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考虑再三，“好吧，”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个仆人递给霍拉斯一张纸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蜡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末了，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纸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法国为伍。晚１１时３０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建议，”他说，“明日上午９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１２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１２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他补充说，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但他也怀疑。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１１时。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窗外打着闪电。
据他的仆人说，元首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塞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塞与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时，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受斥后，工作还没完——约凌晨４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９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显然，这是一份可恶的文件，甚至可能是一份最后通牒。里宾特洛甫不想见他。此时，施密特刚好在旁，里宾特洛甫便叫他替他接见汉德逊。
第六部 铤而走险 “史无前例的灾难”（6）
９月３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他们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处在大战的边沿。
哪一天早晨施密特都没有睡过头，偏偏在今天睡过了——他只在家中呆了几小时。他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外交部。他看见汉德逊走进大楼，便从旁门跑了进去。上午９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听见有人通报汉德逊已到。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非常遗憾，”他深情地说，“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明。声明说，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１１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汉德逊把这份文件递了进来。“本人实在抱歉，”他说，“竟把这样一份文件交给您，特别是您历来都乐于助人。”虽然汉德逊的精明能干不长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且对元首最终仍保留着幼稚的看法，但他却成功地驳倒了希特勒，连续几个晚上盯得里宾特洛甫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值得鼓掌的业绩。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人们焦急地问他任务完成得如何，他只简单地回答：“放学了。”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凭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末了，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猛然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为，”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都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一个电话；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作一妥协性的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毛山榉树下的一张折叠式大桌前——这里摆了个摊档。他喃喃地说，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他去伦敦。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但是这个瑞典人并不是独具慧眼在纽伦堡，他悲哀地承认，他被希特勒和戈林领入歧途。戈林的装模作样可能欺骗了他。达勒鲁斯的幼稚程度可以从记载中关于他对此事所作的反应略见一斑：“眼见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如此失望，如此一筹莫展，我全身热血沸腾。我知其所为，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跳上汽车，直奔总理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过去两月来他对我讲的每件事，他是真心实意的。”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作出的不折不挠的努力——虽有点儿浅薄——就此告终。
上午１１时１５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１５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所作的答复——悍然拒绝。汉德逊读完后，抬起头来，发表议论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他祝汉德逊先生本人诸事如意。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
在伦敦——那是上午１１时，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１５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现在，让上帝保佑你们吧，让上帝保护正确的人们吧”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伦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怨恨的首当其冲者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战火。这是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所带来的僵局。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么，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作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的——即使他已猜测到了——是，英国人该走多远就会走多远，多一时也不走。尽管赫斯已有情报提供给国内，再加上其他情报资料，希特勒还是被其自身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未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毋需多少怀疑，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很是惊奇。“战争的消息，”伦敦的《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使俄国人惊讶。他们原以为会妥协的。”奇怪的是，苏联人对参加进攻波兰没有多大劲头，而里宾特洛甫则在当晚发给冯·德·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中邀请苏联参与对波兰的进攻。“依我们估计，”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对我们，这不但是个解脱，也符合莫斯科协定的精神，以及苏联的利益。”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与随员们一起登上开赴前线的专列。在离柏林前９分钟，元首向在最大的危机中不给予支持的盟友发了一份电报。与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不同，发给墨索里尼的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的，且充满了激烈的词句。希特勒说，他明白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他是“有意”选择发动战争这条道路的；他的信念“坚如磐石”。晚９时整，元首的专列缓缓开出车站时，他未发现信中的那份信心。相反，他的一名秘书，格尔达·达拉诺斯基注意到，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从未见他如此过。另一名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但是，在他的仆人看来，他是信心的缩影。他说，西方没有什么可愁的。英法两国会在“西墙”上“碰掉牙齿”。当列车东驰时，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请你注意，”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作出典范。”
第七部 诉诸武力 “连胜利者也被胜利毁灭”（1）
那年夏天，希特勒明白地表示，他更感兴趣的是谈判而不是打仗。在法国，是他的武器劝说和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胜利者，一位主动让法国分享团结和繁荣的法西斯欧洲的果实的胜利者——法西斯欧洲，这个霸权的目的，不但要使精神复活，而且要使它成为反对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在这场运动中，他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要他的部队当解放者，不当征服者。“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在法国的行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士兵在莱茵兰的行为一样”他对霍夫曼说，谁要是抢劫，就当场枪毙。“我要与法国达成真正的谅解。”
这样，进入巴黎的部队便不敢大摇大摆，更不敢要人臣服或白吃东西。凡买东西，他们必分毫不差地给钱。在香榭里舍大街的咖啡馆门外，他们与法国人一起喝咖啡，分享着６月下旬的阳光。这种相处虽然很尴尬，且常常彼此无言，互不理睬，但巴黎人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他们原以为妇女会遭强奸，商店和银行会被洗劫。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德国军队在帮法国难民返回首都。在巴黎全城都挂满了路牌，上面画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友好的德军士兵，还有句忠告：“法国人！信任德国兵吧！”
希特勒想来会为其士兵感到自豪的。他们穿得整整齐齐，说话和气甚至有点讨好。他们对妇女彬彬有礼，对男人，尊尊敬敬。在无名将士墓前，他们光着秃秃的脑袋站着，其武器仅是照相机。他们更像是坐假日特价火车前来的旅客，而不是刚让法军蒙受奇耻大辱的可怕的人物。这是狡猾的公共关系手段，是旨在把法国变为一个既肯干活又有生产价值的奴仆的计划的一部分。
希特勒本人也当起游客来了。与他同行的一群人中既有他的副官，还包括世界大战中的一名下士梅克斯·阿曼。两天来，在元首的带领下，他们心情愉快地参观了导致此次战争的旧战场。这是富于感情色彩的旅游，元首无时不高兴。他指着弗兰德战场告诉众人说，这里先前是一片沼泽地，还留下一些战壕作为纪念之用，也供游人欣赏。元首并非独自暗暗回首往事，而是滔滔不绝地、极详尽地向众人解释，这里或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当他乘车穿过里尔时他只在水彩画里见过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