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话语权力的作用就发生了变化。在持续性使用中，人们不能在整个节目的全过程中，重新建构电视所描述的社会行动所表达的意义（在分离性使用中却可以）。相反，他们只能从他们的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从他们短暂的对节目地思维自觉的关注中，拼接意义。结果，统治性话语权只能寓于短小的高度仪式化的社会行动的场景和片断中，它们在人们头脑中并不必然是完整一致的。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持续性使用（2）
但是，在持续性使用中，社会性的成份要比话语权的作用多得多，不管这种话语权是否完整一致。在持续性使用家庭中，人们常说，除了剧中的人物角色和故事情节之外，电视能够向他们提供可以让他们返身依靠的“东西”，如果他们的交谈、阅读、照料家务的兴趣消退了的话。当有精彩的有吸引力的图像和刻画出现在屏幕上时，让电视机开着可以让他们轻而易举地把注意力从其他活动中转移过来。而当这些节目过去了以后，他们又可以重新回到其他活动中去，充实他们的时间。但由于电视机总开着，他们不可避免地忽视很多不能“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节目，因此他们也不能持续地全神贯注地用以叙事为基础的方式收看节目，而这种收视方式，恰恰是分离性使用的特征。事实上，在持续性使用中，人们能不断地认识到节目的程式性，他们利用这种知识，规律性地摆脱某些特别的叙事传统，并开始一种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在丹尼斯和布伦达那里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持续性使用者长期以来，更多地从事同时收视活动，在这种收视活动中，他们同时思维自觉地关注节目和其他活动；他们更多地更换频道，在这里，节目的全部内容没有得到关注，但整体的故事脉络却能被理解；他们更多地从事图像游戏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对视觉图像的符号空间的参与，超过了他们对叙事过程的关注。
因此，持续性使用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实践活动，在人们的任何一个收视过程中，同样，在收视文化的长期组织中，这种实践活动在自觉参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选择以这种方式从事电视收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选择本身成为了持续性使用的仪式性特征；它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实践的——尽管并不必然是自觉意识的——出发点，使电视以这种方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在持续性使用中，电视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一种长期的存在，电视的标准化图像世界成为人们意义的参照点。在此过程中，一系列家庭取向的活动，其一致性和发展过程的性质，可能会以一种收视者所不能完全意识到的方式而受到损害。
与在分离性使用甚至是非指导性使用中发生的情况不同，在持续性使用活动中，人们事实上并没有选择有效地利用时间——最起码不是主流文化所定义的那种“有效”。他们毕竟对他们所收看的节目总是具有选择性的，如果他们收看某些特殊的节目，他们也并不总是那么地全神贯注的。很多时候，他们说他们“总是在看电视”，这种活动在很多人那里——特别是在文化上与“官方”观点一致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把它看作是一种“活动”；如果收看电视被认为是放松和享受生活的合法途径，那么它就应该在人们从事更具有生产效率的活动之前，只发生那么一小会儿。同样，其他活动都在电视的周围发生这一事实，向人们对有效利用时间的承诺发起了质疑，最起码，这一事实对这样的承诺是表现了质疑的，即人们必须维持这样的一种活动参与，以便在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中真正获得某种有形的东西。这种质疑发生于官方文化的仲裁者及其与他们观点一致的人们中间。
因此，在持续性使用中，人们有时能够极大地改变社会行动的传统意义标准。他们的行动并不总是追求生产效率的，并不总是统一的，也并不必然形成某种一致性的东西。是的，他们能够在电视图像中就关注什么和不关注什么作出判断。他们能够识别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社会行动的刻画，某些时候，他们也能反思这种刻画。但是他们同样能够认识到节目的程式性，并回避这种叙事传统。他们在不同的频道中选择，能够游戏性地使用电视图像，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生活的思想和体验也会受到在电视上刻画的思想和体验的影响。当然，他们会阅读、交谈、做各自爱好的活动、缝纫、写信，或与家人一起消磨时光。他们伴着开着的电视从事这一切活动。
就是因为许多职业成员不想追求生产效率，他们才积极地在持续的电视使用中表现出那种不一致性；他们不想在任何一个单一事物上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们不想使事物具有发展性——从目前到将来，或从此到彼。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整天的工作任务，不管这种工作内在地具有什么报偿，并不真正属于他们自己。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接受叙事传统，他们不愿全神贯注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这种事实使他们能够创造一种摆脱了秩序性话语的心灵空间。这又反过来促成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事实上能够逃避官方文化对他们的有效利用时间的要求。
或许，在持续性使用的社会性中最重要的，是在收视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横向”运动。人们在收看电视过程中不是不断向前运动的，也不在其他各种分离性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向前运动。相反，他们往复于社会行动的不同脉络之间；往复于不同的社会行动刻画与图像流之间；往复于他们所收视的节目和他们所从事的其他活动之间，如阅读、写信和与人交谈，等等。当他们在家，电视机开着的时候，这是不断重复出现的情况。当然，他们有时的确能够在收看电视或从事其他活动中直线式向前运动，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这是持续性使用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从实践的角度上说，这些人已经作出一种选择，不把工作和家庭生活混为一谈，而且决定在家的时候，不全神贯注于任何单一的事物。因此，他们摆脱了意义创造活动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强置于其电视使用社会性之上的种种限制。非常有趣的是，人们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如“非生产效率式的时间利用”，对所参与活动的持续性关注的不足，其意义创造活动中一致性的缺乏——在所有这一切中，人们似乎已经为他们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来源于人们把电视的图像世界当作其家庭的社会生活的基础。我并不认为持续性使用中生产效率、一致性或发展过程的缺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实践的统一形式。相反，我企图证明这种多维的非整合性质的有效性，并且否认我们需要一种高层次的规范原则去解释这种非连续性。从这一视角上看，持续性使用的社会性体现了自我形成和文化实践的后现代模式。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1）
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描绘了持续性电视使用的情景，这种情景是我在电视收视者的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本书的主题（中心论点）是，这种普遍的电视使用方式在文化研究中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那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最初的关于持续性电视使用的描述是我所分析的整个收视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识别电视节目的程式性、同时收视活动、转换频道以及图像游戏等——这种实践大部分都不在分析的框架之内，而这种分析框架，指导着当今对电视使用的种种论述。通过回到我最初对文化研究的局限性认称那儿，我开始这个结论部分的内容。
我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化研究的概念框架（它们集中在大众传媒的规范建构和认同/抵制上），既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这些普遍、复杂的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实践，也没有解释它们，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充分地理解电视使用的社会学意义。我的研究表明，收视文化的社会性要比话语和自我身份重要得多，不管它们的作用有多么复杂。
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引申。我前面对分离性使用的讨论说明，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电视使用方式中，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如此重要的电视的规范化权力得到了突出的展现。同时，这种规范化权力以文化研究所没有预见、也不能把握的方式发生作用，因此，即使在其解释力的中心上，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被触及。
在分离性使用中，人们把自己构造成为具有生产效率的个体，在此过程中，他们同时把自己构造在美国的个人主义话语框架之中。在收看他们偏爱的节目或收看某些特殊的节目时，人们在他们的头脑中，总是将剧中人物发生的事情，以及虚构的节目所刻画的社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联结起来。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新闻以及各种非虚构的节目所刻画的真实的人们及其事件。
当他们收看电视并接触其他媒体的时候，他们会认同这些图像世界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和事件；这些人参与图像世界的方式，是我所指称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方式。通过这种叙事化认同，他们使自己置身于统治性话语所偏爱的意义之中，并使他们自己置身于美国社会的宏观脉络之中。人们也会批判他们的所见、所闻和所读，因此也会与他们惯例地收看到的剧中人物以及故事和事件发生分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人们能够“抵抗”或“反对”为他们展现的东西。这种抵抗通常可以归结为“自我身份”，这种自我身份被带入诠释过程本身之中，它以阶级、种族、性别等等为基础。我的研究表现了一种不同的诠释。人们对他们在电视上所见所闻的认同上，要比对它们的批判多，因为在电视（以及其他媒体上的，如报纸、杂志、神秘故事或爱情小说上的）存在着不断重复的统治性话语。当然，在所有这些媒体上有多样化的话语在发生作用，但可以说这些同样的话语会被规律性重复，特别是在商业电视中会被重复。而商业电视，我的研究发现，是人们收看得最多的。能使人们抵抗或反对统治性话语的分化现象的情况略有不同。我并没有发现那种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认同或分化的一致性，这种东西是文化研究让我们相信在人们收视电视时会发生的现象。必须承认，我并不想只是考察这种诠释活动。当我在访谈中询问人们偏爱的节目和剧中人物，询问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时候，我并没有强调去探索统治性或抵抗性的解读，从而排斥人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性投入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我的兴趣在于超越权力和抵抗的诠释动力机制，这使我并不过多地强调电视使用的这方面内容。但是，我仍然发现，人们在惯例性地参与电视或其他媒体的叙事传统时所作的诠释，特别是在收视电视时所作的诠释，真是太多了、太有变化性了、太短暂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太过肤浅了，以致于很难说展现了人们自我身份的一致性——不管是阶级、种族、性别还是其他任何的自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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