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只剩下回想过去，用回忆打发生活中的空寂。
人生之谜，恰如螺旋，盘绕曲折，甚而头脚颠倒，似进而退。是哪位老先生说
过这样的话：历史的真本是悲剧，它的抄本才是闹剧。有些人的一生恰恰是用闹剧
形式表现出来的悲剧。悲剧比没有剧好，真正的悲剧有无穷的意味，而且愈久愈增
许多真趣味。基于这一立意，我写了一组另一种类型的小说：《螺旋》、《九大行
星的悲剧》、《宝塔底下的人》等。
生活像长河，文学应该帮助人们解释生活。这就要浓缩生活，对生活加以概括
和集中，甚至不惜使用强化手段。如同打钻，总要有一定的动力。
在写这一组作品时，我不愿用松散的形式记录松散的生活，用太多的废话冒充
才气，用杂乱无章的堆砌意象冒充生活流、意念流。不可否认，我从民族的文论珍
品中吸收了更多的营养，我的小说注重情节。这不只是为了便利别人阅读。好读、
耐读应该是小说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凡是群众喜欢的作品
都是通俗的，肤浅的，不能传之久远的。如果小说写得越难读，看不懂的人越多，
就证明其艺术性越高，那么会画鬼符的人岂不应该获得最高文学奖赏！
对于作家来说，情节——不是逗引读者兴趣的手段，也不单是用来交待事件的
过程，而是分析生活的方法。用情节拨开常见的事物，把表面的东西现象变成具有
内在含义的东西，揭示出人们相互间的真正关系。更干脆地说，情节表达了作家对
世界的认识。
我主张小说应该严格地选择情节，坚决丢掉那些多余的、使小说结构变得臃肿
的东西。没有情节，如同树没有干，花没有茎，怎样完成人物性格的刻划？完全靠
叙述和议论吗？那又怎能选择生活现象并使之典型化呢？
“必须找到个情节。一个适宜的情节能把所有杂乱无章的思想、观察和知识组
织起来，顷刻之间就完成了，像一副苛性反应剂。情节是揭示某种社会矛盾的一把
钥匙，它是各种矛盾冲突中最精炼的故事，作家应该猎取它……”一记不清这是谁
的话了，大意如此。大概是出自已经作古的人，不会是当代时髦的人物。我却认为
这话说得很有几分道理。
生活流也好，意念流也好，都不会流没了情节。每个人都可以回想自己的一生，
难道是混沌一片吗？留在记忆里的总是那么几件难忘的“事”！把这几件“事”再
现，也就把这个人写活了。这种“事”，就是情节。
我注重情节却是为“生活流”服务，为“意念流”服务，为刻划人物服务。为
情节而情节，刻意编造，故弄玄虚，脱离真实，哗众取宠，是不足取的。
（5 ）
创作最忌老念一本经。可是作家有一种不太好克服的惰性——喜欢不断地重复
自己。特别是当作家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找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处理题材的角
度和方法，要他抛弃这一套是相当困难的。不管效果如何，我老在拼命“挣扎”，
不断地变换阵地，变换方位，从内容到形式争取每一篇一个样儿，尽量不重复自己。
力气费了不少，是不是达到目的了？没有把握，也许到老也挣不脱自己的老框框，
但不能不争，不能不闯。《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晚年》、《一件离婚案》等
一批小说，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作家不管有多大本事，纵然会七十二变，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生活就是如
来佛。是改变生活的音调，按文学的谱子哼哼呢，还是调节文学的节拍，按照生活
的旋律歌唱？我取后者。所以这一组小说里所反映的生活是全色的，人物是全色的，
灵魂是复杂的。也许可以说是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的自然流动。
我爱钢铁的沉默，也爱用钢铁制成的刀剑的锋利；我爱社会的万端复杂，也爱
赤子的心地纯洁，入世渐深，良知不灭，作家不能失去耿介的正义感，却又要在小
说中藏起这种“正义感”，使小说中的人们好坏难辨，真假不分。
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谁也无法对生活下命令。生活不会倒退，因此文学也不会再退到田园诗的时代。
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小说将越来越变得难以预测，它的形式也将同实际生活一样
变化多端、各色各样。
不要说是生活，便是最粗糙的石头，又何止一面！小说怎么能够单色彩、单线
条呢？作家不可能用稿纸挡住自己的脸。
谁也不能否认，文学有巨大的认识力量和社会力量。它要寻找生活的真理，更
精确、更深刻地反映现实，并帮助人们改变现实。真理不是抽象的意念，更不是一
种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真理是生活，是生，是活生生的人！
纵然是一个写作天才，如果足不出户，与生活格格不入，也不会说出新鲜话。
那些由理念产生的思想，再由笔尖写到稿纸上，不过是“水桶里钓鱼”，只可
以对付寂寞，借以自娱。
创作是无止境的，技法也有多种多样。但是，当生活开始讲话了，作家就应当
沉默。写作艺术的本质，就是不用“写作”来掩盖或破坏事物的本质。
因此，在写作这一组小说的时候，我竭力不让技巧破坏生活的和谐和统一，让
读者感到的是生活自身的节奏。把技巧运用到好像没有技巧的地步，“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境界太高了，我是达不到，心到力不足，空留许多遗憾。
（6 ）
我还做过其他一些试验。《赤橙黄绿青蓝紫》、《弧光》等是探索当代青年人
心灵的。《拜年》、《招风耳，招风耳！》等，则是把“疯狂的热情”和“深沉的
向往”变做对人物的冷静解剖，热闹中着一冷睛，冷落处存一热心。批判社会并不
忘记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留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还写了
一些如《找帽子》之类篇幅极短的小说，没有鲜明的人物和完整的故事，只有一点
新鲜思想，或者一个小小的生活侧面。
我“四面出击”，就是想描写现代“全景社会”，也可以叫做画一部“社会全
景图”。但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人是“社会动物”，是各种关系的总和，抓住了
人物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筋脉，掌握了打开社会全景图的钥匙。这一“战役”究竟取
得了多少进展？请读者批评。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已经得到了生活的承认，谁为
文学流了血汗，就一定会被群众记录下来。
2。“第一”总是值得珍惜的——我怎样写第一篇小说《新站长》
人活一世该有多少个“第一”？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学话，第一次坐进课堂，
第一次走进工厂，第一次扣动扳机，第一次拿起笔……有了第一，才有第一百，第
一万；有了尝试，才有成功和失败。不论成功和失败，“第一”还是值得珍惜的。
60 年代初，我在海军里当制图员。部队上的大练兵、大比武搞得热火朝天，
士气昂扬。有两件事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件是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们的领空和
领海，我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敌人提出严重警告；另一件事是敌人经常向我们祖
国大陆上空派遣高空侦察机。这两件事都和我们海军有关，我们比别人更加焦急和
愤怒。陆军老大哥打下了敌人的U2 高空侦察机，空军兄弟打下了敌人的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陆海空，海军身为老二，却掉在了最后面。
机会终于来了。夏天的一个午后，某基地接到了情报，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
察机要来骚扰。但是，天不作美，空气潮漉漉，天空乌沉沉，眼看一场暴雨就要来
临。而下大雨又会影响我们战斗机的起飞和空战。司令员叫设立在海岛上的海军某
气象站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这个气象站是连续三年的“四好单位”，平时预报气
象很准确，这时候中尉站长可慌神了。他已经测出了准确的数字，两个小时之内不
会下雨，可他不敢相信自己，不敢向司令员报告，关系重大呀！如果说没有雨，飞
机起飞后下起雨来，出了事故谁负得起责任？倘若说有雨，飞机不起飞，错过战机，
那责任就更大，时间一分一分地溜过去，两个小时、一个小时，还剩下最后半个小
时了！司令员着急了：“你能不能保证在半小时之内不下雨？”气象站长不敢保证。
还剩下最后10 分钟了，越到最后越紧张，敌机马上就要来了，雨也许立刻就会泼
下来，中尉站长连说话的力气都吓没了。司令员当机立断撤掉了他的职务，怒不可
遏地自己下令起飞，从开炮到敌机坠毁还没用10 秒钟。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极大，那个站长只讲花架子，平时干好万好，临到战时却耽
误大事，练兵的目的应该为实战。我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写点东西。
在这以前我只发表过散文和通讯，写的都是真人真事。这件事牵涉到许多保密
的东西，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现事情的内幕。于是，我决定写小说。小说可以概括集
中，以假当真，以真当假，只要虚构得像真的一样就行。一打算写小说，“我认识
的其它一些性格突出的人物也全在我脑子里活起来了，仿佛是催着我快给他们登记，
叫着喊着要出生。我也憋得难受，就是没有时间写。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吃完晚饭我就躲到3 楼楼梯拐角处一个文艺宣传队放乐
器的小暗室里，一口气干到深夜两点钟，草稿写完了，心里非常兴奋。
偷偷地回到宿舍，躺到床上之后还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老是想着自己小说里
的人物和对话，特别是有那么几句自己很得意的话，在心里翻来复去念叨个没完。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连抄清带修改，又干了一个通宵，稿子算完成了。
偷偷地拿给一个战友看，他是甘肃人，看过稿子以后鼓励我寄给《甘肃文艺》，
我照办了，一个多月以后登了出来。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新站长》。
3。进攻生活的致命的要害——我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遗传学”用令人信服的科学根据，说明了孩子为什么像父母，为什么有其父
必有其子。创作也是一样，作家的气质、性格、秉赋直接影响他（她）
的作品，即所谓“文如其人”。
根据我的情况，是不是只能写一些“乔厂长”之类的人？风格就是人，人不变
风格也不会改了？我的老师曾为此高兴过，也担心过，也提醒过我。
种什么籽，结什么果，土质不一样，只是收获的多少不同。是现实生活孕育了
“乔厂长”，他是社会的产儿。一母生十子，一子一个样儿。搞创作似乎也应该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地在内容上有所发现，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做各种各样的尝
试，失败也不怕。不钻别人的套子，也不钻自己的套子。
其实，作家只要是根据生活写作，而不是坐在屋里编故事，在写作过程中有时
就会不得不抛弃一些已经用熟了的手法，不得不抛弃一些吃透了的思想，而根据生
活的面貌，构思一些新的东西。于是，我无法赶开老缠着我的那些“金厂长”，我
想试一试。
谁知由于我对生活里的金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