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歌声。
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鼓荡起一股诚恳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
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共同的民
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
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
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
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在这种时候文学往往是做作的，
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
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感谢那抗战歌声，使大家一下子
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艺术原本就有一条经验，让人放松。
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一身中
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烁烁：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
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日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
管就不是人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萧飒接过话头：一个叫麦金得的英国人，曾把西
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
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丢，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
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击节赞赏，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有人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坏
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我却以为，现在的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
哪怕是“偏激”，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
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鲁迅不“激烈”吗？不“偏激”吗？
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
艺术不是公认被当作“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吗？当今的艺术自身是不是得了
萎缩病、软骨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
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不能让小人惧怕，或许艺术本身也变成了小
人。难怪有人忧虑，文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司马中原和萧飒二位先生都是60 多岁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气度从容。但
有爆发，有酒后，有性之所至畅所欲言的时候，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实的作家。
有时敢于大笑大骂、坦荡无私，反而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成熟。当代文学不也正
需要这种成熟的人格气韵吗？
大陆的作家访问团6 月30 日中午到达香港，当晚参加了香港作家协会举办的
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的大型酒会。酒会历时近3 小时，作家、诗人们轮流上
台，读一首抗战的诗，唱一首抗战的歌。我所熟悉的著名的抗战诗和抗战歌都听到
了，还有一些是不太熟悉的，一次真正的抗战文学的大餐。
酒会自始至终，格调昂扬，壮怀激烈。文人们义张勇发，动情动容地喊出唱出
了抗战文学一种精神：反对侵略战争。这是一种精神反抗，是文学的崇高使命，也
是文学的人性使命。
在座的有许多是50 岁以下的人，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情感感受了50 年前的那
场战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感受自然更强烈。既然精神还能碰出电光石火，该
碰的时候为什么不碰？生命既然还有内在激情，该燃烧就燃烧。
我为作家们这份情怀所感动。我也欣赏别人的这份“感动”，珍惜自己的“感
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缺少民族意识和天下意识，虽然当今天下一切都是商品
经济，但不等于一切都是做买卖，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意识来取代。
事实是金钱意识正日益被强化，它不仅意味着名利双收，还安全可靠。
当代文化中的民族意识、天下意识正人为地被淡化，似乎这样就离“政治”远
了，躲开了敏感的问题。于是，历史变成了一堆堆与国家、民族关系不大的香艳故
事，现实变成了一出出为了金钱争斗不休的闹剧。
人为地躲避什么，是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不能对生活变得“感”而不“动”，
“感”而不会“动”，“感”而不敢“动，“感”而不愿“动”。甚至是不“感”
不“动”。
然而当今的文化环境又极其圆熟地保护了这种不成熟，这就是文学精神的萎顿
和环境的疲软正好配套，互为因果。
为港合作家的民族情怀所动，想记下一点感想，孰料愈扯愈远，言不及义，还
是赶紧停住为妙。
15。政策与人
“政策”这两个字使用的频率很高，人人都可以挂在嘴边。谁又真正能说得清
呢？似乎是家喻户晓，又是最难搞懂、最难把握的一个词。
我在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起这个古怪而又魔力无边的词，
根据政策，我们家的成分可上可下，村干部行好给拉下来定为上中农，于是我们全
家感激党的政策好。以后又根据政策，推上去改为富农，断送了我在部队里的前程，
却不敢骂政策不好。
根据政策一部分人被打成右派了，一部分人升官了，一部分人上山下乡或支援
边疆了，一部分人分到房子长了工资……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取决于他赶上了什么政
策。不能跟政策对抗就如同不能跟命运对抗一样。
一个地区，乃至一个省、一个市，因为有了政策，有了项目，便成了特区，有
了风水，富裕起来，发达了。一个地区或单位因没有享受优惠政策，被另外一种政
策死死限制着，便受穷，便抱怨，希望也能得到一点优惠政策。
政策一倾斜，穷的可以变富，无的可以变有，当然富的也可变穷，有的也可变
无。
政策就是钱，是大钱。要到政策胜于要到钱。
即然政策这么重要，所以人们不知从什么时候懂得了“钻政策的空子”，叫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政策不允许开追悼会，大家把遗体告别仪式搞得
比正式的追悼会还隆重。政策不允许为死者送花圈，大家都改送花蓝，价格比花圈
贵许多倍……
这是小事，对专门寻找政策的漏洞，钻政策的空子去为本单位，本地区谋私利，
我们固然不能提倡，但在中国当个领导干部或企业家，不研究政策恐怕不会成为好
的领导者或企业家。如果只懂得背诵政策条文，而不能从实际出发掌握和运用政策，
更不会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和企业家。因为政策是没血没肉的，经常会变的，到头来
这种人只会误国误民误事。一种政策最大的悲剧就是培养出一大批政策机械人。
每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总是为了将某项工作搞好。这些年我发现在对待政策上
南方人和北方人有很大的不同。北方人更像中国足球队，把球好不容易踢到前半场，
不是先想怎么进球，而是先想进不去怎么办？犯了规怎么办？
被出示红牌怎么办？而南方人则像欧洲的球员，只想进球，不想别的，拼了命
也要进去，能冲就冲，能撞就撞，何为犯规？何为出界？一切规矩和界线都是为了
让你更好地进球……
前不久，北京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向我抱怨：当国家还不能用别的东西到国际
上换外汇的时候，他们就卖木材、卖煤炭、卖石油，为国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做
出过“巨大贡献”，也受到了政策的最大限制。如今资源卖的所剩无几了，企业已
成老牛破车，国家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对他们仍然实行计划管理……我对他同情之
余又生出几分怒其不争的愤概。如果企业完蛋，几十万职工和家属没饭吃，首先是
你总经理要负全责，政策救不了你。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北方相同的条件下，
有些大中型企业就搞得很好，如首都钢铁公司、天津动力机厂、沈阳金杯汽车公司
等，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找上边要政策，争取政策向自己倾斜，形成自己的气
候。既然不能指望有一天什么政策都没有了；既然不能指望有一天政策会完全不受
权力和感情的影响；既然不能指望所有政策都能回答或解决现实中的一切问题……
那么就请你好自为之。过去的经验证明，政策并不喜欢躺在自己身上，把什么责任
都推在自己身上的人。
事实上当你成功了，感谢政策好，政策受之无愧。你失败了，埋怨政策，政策
决不会替你担当责任。
16。绿色缺乏症
一老先生带着几个孩子逛公园，发现这些孙伙计们对绿色植物，诸如：
树呀、花呀、草呀，全无兴趣，目标只盯在游乐场和电动玩具上。他们是在没
有绿色的环境里长大，对绿色没有感情。从小玩机器玩具，自己也类似机器人：自
私，冷漠，缺乏情感，缺少情趣。没有绿色，人就不可能活得水灵，不可能有色彩
斑斓的童年。
又岂止是孩子！中国的成年人现在有了许多现代意识，比如：市场意识、投资
意识、开放意识、公关意识、健康意识等等，唯独缺少非常重要的绿色意识和环境
意识。“植树节”从来没有成为全民真正的节日，每年4 月的植树造林活动基本上
还停留在由少数人参加的表演的宣传的水平上。要知道地球上的森林覆盖率是30％，
而我们只有13％，不及平均数的一半。这才是最大的落后，不仅危及我们的生存，
而且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情感、性格和相貌……
越是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国家，越重视绿化，森林覆盖率越高。
回归自然成了当今发达世界的一种风尚，首先在西方而不是在落后地区兴起了
绿色消费热：吃绿色食品，用绿色商品，靠田园绿色医治现代医学医治不了的病症。
大城市的人向往具有原始意趣的森林、荒野，在大自然中可无拘无束地恢复人的本
性。因为人类的祖先是森林古猿，曾长期栖息在欧、亚、非大陆的森林里，渐渐进
化为现代类人猿。可见每个现代人身上都有“绿色遗传”，抛弃绿色无疑会违背人
的天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自称变成了一片废墟，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绿化
运动。政府不断地拨出巨款，通过了“举国造林决议”，成立了“森林爱护联盟”、
“国土绿化推进委员会”、“绿色少年团”。设立了“绿化日”、“全国育树节”、
“绿色感恩节”、“绿化文化奖”、“绿化和森林基金”。自己的森林一根不砍，
从中国、菲律宾等国家大量进口木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森林面积占到了国土的
67％——这是日本人的骄傲，也是文明和发达的标美国更奇怪，早在1872 年，经
林肯签署法令，圈地加以保护，后任总统勃兰特正式批准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国
家天然公园——黄石国家天然公园。“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利用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后来的老罗斯福又重申：“不要去破坏它的壮观，留下来给你们的
儿子，给你们的孙子，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