家马丁。夏尔科门下求学。
十月份到巴黎后，他提出为夏尔科将医学论文翻译成德文，从而迅速打进了他的内部社交圈。从此他便可以参加这位伟大教授著名的聚会，巴黎城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就聚集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交换意见，公开展示自己的博学。弗洛伊德吓坏了——他给玛莎写信说他在这些场合靠服用可卡因来帮助自己放松。因此我们发现，他出去参加宴会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打上白领结，戴上白手套，换件干净衬衣，小心地梳理一下我最后剩的那点头发等等。 再来点可卡因，好解开我打了结的舌头…”
但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只在这种场合才服用可卡因。平常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觉得孤独，思念玛莎的时候他都服用可卡因。这种药可以使他变得饶舌，他似乎很喜欢这个症状，两个星期后写信告诉玛莎说：
刚才服的一点点可卡因让我变得非常健谈，我的小女人＇两页后＇我在这里傻乎乎地向你承认，亲爱的，真的是没有其他任何原因，只是因为可卡因我才说了这么多的话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86年二月二日，引自 马森（编），1985
在正式的场合，可卡因是唯一能让他保持清醒的东西。这封信接下来谈到他另一次夜晚同巴黎社会上的女性老前辈们外出，他说，这个夜晚“无聊得让人要爆炸，只是那点可卡因才让我忍住了”。不过第二年九月回到维也纳，同玛莎结婚后，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减少了：既然他的未来已经很稳定，他似乎不再需要这种药了。然而这就结束了吗？他的自传作家希望我们这么认为。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其实他继续服用可卡因的真实情况要更加离奇——而且更加隐蔽。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实际依赖程度一直不为人知，直到他结婚五十年后，他的一批私人信件在柏林的一家古书店出售，这一真相才显现出来。这些写给柏林的一个名叫维亨。弗乐士的年轻医生的信件，让人们惊奇地了解了他当时的思想过程。信件集中在1887到1904年间这两个人之间奇特而又颇有成果的友谊上——围绕着两个人都服用可卡因而发展起来的友谊。有人说，正是这种友谊促使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的到来，并最终产生了精神分析学本身。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要求，这些信件本应该毁掉。它们能幸存到今天，是一系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的结果。
1936年，弗乐士的遗孀把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交给了一个德国书商，委托他卖掉。他把信带到了巴黎，碰巧拿给一位名叫玛利亚。波拿巴的希腊兼丹麦公主看。波拿巴又刚好是弗洛伊德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她马上意识到这些信件的价值，便花了100英镑把所有的信都买了下来。接着她写信给弗洛伊德，告知他信件的存在。他回信说非常感谢她把它们从市场上买了回来，并要求她把信毁掉，因为这些信里包含有令人难堪的内容：“我们的通信是你所能想像到的最亲密的那种。要是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那将会令我极其难堪我不想所谓的后人了解任何一封的内容。”
但是波拿巴不愿意烧掉它们，还透漏说当时买信时他答应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永远不能还给弗洛伊德家族。她于1937年把信寄存在维也纳的罗斯奇尔德银行保管，但她刚办完这件事，德国就入侵了维也纳。罗施尔德银行是犹太人开的，有纳粹在城里，它里面的东西也不太可能安全，所以她利用自己可以自由进出的王室身份，再次领回了这些信件，把它们偷偷带到巴黎，但三年后巴黎也陷落了。
波拿巴迅速逃往希腊，把信留在了丹麦公使馆。这些信再一次被偷偷运走——这一次是放在扫雷舰里——到了英国。为了以防船在途中被鱼雷击中，这些信都用防水材料包了起来，还系上了“浮标”。幸运的是，它们一路安然无恙。它们在英国又呆了十年，一直没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