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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大家都说不行。说不行的人还不肯坐而论道，都要用拳头说话。最后是打出了一个大秦王朝，也打出了一个帝国制度。创立这个制度的秦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没实行过国君只当虚位元首，把政权交给王国政府的制度。实际上，秦王国之所以能在兼并战争中胜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孝公依靠商鞅的变法，打击了封建领主势力，把政权、财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国君手里，建立了“国君集权”的制度。秦始皇既然是靠着这个制度把王国变成帝国的，那么，他在由秦王变成了皇帝之后，又怎么会把政权交给宰相？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大秦王朝和帝国制度的建立，究竟是偶发事件还是历史必然？从结果看，显然是后者，因为“百代皆行秦政治”，汉唐宋元明清也都是不叫“大秦王朝”的大秦王朝，即帝国。所以，帝国是一种必然。帝国既然是必然，那就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也一定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这才有汉的削藩（取消封国的自治权），唐的分省（将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由一个宰相府分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宋的释兵（收回将帅兵权，改由文臣将兵），明的罢相（废除宰相制度），也才有前面说的种种变革。这些变革，说到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里，而且集权、集权、再集权。
实际上，钱穆先生讲的其他问题，比如宋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平铺的社会”等等，也都因此而生。钱先生所谓“平铺的社会”，其实也就是没有贵族阶级的社会。没有了贵族阶级，就只剩下了两个等级，或一个关系，即君与臣。君只有一个，其余都是臣，地位一样，这就是“平等”（其实是“平抑”）。没有了贵族阶级，官位不能世袭，政权对外公开，只要考试合格，人人可以做官，这也是“平等”（其实是“均等”）。没有了贵族阶级，地方上也就没有核心人物，没有凝聚力，这就“自由”（其实是“散慢”）。机会均等，大家一样，互不买账，就不能靠人治，只能靠王法律条来治理，这就是“法治”（其实是“律治”）。钱先生所说的种种问题，是不是都由废除贵族政治始？
《帝国的惆怅》 好制度，坏制度问题所在（2）
那么，帝国为什么要取消贵族阶级呢？因为贵族制度和帝国制度是不兼容的。帝国制度的本质，是“中央集权，一人专政”。这个“一人”，在理论上就是皇帝。皇帝的权力就是“皇权”。皇权是一种最高权力，也是一种绝对权力，是不受制约和毋庸置疑的。既然如此，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人之下”，又怎能再插进来一个“万人之上”？所以宰相制度终归要废除，贵族阶级也一定要取消。贵族阶级取消以后，政权就一定要向全社会开放。不但任命制一定会取代世袭制，而且科举制也一定会取代察举制和荐举制，因为只有科举制才最平民化，最少贵族气。结果，自然是造就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同时，它也造就了一种“官僚的政治”，因为填补贵族权力空白的是朝廷任命、平民出身的官僚。
显然，贵族政治是和邦国制度共生的，官僚政治则是和帝国制度并存的，而官僚制度又是依附于皇权政治的。也就是说，没有皇帝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没有官员的权力，更没有什么官僚政治和官僚集团。皇权虽然在实际上可以由太后、外戚、权臣，甚至可能会由太监来代行，但在法理上是属于皇帝一人的，也是最终要交还给皇帝本人的。如果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便要被骂作“乱臣贼子”，“天下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哪里还能像钱先生所说的那样，皇帝虚位，只做象征，一切实际上的政务都由宰相处理，一切实际上的政治都由政府负责？这恐怕只是钱先生的一相情愿吧！
当然，这种“理想状态”也不是一点影儿都没有。西汉初年就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们要说清楚，那是西汉初年。那时，大家对帝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心里还没有谱。邦国制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刘邦集团的江山也还没有坐稳，只好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行“半封建半郡县”或者“半邦国半帝国”的制度，即“郡国制”。这是一种过渡形态，是终将被完全的帝国状态取代的。萧何他们趁这个大家都还摸不清头脑的时候为后世宰相们争取的权力，也是迟早要被后世皇帝夺去的。我们现在当然无法弄清萧何他们当年是否也有钱先生那样的政治设计和政治理想，但可以肯定，这种“元首虚位，政府负责”的模式并没有被确认，──既没有在法理上被确认，也没有在观念上被确认，因此想破坏就可以破坏。
这大约就是钱先生心目中的“好制度”终于变成“坏制度”的原因了。说到底，罪魁祸首就是皇帝制度。正是因为有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受制约和毋庸置疑，才有了后来的一切。显然，要回答“好制度”何以最终变成了“坏制度”，就必须追问在过去的二千多年间，中国何以要实行一种以皇帝为实位元首，而且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帝国制度。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也许要另外写一本书才能回答的。
《帝国的惆怅》 好制度，坏制度历史总是让人惦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基本上是讲历史的。它和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的《百家讲坛》多少有些瓜葛，因为部分内容在那里讲过。
众所周知，《百家讲坛》是一个学术性的栏目，尤以讲述历史见长。这类节目并不好做。做好了固然“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升了文化品位），做砸了却是“双输”（学术失去自身品质，电视失去广大观众）。这是许多学者和电视台都不敢轻易涉足此事的原因：他们害怕吃力不讨好，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然而《百家讲坛》的编导却告诉我，他们的收视率并不低，高的可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低一点也有百分之零点一。百分之零点五的收视率是个什么概念呢？通俗一点说，就是平均有千分之五的电视机选择了这个频道。当然，调到这个频道的更多，锁定的又少一些，所以说是“平均”。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按照这个比例推算，收看的人数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然，账不能这么算，前面对收视率的解释也不完全准确。但要说很多人在看，总是不错的。这就奇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最近的一个，清，离我们至少也有上百年，远的就更不用说了。如此遥远的是非恩怨，干我们甚事，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呢？
也只有一种解释：历史不能忘怀。
的确，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这样一来，谁对历史了解得更为深刻和透彻，谁就更可能成功。相反，如果仅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于现在，那他恐怕就连现在也把握不了。国家如此，个人亦然。实际上，伟大的时代必定具有历史感，伟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历史感。只有平庸的时代才鼠目寸光，也只有那些平庸之辈才会对历史不屑一顾。何况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连台大戏，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动作，有悬念，有高潮，充满戏剧性，岂能不让人兴趣盎然？
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各种说法和多种说法。
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三国演义》是“戏说”吗？是。因为它不但“演义”（发挥），而且“演变”（篡改）。就算它态度严肃，不是“戏说”，也有歪曲编造成分，是“正说”加“歪说”，甚至“胡说”。不过《三国演义》还只是“走调”，《西游记》就“离谱”，只好称之为“大话”。我们现在都知道《大话西游》“大话”了《西游记》，很少有人想到《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但《西游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谁都知道那是神话。《三国演义》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把它当作历史来看，甚至以为那就是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是不叫《大话三国》的《大话三国》。
看来，小说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较靠得住的是历史家言。《百家讲坛》的收视率那么高，就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尽管所谓“正史”也难免事实加传言。
然而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历史文献的人却凤毛麟角，“正说”的影响力和读者面，与“戏说”、“大话”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因为后者好看，前者难懂；后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想满足趣味就难免“上当受骗”，要弄清真相就必须“硬着头皮”。这就矛盾，读者也就两难，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
趣说并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并不等于一定要读过多少经典名著，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学历、学位、职称和头衔，当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中文系毕业的，而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
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因为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你顶多只能散乱地见到些秦砖汉瓦，依稀听得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秦时明月汉时关。汉代的关隘（历史条件）可能已荡然无存，秦时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这就不但是“趣说”，而且是“妙说”。没有思想的趣说只是易拉罐饮料，有思想的妙说才是好酒。历史和酒原本就有些拉扯，比如“汉书下酒”、“青梅著酒”。所以，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本书不敢说是一坛好酒，只要没做成醋，就谢天谢地了。
本书收录的文章，断断续续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