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劳伦斯在克罗伊顿似乎很是孤独，爱情上如此，工作上和社交上亦然。劳伦斯接受了克罗伊顿小学的教席，年薪95镑，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杰茜回忆说他临走前情绪低沉，就像被判了流放一样。母亲也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一个劲儿地叨叨：你走了我怎么帮你？你上大学时还得我天天熬好了粥叫你起床呢。
他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人家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但很明显与男主人关系处得不和谐。那位琼斯先生不过把劳伦斯看成是来伦敦谋生的小镇知识分子，对他倨傲，还教他怎么读文学作品呢。
劳伦斯不太喜欢学校朝九晚五的死规矩，每天盼着的是下午放学的钟声。他不大会为人处事，总喜欢在讨论会上和别人争论直至争得面红耳赤。所以在老师们中间几乎没有太知心的朋友。他甚至敢于抗上，当他上课时有上级官员进教室视察，受到他的抱怨，以至于那个视察官再来学校时马上声明：“你们这里写书的那个家伙在哪儿？他那个班我就不去了，我才不找他在哪本书里损我呢。”所幸的是，当时的校长是个开明大度的人，从不计较劳伦斯的年轻乖张，也不限制劳伦斯的教学方法，任他自由施展自己的才华。看他一个人孤寂可怜，还时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
因为有了这个校长的宽容，劳伦斯对教学工作还是很投入。他尤其喜欢教孩子们画水彩画，这是劳伦斯学习写作之前就开始的爱好，绘画伴随他一生，终于在临死前在伦敦举办了自己的画展。他的绘画才能很是了得，这一点在《儿子与情人》的以自己为原型的男主人公保罗身上有突出的展示。如果劳伦斯不精于绘画，他是塑造不好保罗这个人物的。劳伦斯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们开展课外活动，替他们修改文章给报纸投稿，孩子们演出《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他会不辞辛苦地替他们画全部的布景，替他们改写台词。这些孩子偶然在伦敦的报纸上读到劳伦斯的诗歌，甚至会把他们的意见写成诗贴在劳伦斯的桌盖下，第二天他进教室翻开桌盖时就能看到。孩子们这种方式劳伦斯很欣赏，表示有些句子需要改写。
如果劳伦斯全心全意当个教师，他会是个十分招孩子们喜爱的教师。他也从孩子们的回报中得到欣慰。但这里只是他人生之旅的小小客栈，他不可能恋栈于此。如果他的理想是教书，他早就会选择读学位去教中学了，至少中学教师的工资要高。
但作为一个志存高远但又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他很难交上知心朋友。捉襟见肘的那95镑工资甚至让他无法尽快结婚成家，此时他的衬衣都是打了补丁的，他甚至没有一双像样的靴子。那个理智的露易态度很明确：攒钱结婚，明媒正娶，决不在婚前苟合。劳伦斯的社交圈子不大，限于克罗伊顿的小知识分子，多信仰社会主义和费边主义。但他渐渐发现，“克罗伊顿的社会主义者们愚蠢，费边分子们无聊至极”。因此他仍和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次镇上的社会主义者们在霍普金家聚会议政，他都要从伦敦赶回参加并积极发言。但他的发言往往转移到艺术上，最著名的讲演是《艺术与个人》，令小镇的政治家们不得其解。
第一章 伊斯特伍德第四个家——爱的死亡与再生地（3）
小镇上让他惟一臣服的智慧长者就是威廉·霍普金先生。霍普金这个邮递员的儿子成长为一个知识分子，但没有趋附权贵，而是一生信仰社会主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之，为矿工们争取权益，谋福利。他在伊斯特伍德德高望重，把小镇治理得井井有条。劳伦斯从小就信赖这个年长自己23岁的叔辈，喜欢和他在乡间散步，听他讲小镇的发展和镇子上的人物掌故。这个如父如兄的人在他心目中足以代替自己的父亲。以后劳伦斯在创作《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时，就把霍普金家住的街道作为原形写了进去。他还在1919年写的话剧《一触即发》中以霍普金为原型创造了一个口若悬河的社会鼓动家，因为他太了解霍普金的思想和讲演技巧了。霍普金似乎是劳伦斯在小说中极少赞美的原型人物之一，足见其对劳伦斯的魅力。读这个剧本，我深深感到了劳伦斯作为矿工的儿子对劳动阶级的热爱和作为中产阶级之游离的一员对劳动阶级的蒙昧表现出的无奈。他是把拯救劳动阶级于蒙昧之中和遏制有产者的贪欲的希望寄托在霍普金这样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身上的，这样的人能维持阶级之间的平衡。劳伦斯在小说《努恩先生》中几乎是如实描绘了霍普金：“英俊，生着突出的脑门，留着短胡须，是个社会主义者。看上去就像莎士比亚的雕像，但远为优雅．．．．．．他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很有点基督气质……”
若非劳伦斯臣服的人，是得不到这般礼遇的。他们这对忘年交一直心心相印，劳伦斯每有作品都要题赠霍普金，并与之保持长期的通信联系。霍普金也珍惜劳伦斯的才华，将他的赠书和来信一一保留，还搜集了不少有关劳伦斯的书籍，日后捐给了镇图书馆，成了专门的“霍普金收藏专柜”。
劳伦斯受到霍普金的影响是深刻的，可能对塑造他的人格具有意义。他的品格具有社会主义的底色，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早年霍普金对他的影响造成的，当然这与他的矿工出身也有关。当他看到美丽的山乡被私有企业毫无节制地荼毒，看到古雅的城镇建筑格局受到无政府行为胡乱糟践时，他自然要求将土地、工业和交通运输国有化，以为那样就能“一点一滴地把英国建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呼唤声至今我们还能在英国到处听到。我甚至在伦敦地铁里看到有人手捧一本《反对资本主义》的书津津有味地读着。2000年秋天开始，英国铁路运输事故频仍，全国交通陷入长期瘫痪，引起愤怒的百姓们强烈抗议，认为是私有化以后企业一心追求利润造成的恶果，强烈要求将交通运输国有化。另一批人则提醒人们国有化照样会出现瘫痪，原因是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和麻木不仁。工党的布莱尔首相在电视上激情陈词，要求私有企业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条件，但他谨慎地没敢提国有化。如果劳伦斯活到今天，可能会到电视上去谴责铁路私有化，甚至会加入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场外抗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示威游行行列中去。但他绝对没有自己的理论。劳伦斯所有的“理论”都出自善，出自对穷人的同情，他根本上是穷人的儿子，自己一辈子也没写成富人。
但作为艺术家的劳伦斯并没有皈依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了阶级的局限性。他在自己“自画像”一文中写道：“身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感到，当我与中产阶级在一起时，我生命的震颤就被切断了……而工人阶级呢？他们视野狭窄，偏见重，缺少智慧，这亦属狴犴。一个人绝对不能成为任何阶级的一员。”1915年他曾回到故乡过圣诞节，30岁的劳伦斯此时面对父老乡亲，感到的是十足的无奈。他在给罗素的信中善感而爱恨交织地写道：“天啊，我简直是重返童年时代——如此凶暴，如此黑暗，头脑总是一片漆黑，毫无理智，感觉强烈……这些人，我是那么那么爱他们，他们的生命是那么强烈地影响着我……他们是那么强健，又那么易受伤害，冥冥中充满着激情。我像爱自家兄弟一样爱他们。可是，上帝，我又恨他们：我可不想让他们主宰我……得制服他们，比他们想得要远，理解得要深刻，不能和他们一样行动。”
我曾就此问题和沃森教授探讨过。劳伦斯如果当初选择政党会选择谁。按说他应该选择工党。但沃森肯定地说：不会的，他肯定会选择自由党。这个党由于无法形成自己的主见，宽容民主慈善，终于四分五裂，迷迷糊糊地解散了，强硬的保守党和工党成了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至今。
这或许能说明劳伦斯这类自由主义者的无奈。他一生都无法摆脱对劳动阶级的爱恨情结。因此他在阶级观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信仰。如果有，充其量是基尔特社会主义（ｇｕｉ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不过是降低商品价格，无论如何都要让穷人有饭吃和保护环境造福子孙这类朴素的理想，根本没有什么改造社会的宏论和具体的实践方法。他始终是一个个性主义者，遵从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听从他自己的“太阳神经丛”的搏动而写作。他不属于任何阶级，但有可能在某一点上与任何阶级的观点相吻合。他的社会观念更具有心理学意义而非社会学意义，可能这一点使得他的作品更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劳伦斯文学也就自然成了文学研究的常青树，至今仍然不过时，甚至总能与某一新潮文学理论吻合，成为“后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正如著名的女作家阿娜伊斯·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不属于任何阶级。他是独特的自我。他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一直在为自己创造一个阶级，也为与他大致相似的人们创造一个阶级。”也正因此，在英国这个等级和阶级意识浓重的国家里，劳伦斯的创作成了双重的受害者。他首先受到的是左翼批评家的攻击，批评他背叛了劳动阶级。然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恩宠，把这个穷天才捧红，如胡弗那样，不过是把他看成黑奴中的绅士，是个人种变异的奇观。而一旦劳伦斯的写作超出了他们的期待范围，不为他们的猎奇提供素材，他就会“失宠”，进而遭到唾弃。
两方面的人都要把他局限在工人阶级作家的范围内：所谓上流文人哀其不幸，希望看到他笔下更多的不幸故事，认定他“不配”写作艺术小说；另一方面的人则怒其不争，眼看着他与工人阶级价值背道而驰，一步步滑向“为自己的艺术”（Ａｒｔ ｆｏｒ ｍｙ ｓａｋｅ）的“深渊”。劳伦斯之不为“主流文学”所容，盖出于此。尤其日后他无法与高处不胜寒的布鲁姆斯伯里上流文人圈子相处，与罗素、福斯特、凯恩斯等名人一一决裂，使他失去了任何庇护和拔茅连茹的机会——甚至惨遭诋毁，其文学价值被广泛承认的时间大大推后了一代人，直至死后才渐渐被年轻的一代所“发现”和认可。这是劳伦斯最大的不幸之一。但他似乎并不为此后悔，因为他坚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后来的左翼批评也渐渐接受了劳伦斯，承认他是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甚至将《儿子与情人》奉为惟一有价值的工人阶级小说。时间与造化就是这样既无情又有情。
劳伦斯与故乡的关系被一刀切断，是在1910—1911年间。那是劳伦斯一生中最为黑暗残酷的一年。
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才59岁，就积劳成疾，得了绝症不起。有人评论说，莉蒂娅40岁上就看似70岁的老人了，她是心力交瘁了。儿女们都出息了，她可以好好享受晚年的悠闲了，有时间就到附近的姐姐们家住住——她的姐妹们都嫁得好，一生安富尊荣。只有莉蒂娅下嫁给矿工，生儿育女，与丈夫反目，艰辛度日。
那年她在莱斯特的妹妹家小住时，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