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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你最尊敬的一位新闻人是谁？你认为中国哪份报纸最棒？
崔恩卿：这个很难回答。新闻人的概念一般是指报业中写新闻的。我基本上是做经营的，我是把报社作为一个经营实体来解决报社生存和报业发展问题，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好新闻的概念、标准基本上是相对淡化的。我主张评好新闻，但我们评出的好新闻与市场上畅销的、老百姓认可的新闻不是一个概念。难怪有人说抢好新闻不如早出报纸，这都是相对的。所以，我对老一辈新一辈新闻人都没法评价。报纸没有好报坏报之分，只有市场能不能接受之分，只能看它的影响力。具有相对深度的报纸可能只卖十万份，很市民化的报纸可能卖三十万份。我觉得，一张现代化的报纸包括党报基本构成应该是A＋B，A就是新闻信息，B就是服务信息，比例是3∶7。
采访者：明年（2004年）你就六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如果《信报》还需要你留任社长，你会答应吗？
崔恩卿：我与《信报》董事会已经签了一个“卖身契”，是第一任社长、董事长，而且是法人代表，根据规定，一届三年，我可能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但我确实想“告老还乡”，我回到家中几乎每天都和家人说这句话。我这叫阴错阳差续报缘，因为我现在还是市文联党组副书记，本来是兼社长，分管报纸，现在却成了主办者、操盘手。但是，毕竟是年龄不饶人，事业是青年人的，这是规律。
崔恩卿，男，河北沧县人，1944年2月出生，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一年制）进修班，1991年毕业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曾任共青团石景山区区委书记、中共石景山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共青团北京团市委常委。1983年至1996年，任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京青年报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青年报刊协会副会长兼经营管理委员会主任。
2000年开始，任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北京娱乐信报社社长、北京信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红骏马报刊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获“全国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工作者奖”，事迹收入《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奋斗史》，并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主持编辑“《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丛书”《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文集》、《我们尝试了什么》、《新闻周刊三级跳跃》、《产业化：青年报刊业发展的前景与挑战》等，出版个人专著《报业经营论——北京青年报发展的轨迹》，主持编辑《北京娱乐信报》系列丛书《老实交代》等。
《北京青年报》开启了中国报业经营化和报纸市场化的先河，而带领大家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崔恩卿。这位“报界奇才”的可书之处还在于，不但没有因“娃哈哈事件”与报界隔绝，而且再燃激情，重续报缘，创造了一个难以拷贝的新闻奇迹。
专业报是追求行业权威，都市报是追求地域社会综合影响力，综合日报是一个规模，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边缘报纸创造了报业经营论、报纸媒介论和大众化、市场化、地域化的经验。任何一种报纸想要靠市场力量运作，就必须符合这“两论”“三化”。
报纸是综合的，必须形成综合的影响力才行。不像盖楼，早晚都能卖出去。报纸不行，早晨上市有人抢，到了下午就成一堆废纸。它的收益只有靠影响力。
我们国家会编报的人多，但会管理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并不多。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
网络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和促进，也是一种补充和延伸。两者是帮手，而不是对手，至少五至十年仍然是互补、互助、互动的。
一张现代化的报纸基本构成应该是“A＋B”，A是新闻信息，B是服务信息，两者比例是3∶7。
崔恩卿与报界有缘，在北京青年报社一干就是十三年，之后尽管离开了报社，但仍是另一家报纸的分管领导，仅四年光景，他又进入报界，成为《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者、首任社长，而且是法人代表。他也格外崇尚“随缘”，在给朋友的诗中写道：“跋涉新闻路，九天云鹤渡；随缘寻胜境，妙在有无处。”他告诉我们，这首诗的题目叫《随缘》。
前后在报界英勇搏杀将近二十年，他一直坚守着“事在人为”、“无为而治”、“团队办报”、“办给大众”的信条，的确随缘找寻到了“胜境”。昔日，他在众说纷纭中和“北青报人”一起制造了“北京青年报现象”，导演了“新闻冲击波”，开辟了一条报纸市场化的新路，为中国报业经营论和媒介论奠定了基础。今天，他又带领“信报人”创造了“一个不可拷贝的新闻奇迹”，将一张周报改造成综合性日报后，仅用两年多的时间，《信报》的社会影响力就飞速提升，总资产达到一亿多元，是创刊时的四十八倍；广告收入成倍增长，2003年6月已“闯过天门”，月广告刊出额超过四千万元；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数十万份，新办公地址面积将近四千五百平方米，是原有办公地的四倍多。
首都报业，风起云涌，《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晨报》“三足”鼎立，《信报》、《京华时报》“二马”奔腾。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上，能以这种裂变的速度迅猛发展，谈何容易！
在接受采访时，他称自己是个好激动的人，我们倒觉得他是个很自信而又谦虚的人，无论是说到过去的辉煌，还是谈及今天的灿烂，他都没有显露出丝毫的自满和狂傲。他给自己的画像是：竖子无谋，无以高求；心中有数，有所追求；扬长避短，风雨同舟；立而不折，胸有成竹。他说竖子无谋是真的，有所追求是在做事，胸有成竹比较牵强。他不承认自己有“北青报”情结，但我们从他的言谈中却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他对“北青报”的那份独特感情。
原定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持续了三个多小时。采访他，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那诗化的语言脱口而出，出口成章。诸如“雨雨风风十度秋，陋船有幸泛中流，游天戏海云为伴，指点江山笑作酬”，“无为闯奇路，意在事业兴，是非处处有，大可不必争”，既朗朗上口，又发人深思。
现实中，传媒往往宣传别人积极，宣传自己不力，常常总结别人热情，总结自己不够。崔恩卿却不一样，他不仅注重而且善于借口传言、借笔立传。临别时，他还送给我们每人两本书，一本是反映“北青报”发展轨迹的《报业经营论》，另一本就是从策划到面市只用二十天、记录《信报》绝处求胜五百天的《老实交代》。
（本书出版时，崔恩卿已从北京娱乐信报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据悉，香港某报业集团有意邀请其出任董事局主席）
第二部分第26节 一切为了读者（1）
一切为了读者
访《职业女性》杂志社副社长段炼文/张晓飞
听到电话那端传来“好吧，我接受你的采访，周六见”，笔者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经过四易采访对象，这时的笔者忽然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了解这个新的采访对象——《职业女性》杂志社副社长段炼。
段炼个子不高，瘦瘦黑黑的，他说话不多，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在朋友聚会上，他经常会在讨论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说出自己的看法，有点拨云见日的感觉。一个有思想的人，是笔者对他的印象。
段炼的办公室，位于一座离二环路很近的四层小楼。和笔者想象中的不一样，办公室里并没有挂着名人的书画。一张大书桌，两把扶手椅，一个大书架，这就是全部。正在我们要开始的时候，他的妻子来了，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士，她想在旁边听听。我们欣然同意。笔者的问题不少，段炼一口气说了一个小时，中间一口水也没喝。在说到资金问题阻碍了杂志社的发展时，他不禁握起了拳头轻轻捶到桌上。
结束采访闲聊时，他妻子告诉笔者他一年也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因为每天回家都太累了，躺在沙发上一句话也不想说。这时，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走进来，段炼说是他的女儿。看着这幸福的三口之家，笔者想起了他对成功的看法：有一个很幸福、很和睦的家就行了。
采访者：作为《职业女性》杂志社的副社长，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杂志社和你创办的杂志吗？
段炼：我们杂志是1992年创办的，开始叫做《女性研究》。是个理论杂志，办了三年，一直都不死不活。那时候差额拨款，马上就要停刊的时候，原班人马全都不干了。这时我们现任社长调过来做主编兼副社长。我们这帮人就是她招聘过来做经营的。然后，违背办刊宗旨，用《女性研究》的刊名办女性月刊的内容，一直办到1997年10月才正式更名为《女性月刊》。《女性月刊》改名以后大获成功，1998年我们杂志社社会声誉和发行量第一次达到高峰，发行量突破了十五万册。而三年前发行量只有五千册，在这五千册里，二千多册是赠阅。2000年我们就酝酿改刊名，2001年7月正式更名为《职业女性》。当时女性类杂志种类繁多，从《时尚》到《瑞丽》，都是女性系列的，办得非常成功，而且打的是高端。那么我们无论从内容到经济实力，在当时来看都赶不上它们，做不了这个行业的老大、老二，所以趁早就别做。后来我们把中国内地所有女性类杂志找来，研究究竟空档在哪里，发现内容没有空档，只能找读者群的定位。于是就定位在职业女性，现在看来，刊名改了肯定没错，定位的思路也肯定没错，惟一错的就是走得还有点早，早了两到三年。
采访者：为什么说早了两到三年？
段炼：就是说如果现在开始定位一本《职业女性》，不论是从办刊、包装还是定价，按照这个做法都不会差。惟有我们那个时候做还有点早，“职业女性”这个观念或者说是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概念。2001年在报刊上包括在电视台上，基本上看不到“职业女性”这个词。好多人都在问这个“职业女性”是谁，代表谁。现在清楚了，电视台有职业女性栏目，所有的报纸上都在提职业女性应该怎么样。概念出来了，自然杂志就好办了。
采访者：《妈咪宝贝》在创办时据说是没有一分钱的前期投入，是第一本细分读者的小众杂志。这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当时你为什么有信心或者说敢冒险迈出这一步呢？
段炼：风险的确也想到了，但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机遇。1998年5、6月份我们在一次务虚会上提出，目前在内地，从育儿、孕妇到新生儿，妈妈看的杂志几乎没有。当时定位在零至十岁或零至十二岁的杂志全国有几十本，但是他们办的都是给孩子看的。真正给妈妈看，教给妈妈或是帮助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