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臣所识也。”
――这些当官的，遍布全国，到了退休的年龄，提拔无望，专心敛财，除了贪财，正事不干，后门做官的十有八九都是如此，祸害老百姓的贪官不可胜数！这种照顾政策，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呀！
苏东坡建议坚决废除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干子女、亲属走旁门，为改变这种情形，他向太皇太后多次密奏。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皇太后阅后留中，勿转交与中书省。――毕竟这是种得罪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言行。
要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在行动上。
苏东坡有次见到一个考生在考场受到了监考士兵的侮辱：御林军士兵对考生的态度简直如同到了“新兵营”，维持考生秩序，犹如平定暴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逮住的那两个军官开除军籍回了老家。
此事不光在宋人笔记中有详载，宋史也记了一笔：“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当官的“亲连亲”，必然会导致官官相护。
有次对西夏的战事，竟然滥杀了大宋平民一万多人，当地驻军首长企图隐瞒不报。甚至朝廷的“中央特派员”也跟着维护 “官官相护”的优良作风，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致使大案被拖两年之久，毫无动静。被杀平民理应获得的政府赔偿，结果一无所得。
苏东坡把这些实情一一上奏给太皇太后，并且警告：如此忽视民情，不顾民生，势难收揽民心。
苏东坡的绝地反击、长期抗战，针对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是“堂吉珂德”式的对弊政的冲锋，这时的苏东坡绝对是一名国家干吏，看来早年宋仁宗所说的东坡具有宰相之才，一点也没有夸大臆断。
但是，苏东坡无心冲顶仕途也是事实，尤其当他明智的看透了政局不过是个赌场之后，苏东坡再次心灰意冷，坚决要求退出中央。
经再三恳请之后，元佑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命他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兼领浙西六区军马。――苏东坡的愿望实现了。
太皇太后及已经逐渐懂事的皇帝还是对苏东坡无比恩宠，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镀金鞍鞯、金带等礼品。启程时，八十三岁高龄的老太师文彦博，亲自为他送行。
文太师劝苏东坡从此不要再写诗，那是惹祸的源泉啊！苏东坡于马上大笑：“我知道，若写诗文，当有好多人准备做注释呢。”
（请看下篇：七十七、天堂地狱三餐事）
日期：2009…11…22 08：30：25
七十七、天堂地狱三餐事
苏东坡重回杭州，十八年恍惚一梦！
今非昔比，太守与通判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通判杭州时，苏东坡公务少于诗酒游玩，现在是全权执守杭州，责任大于享乐！六地民生，付之东坡关注程度，一城安危，赖于太守身体力行。
物是人非！
就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的苏东坡，时年五十二岁，诗人虽然称老，实际刚过天命之年，从政经验丰富，却也可算年富力强。
尤其身份地位、外部环境，更是天差地别！苏东坡领袖中国文坛已成事实，并被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世所公认；谪升仕途起伏多变，心理上也可算百炼成钢；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而今天的苏东坡，弟弟子由已经由御史中丞迅速提升户部侍郎，继而升为任吏部尚书，并赐翰林学士，已经掌握国家人事大权！
苏门可说是上下有人，风头正盛；尤其还有太皇太后摄政顶端，苏东坡此时执掌一方，有些另类“政通人和”之味道。
但是，人生命运如杠杆，两头高低难说，中间不变，外部境遇何尝不是如此？苏东坡人非当初，杭州却也并不“物是”，环境逐年日变，却是逐步恶化，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苏东坡到达杭州时，竟是一派萧条，百业俱废，美丽的西湖竟也如同一潭死水。
要紧的还有：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
这年杭州大旱，收成大面积绝产，农民现在实际上是以往年存粮度日，一旦吃完呢？
市场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骤涨至九十五文一斗，民无食必将大乱，这才是当务之急。
新太守上任之初，杭州居民夹道而迎，人们不光是欲求一观东坡天下名人风采，更大的期待是能有官员复兴地方、救命百姓，现在这一切就看苏东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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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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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第71节
作者： 子金山
苏东坡紧急筹粮二十万石，以十八万石出市平抑米价，直到次年正月，才算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
饥饿的威胁稍缓，旱情稍缓，水灾又临，苏杭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有积水者及达一尺余，百姓居无安所，又是大灾临杭州。
苏东坡开始连续七次向京城呼救，陈述灾情，吁请急速设法拨款。两次表章为“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其它叫“相度准备赈济状”。
接连的呼吁甚至惹烦了朝中所有大臣：全国哪里没经过天灾？怎么就你一个杭州多下了那么一点雨，就大呼小叫呢？何况杭州还驻有“中央特派员”，朝廷特使都一言不发，怎么就显着你苏东坡呢？
这倒是事实，苏东坡自己也从朝廷的各类官方报道中看到：周边地区的地方官们的奏报里无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越来越好”之类的喜讯，无一人据实上奏新近的暴雨和水灾。
所幸苏东坡极为太皇太后所信任，所奏必复，从其所请。杭州终于没有酿成惨祸。
但是上面照顾的实惠，大家都要分沾，这已是大宋官场惯例；救灾粮钱，层层还是被截留不少，比如有次朝廷拨来五万贯购粮款，到了苏东坡手里，就已经剩下不足三分之一了，没办法，苏东坡只好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买米，救灾如救火，人命大如天！
在一份给太皇太后的密奏里，苏东坡这样写道：“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
还有就是苏东坡的“防患胜于救灾”理论：苏东坡认为经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用于随时平抑米价，这是预防性救灾，当事半功倍。
这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可都是把灾年当作发财机遇的，商品越是紧张便越是囤积居奇，以待更涨，饿死人不关商人的事，没有刽子手的心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商人的本质就是利润，目的明确：以最小的代价掏光你的钱袋，诚信是手段，赚钱是目的，货真是无奈，价实是宣传，施舍是做戏，从政是还原。无商不奸，千古不变！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一个以商业大款主导的地球是个可怜的地球！那时，灵魂也会成为商品的。
政府就不同了，向民求利的政府绝对是最卑鄙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及格线。苏东坡请求朝廷做赔本生意：他请朝廷在当地或是外地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抑粮价，即使每斗赔上几十文，甚至上百文，比起事后救灾赈济来，还是划算的多，到那时几百万贯被迫拿出来，还是免不了先死一部分人的。
苏东坡用这种办法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并认为：把粮食向饥民施舍，永远是被动应付，浪费无用不说，关键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祸。根本办法则是预防，预防有两策：一为保收增产；一为有备无患。
为使太皇太后明白这个道理，苏东坡列举了以往的例子：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一场大饥荒临到了没有事先做防备的大宋，竟使朝廷拨出了一百二十五万担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结果还是有五十多万人饿死。死人不说，朝廷救济、免税等措施一共损失达三百二十万贯。
太皇太后照准了苏东坡的请求，有次甚至下令拨出一百万贯用于购存“备荒粮”，不过这还是令苏东坡内心苦涩：杭州本为产米地区呀，常年每年还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现在竟沦为“吃粮靠政府”的地区了？
苏东坡发现，杭州财政上还是很殷实的，关键在于灾年有钱无处买米，如蒙允许积存一部分米，改缴同等价值的绸缎银两，当可杜绝灾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他向太皇太后举例：前朝逢灾，因为有钱无米，曾导致五十万人饿死。“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太皇太后对苏东坡真是没说得，苏东坡所请几乎一概照准，不过政府积粮平米价的具体实施苏东坡却没能亲眼见到成果，因为那时苏东坡已经遵命半道卸任回京了。
除了救灾防灾的奏章外，太皇太后甚至还照准了苏东坡请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衙、军营及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的费用。
这还不算，在苏东坡提出由朝廷拨款一万七千贯给杭州西湖清淤时，太皇太后也是照所请拨付了款项。这使得苏东坡后来遭到弹劾攻击，被指责是在用国家有限的资金来填平自己无限的游乐欲望，是在搞货真价实的“形象工程”！
实际上苏东坡治理西湖与这两项都无关，苏东坡是在解决杭州最紧迫的问题：五十万居民饮用水的大问题。
（请看下篇：七十八、碧水已关民生时）
日期：2009…11…23 07：31：16
七十八、碧水已关民生时
杭州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繁荣都市就与供水密不可分。
唐朝之前，杭州不过是一个钱塘江在杭州湾入海口的一个小镇，由于近海，地下水苦咸不能饮用。是唐刺史李泌把西湖打开，引西湖水成井六口，供给城中的居民，才逐渐聚民成城。
白居易主政杭州时，又浚通西湖水入漕河，引河水入田，使杭州周边千顷良田得到灌溉，杭州人民才得以脱贫殷富；整个大唐时期，政府对漕河每年坚持浚通，对西湖每年清淤除草，杭州始得步步繁华，从而发展成为中国江浙一带最大的都市。
而到了宋朝，政府再没有心情光顾这些大后方的琐事了，西湖及运河逐年积淤近废；历史按照沧海桑田的自然规律，慢步走到苏东坡主政杭州时，杭州西湖己经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遮盖了湖面的一半以上，大面积的湖区已经被积淤为农田。
尤其是由于西湖的乏水，杭州居民赖以饮用的六井业已报废，只能取水于江潮，江潮由于防海堤的失修，被海潮倒灌掺入苦涩的海水，杭州人其时已经苦不堪言，最基础的生命保障――淡水出现了危机，杭州的丧钟已经快要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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