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提出平时美苏并重——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战时善意中立，以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主张；希望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具体步骤以改善中苏关系。罗申表示热烈欢迎。
1月下旬由南京飞回兰州，居城郊六十公里的兴隆山上。
3月初，张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话，坦率大胆地分析当前危机，指陈痼疾根源，痛责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说连“二五减租”都谈不到，“耕者有其田”更杳不可寻。结论是：“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正是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在各种座谈会上，在甘肃专员县长会议上，都有类似的讲话，还引导大家讨论如何确保西北局面问题。
3月29日，蒋介石单方召开国大。5月1日当选总统，国民政府主席撤销，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改组为西北绥靖公署。绥靖者剿匪之别名也，张一生主张亲苏联共，从未同共军作战过，绥靖主任职务是剿匪，深感与一贯主张矛盾，张因此向蒋坚辞西北职务，愿充当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蒋不允，仅将西北绥靖公署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作为让步。
5月5日，张在兴隆山向蒋再上万言书，要求改革制度——放弃中央集权制；改变现行政策——转而采取“亲苏和共”，“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经济”；再一次强调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有百利而无一害。
5月12日蒋介石复电：来函和意见书已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
6月蒋介石到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电约张去。27日上午蒋、张作三小时长谈。张认为必须从政策上来一个极大的转变，主动宣布停止战乱，停止战争，请苏联出面调停，改组政府，改革党务，才能旋乾转坤，挽转大局。蒋表示：现我方处劣势，停战尚非其时；美不怀好意，利用日本控制中国，对付苏联，你可试与罗申续谈，不怕美方吃醋。又说他担任总统是一大失策，一旦时机到来，还是不当总统。
7月15日，张在甘肃省兰州参议会上讲话，以“说清病源，勇敢革命”为题，详细分析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集中攻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结论是：“当前问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而是原则政策的问题，必须在原则上，政策上作革命性的转变。”
9月，张赴甘肃河西走廊视察，经永登、山丹、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到玉门油矿，与工人会见。登嘉峪关，俯瞰长城尽头。
10月间，张考虑到自己终必奔走和平，不能再返迪化，为新疆和平演变准备，首先向蒋建议，将不能贯彻亲苏政策的新省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调离新疆，以陶峙岳继任。不久，又在兰州兴隆山上电约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研商。认为西北有马步芳、马鸿奎，兰州和平演变可能性不大，但争取在新疆地界实现，因此，决定将完全与伊、塔、阿三区对立的泛土耳其主义者当时的省主席麦斯武德撤下，换上鲍尔汉。此二人不去，新疆和平起义是不可能的。
11月，继东北解放之后平津被围，蒋介石电召张与傅作义等到南京开军事会议。5日，蒋约张谈话。张力主放弃“战乱”，恢复和谈。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现在还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又问张：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张拒绝。蒋又说：那就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张坚决拒绝说：您如愿和平，我愿当一参军供奔走。不久，孙科组阁，张仅任一不管事的政务委员，不愿担任实职，妨碍和谈活动。
第七部分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7）
1949年（民国三十九年）五十九岁
1月，北平解放，蒋军淮海战役惨败，白崇禧通电逼蒋下野，电由张与张群转蒋。张约同张群、吴忠信联合劝蒋下野，蒋发表元旦文告，表示愿有条件地恢复和谈。但各方反应冷淡。14日，中共中央以毛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声明》八条，旋宣布蒋介石为首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蒋知不能恋战，于19、21两日召开有张治中等参加的御前会议，宣告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张见事无可为，于1月底飞返西北。
2月7日，张在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上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长篇讲演，详谈自己三年来为和平奔走的经过，表达一贯的和平主张，暗示西北将来非和不可。
蒋名为下野，实则在奉化溪口幕后操纵。当时孙科、李宗仁都曾秘密活动，吁请美、英、法、苏出面调停，遭拒绝后，李不得不宣布：“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一面屡促中共决定和谈人选和地点，一面不断以电报电话催促张治中返南京负责和谈。2月22日，张由兰州飞返南京。
3月3日，张约同吴忠信飞奉化。目的在：（1）为和谈摸底；（2）请示孙科内阁继任人选；（3）劝蒋出国，使李宗仁能主持和谈。蒋坚决拒绝出国，但对（1）（2）两项有具体表态。
3月12日，何应钦继孙科之后出任行政院长，为研究和谈问题，先后召开四次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翁文灏、贺耀祖、彭昭贤、黄少谷（黄绍雄、刘斐未到），拟订了“和谈腹案”。
3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为和谈代表，通知南京政府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和谈。南京政府亦公布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雄、李蒸、刘斐为和谈代表。3月29日，张治中及顾问屈武携带“和谈腹案”再飞奉化，向蒋作临行请示。
4月1日，张率领代表团飞到北平（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带一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筹备），住六国饭店。是日晚，周恩来等宴请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分头商谈。周与张第一次交谈，周质问：为什么来北平前要去溪口见蒋？这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权控制代表团。还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从4月1日至12日，双方代表不断采取分别商谈的形式进行谈判。中间，毛泽东主席曾先后分别会见南京六位代表。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时第一句话是：谢谢你在重庆时的盛情接待。张在与周恩来、毛主席谈话中，都曾详述他对外政策的美苏并重主张。主要有如下三点：（1）国民党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也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地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2）中国太大，未来建设中，只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去争取外援，只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3）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清朝廷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张抵平后，默察各方情况，深感蒋留在国内，实为和谈障碍，因再写一长函，分析出国的利多弊少，再次劝蒋出国使李宗仁能放手谈和。蒋不置复。
4月13日晚，在中南海勤政殿，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的全体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内分八条二十四款，并作说明。张治中以首席代表身份初步表示态度，旋即散会。会后张即召集代表团逐条逐款讨论，提出修正意见三十多处，并与中共代表团继续交换意见。
4月15日晚，在原地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周首席代表提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接纳南京代表团修正意见二十多处，并加说明。限期20日前答复，否则实行渡江。张首席代表作再一次长篇发言，表示须将协定修正案正案向南京请示方能决定。16日，派黄绍雄、屈武二人飞返南京。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反提出要求先订立停战协定。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张治中等留在北平。
4月下旬至6月，张对去留问题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多次分别予以开导。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张已叛变，明令撤除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通缉归案。6月27日，张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和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毅然投向人民，并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同他采取一致行动，起义来归，和共产党推诚合作。新华社为此发表短评——《评张治中声明》。同时，民革的四个方面在北京举行民主派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参加了，并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被推荐为中央副主席并兼任对台工作委员会主任。
从5月至年底这一段，张过着一生中比较悠闲的生活，对马列书籍逐渐感兴趣，除自学外，还让其多年亲信为他读讲《干部必读》和毛泽东著作，政治态度彻底改变，思想方法亦有所变化。
6月，新政协筹委会成立，8月开第二次全体会，毛主席邀张参加。还说：将来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也请你参加。张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主席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该从年初一做起。
8月26日，兰州解放。
9月8日，毛主席、周恩来面告张：中共已派联络员邓力群去新疆伊犁，望你能为新疆和平解放尽力。张欣然表示同意，除口头陈述情况外，并随即提出书面建议，得到采纳。张即于10、11两日拟就给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鲍尔汉两电拍发伊犁，由邓力群转去。还写了信给其婿周嘉彬军长，嘱即在阵前起义。毛主席于21日函张，附来陶、鲍17日复电两份，并说邓已由伊犁至迪化，与陶、鲍面谈妥当。陶、鲍分别于10月25日、26日领衔起义，新疆全境解放。不久，张又就新疆解放后的处理问题向毛主席、周总理面陈意见书，内容包括：新疆的地理历史与政治沿革，伊宁事变与和平协定，省政府改组与伊方撤退，对新疆问题的自我检讨等，毛主席对此作了许多指示。
9月下旬，张参加新政协，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中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5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张被推为理事，后复任西北友协分会副会长。
11月22日，由北京飞兰州，随即陪同彭德怀将军飞往新疆，组织新疆军区和新疆省政府。12月6日、13日对新疆起义部队作两次长篇讲话——《怎样改造》、《续谈怎样改造》。是月底，飞兰州转西安。
1950年六十岁
1月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张在大会上致祝词，指出世界、中国、西北的光明前途，号召西北军民干部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共同努力。1月底，密赴广州从事解放台湾活动。
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张应中央人民广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