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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加爵身上，大家没发现任何道德品质方面的问题，比如欺骗、偷窃等。
大一时，寡言少语的马加爵试图改变自己孤僻的个性，融入大学的文化。他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学说，看其他同学幽默地开玩笑，他有时也想表现一番，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让大家觉得他很可笑，情况越来越糟糕。他开始怀疑一切，变得有些神经兮兮，而且脾气越发暴躁乖戾。
有时其他人在宿舍一起说笑，他就认为笑声中包含对他的嘲弄，为此少不了动怒吵架摔门。逐渐，他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小，发脾气的叫声却越来越大。伴随时间的推移，他同寝室室友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
当他在篮球场打球时，如果别人没打好或不小心撞到他一下，他就会翻脸骂人，时间一长，也没人敢跟他一起打球了。久而久之，他找不到倾诉的对象，而遥远的家人并不清楚他内心的痛楚。大学期间，他和父母的沟通几乎是零，老实的父母并不能敏感洞悉儿子的复杂心理，只是在大一时接到过一封儿子的家书。他的同学说，他越来越孤僻，成为一个有严重神经质的大学生。
“大家都觉得他心理有问题，每次同别人闹不愉快，他从不反思自己，总认为是别人找他麻烦。后来，大家只能以远离的方式对待他，但绝没有料到他会如此极端。”马加爵的一位同学说，“一段时间，不被别人接纳的他变得不羁与反叛。”
他独来独往，没有参加过任何社团组织，他把头发有意理得很短，这样看起来更加凶悍。他还苦练体魄，早上6时不到就起来到操场上长跑，到了冬天只用冷水洗澡。马加爵的大学女同学给他的评价是：他平时看起来就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特别是有时候在教室楼道内遇到他，由于楼道光线不好，他就会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能吓人一跳。“他这人太怪了，没有人敢接近他。”
马加爵生活非常艰苦，“大学四年就那么几件衣服，常常两个馒头一杯水就过一天”。有一年助学金贷款没发下来，他没钱买鞋，呆在宿舍里几天都没上课。马加爵非常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他的内心深处，有自己看重的做人原则。比如，大家一起打牌的时候，如果因为他出错牌而埋怨他，他会抱歉地笑笑；而一旦有人说他作弊他会非常生气。
大二时，常常一日三餐难保的马加爵突然借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这让室友们大跌眼镜。后来，这台电脑的主要用途是上网和听音乐，马加爵沉迷其中，电脑成了他最好的朋友。警方后来发现，他经常光顾暴力、色情、恐怖网站。大学四年中，他学习上勉强应付，而在社会交往上则十分封闭自己，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临近毕业，大家纷纷忙着找工作，但马加爵连最基本的个人简历都没有制作。
“走上杀人这条路，是他长期压抑之下的被扭曲心理的畸形宣泄。”他的同学说，原本丰富的大学生活对马加爵而言或许已衍变为一种折磨。
班主任：他的自卑感很重
四条命案，校园冷酷杀手马加爵给人的印象是凶残和狰狞的，但从马加爵大学班主任胡卫红的叙述中，人们或多或少看到马加爵在狰狞形象掩盖下的可怜和自卑，从胡老师的讲述中透析出严重的自卑心理给这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带来的痛楚和挣扎。
2004年3月18日上午，《昆明日报》记者李丹丹来到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朋友的引见下，“堵截”到了马加爵所在2000级生物科学专业与生物技术专业的班主任胡卫红。胡老师谈起了在云南大学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马加爵。
马加爵是2000年9月份入学的，生命科学学院和历史系民族专业在全校的录取分是最高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在全班120名学生中马加爵排名70，成绩属中等偏下，第一次考英语四级他没有过；第二次才过了四级。云南大学规定，四年大学要修满162个学分，三年多的时间，马加爵共修了近140个学分，而且有多门课是重修的。这一切，对于曾是马二村骄傲的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马加爵性格内向，尤其在大众场合更是如此。开班会，点名时他满脸涨得通红，回答提问声音很小，只会憨憨地笑，他更不敢与女生讲话。但是在小范围内，与同寝室较熟的同学在一起，则十分开朗，讲笑话，爱说爱笑。他花1600元钱买的一台二手电脑，也不设密码，大方地提供给同学用。刚进校，学院搞迎新生篮球比赛，班主任要求同学们都去，但最后只有20多位新生去当拉拉队员，马加爵就是其中之一。班干部让他替班上办事，他高兴得不得了，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班上组织春游活动，有些学生谈恋爱，不愿参加集体活动，但马加爵每次都去，而且玩得十分开心。从中可看出马加爵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非常希望能与同学接近、沟通，进行情感交流。
与他处得很铁被他杀害的邵瑞杰是广西梧州市碟山区夏郢镇人，家在农村，也相当贫困。同为贫困生，他俩相处得很好，经常一起上课、一起上晚自习、一起去图书馆。邵瑞杰性格非常温和，话不多，很腼腆，平时马加爵说什么他只是附和、顺从，从来不会顶撞。这么一个小绵羊式的同窗，马加爵对他是交心的，把他视为知己。打牌吵架时，从邵瑞杰嘴中得知自己在同寝室好朋友心目中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时，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打击较大，极度失落，心灰意冷。好朋友对自己的瞧不起，使他开始怀疑一切，变得有些神经兮兮，而且脾气越发暴躁乖戾，内心更加封闭，做事更加隐蔽。
马加爵自卑感很重。借别人的钱、物品，就是几天不吃不喝，也要尽快还上。他衣服穿得很旧，到食堂吃饭不喜欢和同学一起去，经常只买两个馒头，打一碗免费的菜汤，对付一顿。同学邀请下馆子他也找借口推脱，怕欠同学的情难还。贫困学生的助学贷款，指标有限，但三年都有马加爵的。大学期间，他和父母的沟通几乎是零，他的父亲、哥哥姐姐经常给他写信，收到家里的来信，他常常会泪流满面。但他只是在大一时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不给家里打电话，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团聚，过年也不回家，而是留在学校打工。不愿向家人和朋友倾诉心事，加重了他内心的压抑和无助。
第2章 反省1 残忍背后的悲哀——马加爵现象警钟长鸣（3）
杀了四人后，他还把借同寝室同学的录音磁带放到了这位同学的抽屉里；借别人的自行车，也把车钥匙放到同学的枕头下。他没有手机，吃穿都很拮据，大学中同学之间的贫富差距使他感到各方面都不如人，变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闭，这也是导致他走向极端的一个深层次因素。
马加爵牌打得精，中国象棋也下得好。他的牌技很高，一旦对方出牌没出对，他就要抱怨。所以当同学说他打牌作弊，他就非常气愤、难受。“走上杀人这条路，是他长期压抑之下的被扭曲心理的畸形宣泄。”胡老师说。
马加爵在落网后交代说，他不想自首，宁愿选择逃亡，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死刑的“待遇”。这种扭曲了的法律观念，是法制教育中人们认识的一个误区。马加爵交代出来的杀人动机，折射出了隐藏在该案背后一系列值得教育界深思的问题。
有人说，马加爵的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父母素质本身不高。这个观点不成立，我们不能因为他父母是农民就认为他们教育不了自己的孩子，家庭教育最关键因素不取决于家长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而是取决于父母是否能够真正理解孩子、尊重孩子。马加爵和父母的沟通几乎就是零，而我们现实的情况是，我们不少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父母有时工作压力大，一忙起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孩子宁愿整天呆在房里玩电脑或是给同学打电话，也不愿和父母敞开心扉。父母不知道孩子的痛苦，不知道他的矛盾，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况。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扪心自问：你对孩子到底了解多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心理研究室的罗碧云老师也认为，孩子性格有所缺陷或出现过激的行为，归根结底都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如果孩子从小是在一种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能与父母充分沟通，这样的孩子一般都心理健康。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钟明华教授对马加爵事件非常震惊，他说这一事件可能是典型，也可能是异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能单纯地把账算在学校教育上，从而否定我们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光从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样残暴地对待生命这一点来讲，就值得学校教育工作者进行反思。例如我们从事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长期以来还缺乏关注生命、珍惜生命和人性方面的教育，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教育。有些大学生在对生命的认识和尊重上显然有偏差，受到一点挫折就不珍惜生命，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有一个怎样更贴近时代、贴近当今大学生的问题。
人格完善和知识完善哪个更重要？钟明华认为，从这一事件我们还应反思，人格的完善比知识的完善至少是同等价值的，不应有偏颇，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更重要，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教育。孙云晓也认为，马加爵是一个悲剧，他悲剧的最本质特征是人格扭曲。什么是教育，教育除了传播知识之外，还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人，培养健康的人格和情感。
对“怪学生”我们有特别关注吗？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李江雪说，马加爵可以说是中国不少看似成绩不错其实心理有问题的“怪学生”走向极端的例子，尽管只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但从他身上，我们还是要警惕学校教育在对待这类“怪学生”出现辅导缺失的问题。我们有些老师发现学生情况异常时，不是真正以“谈心”的方式与他们交心，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学生进行谈话，使学生即使表面应允，嘴上说好，在心里还是排斥、抵触，不信任老师，不信任别人。
同时，我们专业的辅导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追踪。尤其对一些看上去已经解决的个案，掉以轻心，没有以耐心和爱心对他们进行持续的关注，如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的交流等，帮助学生走出阴影或困境。从马加爵的情况来看，尽管同学、老师都认为他很“怪”，但却没有渠道对他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开导。对“怪学生”我们应该怎样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
马加爵给人的印象是凶狠和狰狞的。可是，从记述马加爵人生轨迹的报道中，我们或多或少能看到马加爵在狰狞形象掩盖下的可怜和自卑，能明了严重的自卑心理给这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带来的痛楚和挣扎。
申请助学贷款，平常跟家里只要很有限的生活费；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团聚，而是留在学校打工……马加爵的这些经历，马加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