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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们所预期的那样，体现人们投身活动及对活动参与的思维自觉性程度有很大的变化。评估思维自觉性的性质是件困难的分析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思维自觉性参与取决于很多因素，它明显地表明，受访人的背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工作之后所处的情境、所承担的责任、所能参与的活动，等等。另外，我发现“同样”的活动在不同人那里会有不同的感觉。比如，电视收视的思维自觉性并不是在不同社会环境或不同人的不同使用中保持不变的东西。对那些调台到他们所喜欢的节目上并且一人独自以不停顿的方式收看这种节目的人而言，他们会充分关注故事的发展，每一天每一周都是这样，对他们而言，收看电视的确是具有高度思维自觉性的活动。当人们一同收看他们喜欢的节目的时候，相同的情况也能发生，比如说同家人一同收看节目，他们也往往把收视之后的活动以及共度时光看得很重要。与此相反，那些把电视当作背景音或某种陪衬的人，他们在做其他事情时往往偶尔关注一下电视内容，对这些人而言，可以说，收看电视相对来说是一种“无思维自觉性”的活动。在这类收视中，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存在着少量的活动发展进程的意识；参与这种活动的人并不积极地使其所看见的事物具有意义，而且也没有多少机会（与其他收视方式相比）使他们在离开电视之后，对他们自己或他人具有更多的洞察。
通过要求上班族说明其下班之后一般的日常活动过程，我能够再现其电视使用的大体脉络，包括电视使用之前、之后及其与之同时发生的种种活动；同时，通过要求他们回忆在这些过程中的思维自觉性情况，我也能够理解他们思维的内部过程。具备了这些有关思维自觉性的概念架构，我就能评估投身电视的这些职业成员是否具有一种特殊的思维结构，这种思维结构能够从这次电视使用活动到下一次使用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出现。同样，这也能评估他们在把握其他活动时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想知道他们如何在思维自觉性方面对待其他活动，并且企图确定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或许最重要的是，这种考察使我们能够比较人们在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时所具有的思维自觉性程度。同样，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我也能够比较人们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作为投身电视或投身其他活动的结果。结果，对我来说，超越把电视使用视为孤立的理解，而把它视为完全是情境中的，是可能的。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转化和仪式
在我所访谈的那些人的生活中，从工作到家庭生活，从家庭生活到工作这种转化的性质，可以用仪式来理解。作为仪式，这种转化期具有一种实践的意义，这种意义超过了现象学的此时概念。实际上，这种转化在其自身内部包括人们电视使用的某种一般模式，这种转化或者仪式同样也包含人们所具有、所携带的对其行为的社会性质的洞察和认识——他们的行为可以是工作方面的，与电视相处方面的，在其他活动中的行动，等等。人们在访谈中向我提供的生活再现情况，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投身电视的仪式性质。它们告诉我们职业成员拥有的把电视带入其生活的第一次机会，但是它们告诉我们的，要比这一点多得多。
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来回这样的仪式，及其思维自觉性模式和从中发生的各种行动，已经成为每周、每月甚至每年的惯例活动的经久不衰的一部分内容，而正是这些惯例活动，构成了我所访谈的那些人的生活。每个下班之后回家的人都会就做什么及如何做作出决定，当人们经历这一过程时，他们当然是生活于此时的。但是，如果说他们从工作到家庭的转化每天都重新来过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化也同样是由他们所获得的实践知识所构造了的，这种实践知识不仅来自于以前对电视及其他活动的投入，而且来自于曾经多次参与这些活动，也来自于不得不放弃这些活动，重新开始他们工作生活等等经历。因此，这种仪式包含并表达人们日常生活中电视使用的整个周期。
我在研究中发现，围绕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这种仪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去探索在收视文化世界中权力的作用机制。用另外的话来说，投身电视的仪式能使我们观察电视权力在那些我所访谈的人的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具体方式：电视使用与参与日常活动的社会性，能够抵消或调解电视的权力效应。对仪式的理解，建立思维自觉性的概念架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以便我们重新建构电视使用，并理解日常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复杂合力。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产生描述
在重新建构人们向我提供的思想、体验和行动时，不能把这些材料当作朴素的事实，当作与它们的生产情形相脱离的物来看待。这种对电视的分析不仅作为对理论问题的结构性反应而出现，而且也因为我向人们提出了特殊的问题，使我们的会谈能以一种毫无疑问对参与访谈的人来说并不普通的方式进行。这些人通常并不与社会学家、新闻人士和其他人交谈，后者并不询问他们一些诸如电视收视习惯等世俗问题。超出我的控制范围——也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的许多事在访谈中可能已经发生了，使他们的反应更具色彩，同时也使注意力偏离了预定目标。对人们来说，忘记某些事情并有选择地再现其他事情，是很正常的。因此，这种再现是有瑕疵的，在访谈描述中总是难免的。但是，尽管有着这种不足的可能，这些描述与说明在上班族利用电视，以及相应地，在电视利用上班族方面，依然提供了极有价值、十分重要的材料。我所追求的是他们电视使用的平凡性，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是），他们才更少体验到距离和差距，而这在研究过程中一般都会存在的。
由于具备了本研究的经验考察，特别是关于思维自觉性的信息，现在我们有可能通过审视电视权力的运作方式，审视其影响上班族日常体验的方式，去质疑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概念。这种材料为思考有关电视权力的种种观念提供了一种经验的参照点，它是一种真实的证据。具备了这种参照点，权力就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尽管也很有用），而是具体的。我的访谈和参与性观察的材料能使我们理解本研究中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指导和控制他们与电视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怀疑、排除或干脆无视电视权力。
四 投身电视的模式
我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两工厂访谈了60个人。总体上，女性37人，男性23人，白人50人，菲律宾裔美国人3人，华裔美国人2人，墨西哥裔美国人2人，1位是波多黎各人，1位非洲裔美国人，还有1人是葡萄牙人。尽管研究应该追求产生模式，如种族、阶级、性别群体等等，我在这些访谈中所发现的最重要的东西，与权力效应相关，出于研究的探索本性，是人们的收视模式。
在访谈中，我发现了投身电视这一阶段上有三种重要的电视使用模式，如果仔细考虑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些模式使关于权力和抵抗的理论模型更复杂化了，这些理论模型在最近的媒体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些在下班之后总是投身电视的人，既要考虑电视的权力，为他们的社会世界建立一个意义上的参考框架，又要考虑其作为自我的能力，抗衡电视在其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力。那些具有较低思维自觉性程度的投身电视的人，使我们能够理解电视权力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使人们的思维标准化，同时也使我们理解这种收视实践如何包含着一种抗衡的思维自觉性活动。第三种群体是投身电视时同时从事其他活动的人群，这一群体向我们提供证据表明，电视权力由于人们对节目的断断续续的关注而得到削弱，同时也使我们考虑在使人习惯于追求无思维自觉性的陪衬性活动中电视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排他性投身电视（1）
从访谈描述中可以发现电视影响力的清晰线索，但与我的期望还是相差甚远。在我访谈的60人中，只有3位说他们下班回家以后总是会投身于收看电视，而不是投身于其他任何活动。对这三位收视者而言，由于他们收看电视的方式，我们可以说电视具有权力，在一天的这个时间段上，为他们的社会世界设置意义的参考框架。他们与一定时间段落内的节目的话语形成具有思维自觉性的关系，但这种权力关系会受到收视者生活中其他社会体验的影响，也会受到其他时间上对电视收视的思维自觉性取向的影响。
这三位下班之后总是投身电视收视的是三个已婚男性，都是白人。一个是铲车操作员，一个是机器操作员，第三个是机械师。两位上中班，晚上11∶ 00下班，一位上夜班，早上6∶ 00下班。在他们的描述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下班之后一般都很累，而且因为他们都在晚上上班，当他们回家时没有人醒着能与他们交谈，或共同度过一段时间。所以，每个人都建立了相似的投身电视的惯例，以便在他们回家的时候完成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化。
通过每天晚上下班后投身电视的活动，这些男人能使电视图像的主流世界进入他们的家庭。当他们置身电视的时候，电视就成为他们意义创造活动的第一中心。这一过程持续——再次说明，是每个工作之后的晚上——1个半小时或2小时，从他们回到家里到他们决定上床休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做别的事情，他们一般不会有机会投身于其他的信息来源，沉醉于其他的观念，或获得电视所能提供的其他体验。理解事物的其他方式，如使用其他媒体、参与其他活动等，在这时他们是不能得到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能超越电视图像世界的时空使用他们的思维，刺激他们的想象。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在他们的生活中形成一定的权力。这是为他们的社会世界设置意义的参考框架的权力，这种权力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权力，是缺席的权力。电视在这个时候，即每天晚上能设置议程，因为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设置，而且也没有设置。
在这三个男人的生活中，电视权力也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发生作用，这主要通过安排他们的诠释过程。（这点将在第七章“收视实践”中更为详尽地加以讨论，因为它是权力规范作用发挥的一部分内容）。因为这三个人下班之后只投身于电视，而且因为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