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也就是说，削藩，他们造反；不削藩，他们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马上就反，但是为害尚小。暂不削藩，他们反得迟一些，但是后患无穷。因为那时他们已羽翼丰满，存心造反，你可怎么收拾？所以得“先下手为强”。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份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要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拢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其实，就算吴王刘濞是冤枉的，这个冤大头也只好由他来当。因为削减藩国领地，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变成彻底的“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而且，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既然迟早要削藩，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决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吴王都首当其冲。只有把吴楚这两个最强最大最牛逼的王国压下去，其他诸侯才会就范。所以，晁错的话──“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总之是要拿他开刀，没什么冤不冤的。
《帝国的惆怅》 明月何曾照渠沟是非功过
现在看来，汉景帝这一刀是开对了。“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初分封的王国有的变成了郡县，有的分裂成小国，大都名存实亡。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汉的国祚也因此延续了三百多年。所以，司马迁把景帝一朝称作“安危之机”，史家也公认削藩乃“治安之策”。从此，“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分封子弟，但都是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唯独西晋是个例外。西晋开国以后，又倒退到西汉初年的“半封建半郡县制”，结果是酿成“八王之乱”，自取灭亡。
这样看，晁错岂非高瞻远瞩？
实际上，藩国过于强大，必定威胁中央，对于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共识。晁错的死对头袁盎，就对汉景帝的父亲汉文帝说过“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的话。当然，袁盎说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当时骄横无礼的淮南厉王刘长而言，不像晁错那样把削藩作为基本国策来看待。但要说当时的朝廷重臣都是糊涂虫，鼠目寸光，尸位素餐，都不如晁错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恐怕也不是事实。
然而晁错却几乎遭到一片反对，甚至“世人皆曰可杀”，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所使然。我们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在武帝以前，则以道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景帝的亲娘窦太后，更是一个极其尊崇道家学说的人，以至于“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所以，汉景帝母子君臣，大约都是“黄老门徒”，只不过窦太后是个“死硬派”，汉景帝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有一次，儒生辕固和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的事。黄生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下。商汤是夏桀的臣，怎么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么能代商而立？所以，汤武不是革命，而是谋反。辕固反问：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对了？汉景帝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学问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没有知识。
汉景帝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巴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场和野猪搏斗，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那么，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是“清静无为”。他们追求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讲究的是“治大国者曰烹小鲜”，主张的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相信的是“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叫“治大国者曰烹小鲜”呢？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也只能慢慢来，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像晁错那样急火攻心，还能不坏事？
第二个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七国造反，全是晁错惹的祸。刘濞有没有问题？有。比如“称病不朝”就是。称病不朝当然是“失藩臣之礼”。但刘濞装病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的太子入朝觐见的时候，由于一点小事被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杀了，从此两家关系不好。以后又怕皇帝杀他，就更不肯来朝了。所以，装病，“计乃无聊”。后来，文帝赐吴王几杖，又准其告老不朝，关系也就改善了。可是晁错偏偏没事找事，引火烧身，摸那老虎的屁股，终于惹下大祸。那么，不整治他，整治谁？
当然，七国之乱是不是晁错惹的祸，可以讨论。即便是晁错惹的祸，是不是一定要让他去顶罪，也可以讨论。问题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袁盎“诛晁错”的建议却反倒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朝中十分孤立。这也是晁错被杀的第三个原因──他不但这次“犯了众怒”，而且平时就“不得人心”。
毫无疑问，对于所谓“不得人心”也要做分析，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问题在于晁错的对立面恰恰不是小人。袁盎就不是。袁盎是一个正义耿直的人。绛侯周勃，我们是知道的，他是汉王朝大功臣，平定了诸吕之乱，保住了刘氏江山，所以文帝对他十分客气（上礼之恭，常自送之），他自己也十分得意（朝罢趋出，意得甚）。当时还只是个“中郎”（侍卫官，级别比六百石）的袁盎却对文帝说，绛侯只是功臣（有功之臣），不是社稷臣（栋梁之臣）。社稷臣的标准，是“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想当年吕后专政，刘氏命悬一发，气若游丝。那时绛侯官居太尉，手握兵权，却听之任之。吕后驾崩了，朝廷大臣齐心协力要铲除诸吕，他周勃这才出来推波助澜。这顶多只能算是识时务、有功劳而已，哪里能算是社稷之臣呢？文帝听了这话，就改变了对周勃的态度，气得周勃痛骂袁盎，说我和你哥是哥们，你小子却在朝廷上诽谤我（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后来，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自己的封国。封国的人落井下石，告他谋反。周勃被捕下狱（征系清室），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宗室诸公莫敢为言），挺身而出为他辩诬的，却是当年说他“坏话”的袁盎（唯袁盎明绛侯无罪）。周勃的无罪获释，也多亏了袁盎的努力（绛侯得释，盎颇有力）。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正派的。这样的正直之士，难道是小人？
袁盎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担任陇西都尉时，“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担任吴国丞相时，手下有人和他的婢女偷偷相爱（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袁盎知道后，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并不追究。后来，这个下属听说东窗事发，畏罪潜逃，袁盎又亲自把他追了回来，将婢女赐给他，还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七国之乱时，袁盎被吴王扣押在军中，看守他的军官碰巧就是此人，于是袁盎得以逃脱。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厚道的，他的好心也得到了好报。这样的仁恕之士，难道是小人？
袁盎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晚年因病免职，闲居家中，常常和江湖上一些人来往，其中就包括一个名叫剧孟的人。当地有个富人便对袁盎说，剧孟这家伙是个赌徒，阁下为什么要和他来往？袁盎却说，剧孟虽然是赌徒，但他母亲去世时，赶来送葬的车子竟然多至上千辆，这就说明他确有过人之处了。依我看，一个人有了危难，上门求救，不推脱说父母尚在，也不装着不在家的，除了季布的弟弟季心，大约就只有剧孟了。于是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