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惕气急，当场掏出一块钱拍在桌子上：“只要你修好它，这一块钱就是你的。”
“好，你等我一下。”
方文惕莫名其妙看着我出去，不知我要做什么。待到看见我拿了一个万用电表过来，才露出惊讶的神色：“小俊，你当真会修？”
我懒得跟他废话，叫他让过一旁，袖子一捋，把出积年手段，方文惕眼花缭乱之际，那收音机已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悦耳声音。
我也不去理会目瞪口呆的方文惕，收好万用电表，拿起那一块钱，施施然出门。
“小俊，小俊，你等一等……”
“怎么，要反悔吗？”
“不是不是，哪能呢，咱怎么说也是个带把的男人，哪能说话不算数……”
“那就好，我走了呀，买糖吃去。”
“别急别急……小俊，你这个是跟谁学的？”
“跟我爸爸啊，他以前是修理技师。”
“难怪难怪……哎哎，小俊，哥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你可不可以教我修理无线电？你放心，我不让你白教，再给你一块钱去买糖吃好不好？”
我原本要答应，但他的态度让我很不爽。什么嘛，既要拜师又想将师父当小孩子耍，大没意思的家伙。
“嘿嘿，你想得倒美。一块钱就想拜师学艺？”
方文惕脸一红。
“这样吧，以后这些无线电，我帮你修，修理费一人一半，怎么样？”
“那……也行！”
瞧他那样子，必是打定主意偷师学艺了。不过那也没什么，一块两块钱的，现在或许有点用。难道将来还能再靠这修理的手艺混一辈子？假如这样的话，我就该是史上最无能的穿越者了，还不如买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
红旗公社的宣传工作，由于有周先生这样的“大腕”加盟，搞得风生水起。他编了许多快板，顺口溜和地方戏短剧，叫公社文工队操演熟练了，至各个大队循回演出，大受欢迎。
只不过这个“编剧”，写的是老爸的名字。
见周先生干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居然干的十分乐意，我不免十分感叹。先生这也是憋闷得很了，整整六年时光，他一个饱学鸿儒在麻塘湾插秧锄地，五十岁不到年纪，磨得如同六十岁的小老头。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点可怜的机会，也就忍不住暴发起来了。
但我也知道，这种现象只怕难以持久。
因为红旗公社目前宣传的主体方向，与县革委的文件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周先生宣扬的最多的，乃是“稻田养鱼”一类的农业技术知识，当然也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对于中央理论方针却是避而不提。王本清崔秀禾迟早要发难。
无论哪个领导，都不容许手下有这样“大逆不道”的部属出现。
七七年七月初，红旗公社开始全面收割早稻。三个多月前放养的鱼苗，大面积丰收，全公社四百二十亩水田，基本上没有发生严重病害，大的鲤鱼鱼苗长到了三四两，个别竟有达到半斤的，小的也有二两，虽然还没有全部起网捕捞，保守估计平均每亩也能产鱼六十公斤左右，每个大队凭空增收了两千余斤鱼。尽管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两斤左右，对于常年吃红薯米饭，难得开一次油荤的农民，实在是一注了不起的财富。看着稻田里不时跃出水面的鲤鱼鲫鱼，社员们一个个喜笑颜开，笑得嘴都合不拢来。
严主任和老爸自是兴奋异常，严主任甚至又买了个猪头一锅炖了，再煎了几条鱼，叫上大家海吃了一顿。不过这次，严主任却特意声明是为我酬功。
周先生、师母和大姐这才知道，“稻田养鱼”的首倡者，竟然是我这个小屁孩。
正当大伙沉浸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之中，县里召开干部大会，并且点明各公社一把手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职必须参加。
“终于要见真章了。”
严玉成得到通知，反而松了口气。
兴许因为等待得太久的缘故吧。等待历来是最让人心焦的。至于见了真章之后是个什么结局，却在其次了。
通知会议开始的时间是次日上午八点半。红旗公社离县城十几华里，不算远。问题是红旗公社没专车。整个县革委，也才两台北京吉普。至于红旗公社的直接上级机构——台山区革委会，也没有一台专车。每天倒是有一趟农村班车往返红旗公社与县城，却是在上午十点。因此严玉成与老爸要想准时参加明天的干部大会，必须今天晚上赶到县城，而且选择无外乎两个——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有自行车骑当然还是不走路。红旗公社的专车，就是三辆自行车。
既然周先生已住到公社，严主任和老爸自然要先和他商议一下。我也就是在他们商议的时候，知道了这回事。
“玉成，你有没有打电话问一下县里的熟人，这个干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问过，县革委办公室的江主任，是我以前的老同事，他说这个大会主要是布置下半年的革命宣传工作，王本清亲自主持，具体内容却不清楚。”
“看来上头拿定主意了。”
周先生有些忧心忡忡。
如果是他自己的事，他是决然不会如此忧心的。这人脾气犟得一塌糊涂。但事关得意门生与莫逆之交的政治前途，不免颇为焦虑。
严玉成表情轻松，淡淡道：“那又如何，大不了不做这个干部就是。”
老爸也道：“就是。咱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
周先生灿然一笑：“倒是我多虑了。你们去吧。”
我忽然说道：“严伯伯，爸爸，我也要去。”
老实说我是鼓起勇气提这个要求的，不成想严玉成与老爸对视一眼，居然同时点了点头。看来几次出位的表现，已经博得他们对我的认可。
于是我坐在老爸自行车后座上，颠簸了十几里山路，忍受着屁股和两腿内侧一阵阵火辣辣的刺痛，终于在入夜时分赶到了县城向阳镇。
严玉成的爱人在县城上班，小孩也在县城上学。他当然要赶回家里去享受天伦之乐。他也邀请我们去他家里住一晚，只是咱们爷俩，如何肯去做这种超级电灯泡？自然是敬谢不敏。
老爸带我去向阳镇解放后街的面馆里吃了一碗牛肉面。
上辈子我这个年龄该当已在向阳镇上学了。解放后街倒与我记忆中一模一样，连面馆里做出的牛肉面，味道也与前世不差分毫。到二十一世纪时，解放后街的牛肉面可是成为了向阳市的经典名吃。
吃过牛肉面，老爸去招待所开了一间房，父子俩洗洗睡下，一夜无话。
次日，向阳县宣传工作干部大会在县城最恢弘的建筑——向阳大礼堂举行。各区、公社革委会主任，主管宣传工作的副职，县直机关单位一二把手，悉数参加，约有两百余人。
向阳大礼堂门口的马路上，停放着一排排的自行车，场面蔚为壮观，比之后世一排排的小轿车，似乎也不惶多让。最前头空出几个位置，想必是为县革委的那两台吉普车预留的。县里的头头们，总是要等参加会议的人员基本到齐了，方才姗姗而来。
这也是官场的一种讲究，不如此何足以显示领导身份的尊贵？
老爸和我早到了十几分钟，在大礼堂门口与严玉成会齐。严玉成*人头熟络，不断与熟人握手寒暄，当然也不忘将老爸介绍给各路诸侯。看那些头头脑脑的神色，并无异样。大约他们也只是将这个干部大会当成普通的工作会议。革命时期会多，动辄召开万人大会。虽然这个会议规格颇高，大家也见怪不怪了。
这样规格的会议，保卫措施却并不十分严密，除了县革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进门处维持秩序，大礼堂门口只有三五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人员转悠，看不出什么紧张来。
当时老百姓普遍胆小，这旮旯集中了向阳县最有权势的两百人，闲杂人等，早就远远避了开去，谁敢跑来凑热闹？
我人小个矮，拉着严玉成的手，隐藏在一群干部之间，毫无困难混了进去。也有干部发觉了我，都只是笑笑，毫不理会。谁会在意一个小屁孩呢？
刚一进门，主席台上一个巨大的横幅便映入眼帘。
“向阳县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理论方针动员大会”。
我心中“突”地一跳。看来我们事先的设想是对的，王本清忍而不发，是因为尚未摸准上头的意向。如今这么大张旗鼓宣扬中央理论方针，料必是得到了上级的明白指示。
向阳礼堂大得很，足足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两百人开会，自然都集中在前面几排。我这时却不便再和老爸一道。在一大堆神情俨然的干部中间，忽然多了这么一个小孩，未免过于突兀。
于是老爸让我在稍微靠后几排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下，吩咐我不要乱跑。
我点点头。
对这个会议的关注程度，我丝毫不亚于他们，哪里会乱跑？
人员基本到齐之后，大约又过了两三分钟，突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却原来主席台一侧，一长溜穿着笔挺中山装，红光满面的中年干部，正鱼贯登台。
走在最前头的那个，约莫五十岁年纪，身材瘦高，戴一副黑框眼镜，长条脸，薄嘴唇。不问可知，定然是向阳县的一把手王本清了。
一见王本清的模样，我便心中不喜。倒不是对他有偏见，而是这种容貌的家伙，大都阴狠刻薄，手段毒辣，偏又狡猾多智，不好对付。相比之下，昂首挺胸，趾高气扬走在第四位的崔秀禾就显得不足道了。这种将什么都写在脸上的人，如果没有王本清撑着，基本没法在官场混。
我数了数，主席台两排，前排九人，后排八人。当时不兴写名牌，反正位置怎么排，谁该坐哪里，大家心里都有数得很。前排的九位，应该就是县革委会在任的九位正副主任，后排八位，年岁较大，该当是退二线的老干部。大革命期间，许多老干部纷纷被打倒，整个向阳县够资格坐在主席台上的，也就这么区区八位老人了。
县革委办公室江主任提供给严玉成的消息，与事实略微有点出入。大会不是由王本清主持，还是由副主任兼宣传部长的崔秀禾主持。
崔秀禾不愧是造反派出身，讲起话来中气充沛，声音洪亮。拿着讲话稿，足足念了一个小时，翻来覆去强调中央理论方针的重要性，指出这个理论方针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最高行事准则。估计许多话都是他的秘书自几家主流大报的社论上照抄而来。
“……下面，请向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本清同志作报告……”
掌声又一次参差不齐地响了起来。
原本被崔秀禾弄得昏昏欲睡的我，也不觉精神一振。嗯，主角终于要上场了。
“……同志们呐，这个理论方针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最高政治准则……县里今年三月份就下达了专门文件，要求各区各公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理论方针的指示精神，绝大多数区和公社做得很不错，工作做得很到位。比如莲花公社和古镇公社，成立了专门的宣传队，挨家挨户宣传中央的指示精神……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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