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上一致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让我们再次回到父权话语这个例子上来。菲斯克与其他研究文本电视的学者可能会发现，那些刻画，比方说男女之间情感上的亲密性的刻画，以不同的方式赋予男性在互动中的某些微妙的权力，这些刻画被人们一致接纳。分析人员解释说，这是因为主流的性别认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认同使这种刻画中的霸权能被感知、想像，被理解为自然的和规范的。当节目的场景发生了变化，刻画也发生变化，比方说，变化为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具体表演。在文化研究那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收视者，特别是女性收视者，通过吸收不那么传统的（相对官方文化）女性主义自我身份，可能会改变她们的态度，使自己与这种刻画保持距离。在文化研究中，人们既置身于统治话语结构之内，又置身其外的情形，被理解为对文本的协商性解读或诠释。
协商性解读的世界事实上是个相当朦胧的研究领域。尽管“协商性”这个术语具有简明性，构成这类解读的意义动力机制要比文化研究所解释的远远复杂。不同的社会位置、多元化的自我身份、对文本的冲突、矛盾以及模糊的解读等等观念，使文化研究在充分解释内在于电视使用的复杂社会性方面，只能走得这么远。在我的评论中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这种讨论随后即将展开。但在此之前，我想重申解读或诠释这个概念在文本电视分析中的重要性。就是说，解读引入了自我身份的观点，把收视者的自我身份作为产生文本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几乎通过定义我们就可以发现，诠释行动涉及对象即电视的这个或那个话语形式的再建构，即在我们的脑海中把它再创造成为一种概念结构。即使诠释发生于群体脉络之中，情况也是这样。最起码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两点。首先，话语权力的作用现在十分清楚地扎根于意义创造的社会心理过程之中。因此，如果不能具体说明这种过程，对于权力的认识，在收视文化方面结果总是抽象的。第二，通过界定这种诠释行动，提高其在电视研究中的重要性地位，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把意义创造活动中的一致性观念置于其分析方法的中心位置。
文本电视的分析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社会权力的概念化方法，并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了社会权力的经验考察，这是早期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所不具备的。因此，权力现在是扎根于诠释过程之中的。通过使用统治性、对立性和协商性解读这样的语言，文化研究能够界定收视活动独特的政治内容；而且，沿着这条道路，他们能够阐明收视活动的社会方面的内容——本来就是重要的——这些社会内容在建构这种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出现，人们在节目中发现的合理性、剧中人物创造的意义、场景、故事、社会位置和自我身份在稳定诠释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人们同电视的规范化权力保持距离时使用的策略、以及电视是否关于休闲和消费活动的宏观话语规则的构成部分——所有这类过程由于文化研究的出现，现在都在政治上被理解了。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文本（3）
但是，文本电视分析依然漏掉了某些东西。这些遗漏的东西是社会的、文化的、同样也是“政治的”。电视收视活动的文化研究的确是富有洞察力的，但当它试图概念化和考察构成收视文化的社会性问题时，仍然是有其局限性的。文本的比喻性说法，毕竟只是概括电视使用的一种方法。尽管分析人员将文本解读或诠释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并且认为在收视活动中诠释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解读或诠释文本仅仅是来源于日常使用活动的社会性的一种形式。把收视者视为总是在规范上定位于权力，把他们视为使用自己的自我身份解读和诠释文本并产生这种或那种一致性意义，实际上不必要地限制了其社会学意义，这种社会学意义可以被归因于不断发生在日常电视使用中的社会性的其他形式中去。通过强调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文化研究应该可以用思维自觉性研究、自我形成研究或社会性研究补充批判性媒体分析的空白。而且，文化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抵抗或对立性策略的研究上，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没有考虑那些不那么明确的社会性的文本形式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这种社会性的文本形式同样会在收视文化中形成。即使使用了强调过程和电视使用的生产性方面的概念构架，但文本的概念架构，有关文化、特别是其社会性的观念，依然与话语的观念合并起来。结果，社会性和权力，以及来源于电视使用的独特文化的复杂性依然没有得到探索。从日常使用的角度看，电视的文本分析依然存在着不必要的抽象性。在其理解对象即电视的方式上，和在理解电视使用的方式上，都是这样。
首先，让我们考查一下研究对象，即电视在文化研究中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包括文化研究声称的电视在收视文化中能“做”些什么的论述。如果电视节目的符号特征并不符合内含于“文本”中的规范性观念的话，情况会怎么样？比方说，视觉图像只能理解为文本吗？它只能被看作反映社会生活因而传递这种或那种规范性秩序原则吗？与绝大多数的文化研究的论说不同的是，苏珊娜·兰格尔（Suzanne Langer 1957）认为，视觉图像的美学性质，包括色彩、对比以及它们引起的体验，所起的作用要比对社会生活中什么是规范性的刻画要深刻得多。如果其形式和视觉图像能够为人们提供一致的、传统的意义，那么关于形式、感觉、心情的文本能和关于规范性的文本一样吗？尽管绝大多数文化研究分析人员轻易地承认视觉图像的非规范性作用，但他们还必须把它们当作一种特殊的符号体系，给予它们与叙事传统、话语或意识形态同样的概念上的独立性。
同样，分析人员能从我所说的符号的“商品形式”，即图像流、图像片断以及重复之中发现什么呢？比方说，节目的持续流动总是能够通过提供人们社会行动的一致性而发生规范作用吗？屏幕上纯粹的图像运动与文化研究者以为的图像的规范意义一致吗？图像的流动或运动是文本吗？片断式的节目结构也是这样的吗？节目之间的停顿，或节目中插播的广告之间的停顿，或不同频道上同时展示的不同世界这些节目的客观特征也能被认为总是有助于规范性吗？的确，许多文化研究分析家意识到，有时电视节目会出现意义上的脱节现象，其他的话语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除了指出节目中脱节现象的存在这一事实外，文化研究者通常不考虑作出如此断言的抽象性，比如说把这些停顿视为有规范性的，是节目的一种独特的符号特征，就如其他种种规范性规则一样。
那么在节目中发现的话语重复是怎么回事呢？老套的人物、传统的场景和没有新意的故事的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规范性，而这些都应该被理解为文本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具体地说，它们规范性内容又是什么呢？即使说观众的注意力被引向重复的规范，但就重复这一事实本身而言，把它说成是节目的符号特征也回答不了任何问题，它对分析人员论述商品交换的逻辑也丝毫没有帮助。另外也可以把叙事传统的重复，和片断的节目结构一样理解为非规范的节目特征。如果情况的确这样，文化研究者可能不得不提供更为详尽的说明，解释到底是什么能够区别文本的规范作用和非规范作用，这件事情他们还没有做。在此，商品交换的逻辑也等待着进一步的论述。
符号体系的这些商品形式十分有助于在节目和收视文化中产生一种意义的不确定性。作为市场关系的产品或结果，它们不符合于潜在于叙事传统背后的同样的传播逻辑——这是文本分析的一般焦点。图像的流动和片断化，以及在宽泛的意义上，节目的重复，这些内容构成了符号的一个领域，这个符号领域由图像的运动、联合、并列和脱节构成，相对地不同于任何可以描述的特殊的规范内容。菲斯克等人一般所讲的文本实际上被包含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符号领域内，这个符号领域在规范的传播逻辑中惟一地不以任何其他符号为基础。因此，文本的解读或诠释不必是电视使用的惟一焦点，由于这个原因，使用的社会性也不必围绕于一致性意义的产生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这一切都由于客体即电视的符号体系才成为可能。
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当然意识到商品关系的逻辑对节目有重要影响。在《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中，菲斯克讨论了那些作为商业测量表达形式的节目的图像流和标准化问题，这些商业利益特别注重为人“熟悉”的节目的生产和传播。因此，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往往是老套的角色形象、程式化的场面景和故事情节。在这方面，菲斯克的讨论是极具洞察力的。其他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如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 1982）、安德鲁·古德威（Andrew Goodwin 1983）、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urence Grossberg 1988；1987）、弗雷德·詹姆逊（Fred Jameson 1991；1983）和雷蒙德·威廉（Raymond Williams 1974）也详细地讨论过电视及其大众传媒中意义的商品化问题。与菲斯克一样，他们能够洞察商品关系的逻辑，特别是当这种关系以社会和文化形式出现的时候。但当我们讨论电视问题的时候，这些分析人员中没有人把商品化当作一种不同的符号体系，同时与其他符号一起发生作用，并且在节目上与其他符号相互关联，这些是我想研究的内容。没有人对符号的这种商品形式如何在与其他符号形式的关系中发生作用进行概念化，特别是针对图像的美学和叙事传统方面的内容进行概括，这些内容构造了节目的表现结构。最后，没有人把这些符号形式的理论经验地扎根于收视文化中，以便考查它们在影响使用社会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文本（4）
必须重申的是，文化研究的确常常能够对我们理解的文本的具体差异进行概念化。比如，他们区分了节目的美学、节目的流程、标准化、各种叙事传统的作用以及消费话语等等。虽然这些差别都被研究者所认识，但问题是，由这种认识所获得的洞察，是通过使用话语概念架构的语言来实现的。这种语言，如果不应用文本比喻，就不能把差别命名为符号体系中的差别，或进一步阐明这些差别的起源，它们所呈现的形式，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在电视分析中获得的洞察过早地被封闭了。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文本电视的分析在权力的社会心理作用方面的讨论是极有见地的。通过集中讨论文本的解读和诠释，文化研究能够确定，相对于人们维持一种对规范化权力的批判性距离而言，话语在多大程度上对人们具有意义方面的影响。但即使文化研究强调了诠释行动，文本比喻还是太抽象了，不能充分理解日常电视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