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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鲁迅塑造那个“黑色人”就是要还给眉间尺一个父亲？那是一个无形的人，隐没在黑暗里，声音像鸱鸮，眼睛像两点磷火……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问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他竟是这样一个只有鲁迅才写得出的“父亲”！
楚雁潮肃然摊开稿纸，英文译稿刚刚写到眉间尺的头颅坠落在地面的青苔上，他把手里的剑交给黑色人，“他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昨夜就是在这里停住的，接下来他要译的是：
笑声即刻散布在杉树林中，深处随著有一群磷火似的眼光闪动，倏忽临近，听到哨响的饿狼的喘息。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
这一段是全篇文字的精华，楚雁潮早在第一次读《铸剑》时，便惊骇地看见了那“一群磷火似的眼光”，以后便再也难忘了。把这段文字转换成英文并不难，但是要传神地再现鲁迅的风骨、鲁迅的文采，却也非易事。中国翻译界的老前辈、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严复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即文辞准确、通顺、优美；赵景深则主张“宁错而务顺”；鲁迅和赵景深针锋相对，提出“宁信而不顺”……这已是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见翻译之难！如今面对的是鲁迅的作品，要达到“宁信而不顺”就很不容易了，何况“信、达、雅”！楚雁潮手里拿起的笔又放下了，他要费一番斟酌。
“笃，笃，笃……”有人敲门。
“请进！”他回答着，仍然在思索。
来人是郑晓京，穿着那身男式军装，走进来的时候刷刷地响，雷厉风行，手里握着一卷文件似的东西，那神态使人联想起电影里的女电报员“报告首长”时的劲头儿，不知是她骨子里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还是有意要模仿。郑晓京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战士”模样，这，大家也都习惯了。其实，楚雁潮知道，她的父母也并不是扛枪打仗的，父亲是部队的政治干部，母亲是文工团的导演。
“哦，郑晓京同学！”楚雁潮从书桌旁站起来。
“楚老师，您在备课？”郑晓京看了一眼桌上的英文稿纸，匆匆一瞥，并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也没有为打断老师的工作而表歉意，就只管说明她的来意，“我想跟您谈谈班上的情况……”
“噢，好的，好的，”楚雁潮收起了稿纸，装进抽屉里。他没有准备让郑晓京像韩新月那样翻看他的译文，甚至根本不打算让她知道他在业余时间所做的事情，在他的译著正式出版之前，没有必要让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因为在一些人眼中，似乎写作和“成名成家”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哦，请坐吧！”他又让出了那把仅有的椅子，自己坐在床上，极力把思想从“磷火似的眼光”和“信、达、雅”中拉回来，专心致志地听取郑晓京的工作汇报。
“最近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个别谈了话，看来大家通过形势教育，基本上都能对国家暂时的经济困难有正确的认识。”郑晓京坐在椅子上，一板一眼地说，“特别是那些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工农子弟，谁也不去买自由市场上的东西。这些看起来是小事儿，也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看我们在困难的考验面前，能不能和党同心同德，能不能‘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郑晓京一向苍白的脸上由于激动而有些涨红了，那双不大的眼睛闪烁着大义凛然的光彩。她虔诚地相信，在革命需要饿肚子的时候，饿肚子当然是革命的，是光荣的，正如一切宗教信徒都坚定地相信的那样：如果能够忍受超乎常人所忍受的艰难困苦，距离自己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更进了一步。
“形势很严峻啊！”她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那神情确有几分大政治家的味道，“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更重要的是和赫鲁晓夫同志的原则分歧……”
楚雁潮大大吃了一惊！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听到任何人敢于对苏联领导人说出任何不恭之辞。在中国人心目中，赫鲁晓夫和列宁、斯大林一样神圣，这本来是顺理成章、勿庸置疑的，怎么突然有了“原则分歧”？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惊异，茫然地望着这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郑晓京是学生当中为数极少的党员之一，她说的这种话恐怕不是个人的创造，也许党里面传达了什么新的精神？也许她从父母那儿获得了某种信息？
郑晓京却没有再说下去，“哦，这一点，您知道就行了，不需要向更多的同志……”她突然打住，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间歇。
楚雁潮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向他泄露这不可向凡人所道的天机，并且又似露不露、欲言又止。是奉了使命向担任班主任的楚雁潮“下点毛毛雨”呢，还是她自己也仅仅知道“这一点”又忍不住炫耀呢？但是，他不能向她询问，她那严峻的语气和神情都在告诉他：作为一名党外群众，这已经是对你的信任和礼遇，你好好儿听着，没错儿！
“总的看来，我们班上的情况还比较好，”郑晓京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改变了刚才直板板的身姿，语气也柔和了一些，把话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拉回到她所在的那个小集体，“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谢秋思、地主家庭出身的白守礼，都没有发现什么原则性的不满言论，他们对政治问题都很谨慎，但对学习抓得很紧……”
“这就好，”楚雁潮也不知不觉谨慎地说，“同学们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思想还是很单纯的，我看大家都很懂得用功……”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男同学当中，有些不健康的情绪，”郑晓京表情又变得很严肃，甚至有些忧虑，“他们背后随便议论女同学，起外号，打分儿，谁最漂亮，可以打五分啦，谁‘形象困难’，只能打三分啦，甚至把谢秋思和韩新月两个人进行‘竞选’，说什么：韩新月的美是天然的，谢秋思的美是打扮出来的。一个像清高淡雅、一尘不染的白荷花；一个像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红牡丹。虽然都是名花，但两相比较，牡丹就显得俗了……老师，您听听这乱七八糟的！”
楚雁潮却没有说话。郑晓京今天的谈话，开头是那么宏大，落到实处却又这么细琐，使他感到无味了。他想起自己在学生时期，班上的男同学在宿舍里也有过类似的话题，他当然是不参加的，觉得把女同学作为‘花儿’比来比去，有失对人家的尊重。现在，他的学生也会这一套了，可见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很容易对这类问题产生兴趣，无师自通。当他听到郑晓京刚才点到韩新月的名字时，心中微微一动，他不希望这个在全班最突出、他也最器重的学生受到伤害，当然也不愿意别人随意贬损另一名高材生谢秋思。但他听到后来的‘评语’，却也觉得其中并无什么恶意，而且这种议论基本得当，他也就不想发表什么意见了……
“坏就坏在唐俊生把这话告诉了谢秋思，”郑晓京接着说，“他们两人的恋爱关系早就是半公开的了，谢秋思一听连唐俊生都参加了这种议论，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一气之下就把唐俊生甩了，唐俊生现在剃了光头！”
“剃了光头？”
“上午的英语课您没看见吗？哦，他戴着帽子呢……”
“噢，我没注意，”楚雁潮说，“剃光头是什么意思？”
“您没想到吧？”郑晓京用手指敲着桌子说，“他这是表示要出家当和尚了！”
楚雁潮不禁噗地笑出声来，没想到他的这一对儿上海小同乡竟演出了这么一场闹剧！
话说到这里，气氛却变得轻松起来。
“可笑吧？”郑晓京苦笑着说，“这种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身上，简直是可悲！更有甚者，”她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唐俊生因此变得十分颓废，昨天下午，他邀集了别的班的几个男同学，都是失恋的，他们身上披着床单、麻袋片，头上戴着巴拿马草帽，手拉着手在西校门华表前头合影留念，还高唱着……”
“唱什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郑晓京说到这里，脸上愤愤然，楚雁潮却忍不住放声大笑！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青年人的情绪不稳定，很容易冲动，只要加以引导，就能够健康成长，我可以找唐俊生谈一谈，哎，对了，你们可以调动他的积极性嘛，把表演才能用到正当的文娱活动中去！‘五四’校庆日就要到了……”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想让他为校庆晚会出点儿力，可是他又跟我摆架子、拿劲儿……”
“你们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楚雁潮饶有兴致地问。
“呃……”郑晓京把左手握着的那一卷纸放在桌子上，“想发挥我们的专业特色，用英语演出话剧，就是莎翁的《哈姆雷特》的片断……”
“噢？这很有意思啊！”楚雁潮为学生们敢于这样大胆地进行口语实践感到兴奋，他充满期望地看着郑晓京，“是由你来导演了？”
“嗯，”郑晓京当之无愧地点点头，“这几天的课余时间一直在做案头准备工作……”她摆弄着手里的那卷纸。
“角色都分配好了吗？”
“唉，难哪！”郑晓京摊开两手，真像一个大导演或者指挥千军万马的大首长似的，要谈她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的艰辛了，“看来十六个人都得上场，群众演员还得‘特邀’别的班的同学帮忙，好在台词少，他们不说话都行，问题是主角，主角的难度很大啊！”
“你准备让谁演哈姆雷特？”
“是啊，首先就遇到了这个难题！我把那十二个男生扒拉过来扒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