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商量，把美龄安排在离自己近的避暑山城德英雷斯行的皮德蒙特学校，住在霭龄一个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里。
每周礼拜，庆龄都要带些桔子水果之类的东西来看美龄，常和霭龄碰到一起，三姐妹相聚，手足亲情，异国思乡的愁云代之以歌舞、谈笑风生……后来三姐妹因政见不同而分手，但这段姐妹亲情，常在她们的回忆中出现，令她们感慨，甚而痛不欲生，她们才真正地感悟到：人间虽有分别，世界贵有亲情。
宋美龄在皮德蒙特学校上八年级，留在这里的9个月，日子过得很快活，使她感到有兴趣的是，同她一起上八年级的许多同学都是成年男女，他们来自遥远的山区，她开始了解那些为了生存、甚至为了要筹措受初等教育费用而奋斗的人们的生活，通过这种接触，影响了她对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们命运的关心。许多年后，宋美龄仍以十分眷恋的心情回顾了那段生活：“若不是在皮德蒙特读书，我就永远不会接触到他们。这使我认识了他们的真正价值。”
美龄和她的伙伴们都喜欢吃老亨特先生杂货铺里卖的5分钱一块的口香糖。她常常买这样的糖吃，还请别的孩子一道吃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
她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去森林中采摘榛子。
一到星期日下午，她们总是沿着一条满是尘土的长路，蹦蹦跳跳地跑进树丛里，去采摘榛子，一直到很晚才回来。
1909年，12岁的宋美龄结束了在皮德蒙特山城9个多月的补习功课生活，也随两个姐姐之后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但当时由于宋美龄年龄太小，还不够当一名正式学生。于是院长安斯沃夫让她住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女儿埃洛伊西一块儿玩。
不久，学校派专人对小美龄进行个别辅导。
宋氏姐妹穿的是美国样式的服装，但她们的衣服都是用上海寄来的中国料子缝制的。每当她和二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穿着中国服装。要是此时有同学突然撞进宋美龄的屋子，她们就会忙不迭地钻进大壁橱，换上普通西式服装。但是，每当姐妹三人在一起时，她们又喜欢穿中式衣裙，让周围的同学惊艳这三个中国女孩的美丽。
美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许多轶事都有记载，一个早熟、有创造性，然而脾气不好的小女孩，跃然纸上。
与一般人相比，小美龄当年显得成熟过早。衣服常常是一天三换，男女之间的事她也最敏感。她异常活跃，喜于交际，并且常常恶作剧，但是她的那副伶牙俐齿往往能使她摆脱困境。
霭龄在美国迎来了她的两个妹妹——文静的庆龄和活泼的美龄。她除了学习，还必须努力尽到大姐的责任。她向庆龄介绍学校各方面的情况，使她能尽快适应。
晚上，三姐妹凑到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聊天，聚餐。一天天愉快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转眼，大姐霭龄毕业了。假日里，三姐妹又聚在一起，谈笑欢乐是常有的，回忆童年的情趣也是少不了的……
她们一起回忆小时候的那次游戏，庆龄扮皇后，霭龄扮车夫，结果庆龄摔下马车，霭龄和美龄都吓坏了……
回忆中充满了姐妹间的关爱。其实，就是在后来姐妹因政见不同而分离，但那份关爱丝毫没有减少。
20多天的假期，姐妹们才不会就呆在家里，那样会闷坏她们的。经过商量，她们决定到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旅游。
旅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消遣，或是陶冶情操，或是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而庆龄则不然，她已关注社会，关注祖国命运。因而这次旅游，每住一个村庄，她都多方面地接触乡民，体察民情。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已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因为她已经关心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1912年，宋美龄终于成了大学一年级新生。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美龄仅仅读了一年便转学走了。1913年，宋美龄转到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女子大学，以便与她的哥哥——当时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宋子文靠得近一些，兄妹可以互相照应。因为此时，两位姐姐已毕业归国。
课余之暇，宋子文常到市郊小妹的学校去玩。
宋子文工作以后，也常去波士顿看望仍在那里学习的小妹，给她些零花钱。实际上，宋美龄当时并不缺钱花，但这表明了兄妹之间的情谊。所以，宋美龄每次都高兴地收下了。
当时的人也许都没想到，在多年以后，宋氏三姐妹在中国社会竟都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一个与孔氏家族联姻，善于积财，富甲天下；一个成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一个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宋庆龄同宋氏家族一直联系不多，甚至到了断绝来往的程度。
宋美龄与二姐庆龄之间政治上有分歧，但亲情却使她暗地里一直保护着二姐。在十年内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宋庆龄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爱国、民主的旗帜，也自然成为国民党特务迫害的对象。宋美龄不忘骨肉情意，坚决不允许军统、中统特务对二姐有任何过火的行为。
日军大肆侵华，全民族抗战开始。
三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为了推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支持抗日战争，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宋庆龄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嫌释怨，团结在政治上与自己长期分道扬镳的亲属，与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和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一道，作为“保盟”的发起人。
宋庆龄在香港主持“保盟”工作期间，也加强了与她长期疏远的姐妹之间的联系，这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部分第21节 第一次集体亮相
1940年2月，宋美龄因治病特地从重庆来到香港。那是她在前线视察期间，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差点儿丧了命，由此患上了失眠症并且经常犯荨麻疹。
美龄住在大姐霭龄的寓所，庆龄也从自己的住处搬了过来，宋氏三姐妹住到了一起。在此后的40余天里，香港沙逊路宋霭龄的住宅里，呈现一片热闹景象。
三姐妹得以欢聚，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笑颜。在这些天里，姐妹三人完全抛开了原来的角色，快乐地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多年以来，这是宋家姐妹首次能够抛弃政治立场的不同，真心的相处相爱。她们闲话家常，一起下厨，说着别人难以了解的老笑话，试穿彼此的衣服，共享姐妹亲情。
在香港的40余天里，三姐妹经常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拍照，还常在大姐宋霭龄家召开会议，共同讨论抗日事宜。
经过商议，三姐妹决定为宣传抗日一同回重庆，因为此时正值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如三姐妹一起到重庆，在陪都的大庭广众中露面，对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应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人们就不会再相信宋家分裂以及国民政府分裂的谣言了。
三姐妹动身前夕，她们在香港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三人一起出现在香港饭店并在那里用餐。
这天，天气特好，忙碌的香港突然躁动起来。
街上流传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分开已久的宋氏三姐妹，现在一同坐在丽雅饭店里，三姐妹有说有笑，亲切异常。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宋氏三姐妹已经成为许多人家教育子女的一种典范：三姐妹不仅个个天生丽质，而且才华横溢。她们当中出现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行政院长夫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显赫的同胞姐妹。
这三姐妹中，一位是“国母”，万众景仰；一位权倾朝野，说一不二；而另一位虽地位稍逊，却赚钱有术，手掌翻覆之间就是成千上万的财富，可谓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富婆。当年，尽管追求有所不同，但她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是成功者。
平素里，能见到她们之中一位都十分不易，现在竟然有机会同时一睹三姐妹的芳容。
况且，这三姐妹十几年前因政治而分道扬镳，虽未见她们之间互相攻击，但宋庆龄对妹夫蒋介石的揭露和怒斥，却是司空见惯。
当年，她们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宋美龄直接代表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宋庆龄则更多地代表着在野的左派，有时甚至倡导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主张。多少年来，宋家人的行动往往紧连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每次大事件。
现在三姐妹突然出现在一起，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征兆。但会是什么呢？当时没人猜得透。猜不透就更有诱惑力，就越想要探个究竟。
当时这个消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
于是乎男的、女的、穿长袍的、着西装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拎兜子的、挎相机的……一时间都一个方向地往这家饭店跑。
早来的，涌到了门口；晚来的，挤在了街上；有办法的，守住了窗口；随大溜的，伸长着脖子；脑袋灵的，亮出了“派司”要求进去；主意稳的，选好了地形就在外面死等，不信她们就没有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必再看到三姐妹了，只这个场面当时就是一件大新闻，足以说明三姐妹的影响力。
人群占据了道路，阻塞了交通。没有人抱怨，后来者一问明原因，也立即加入到这个潮流。人们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大。
宋庆龄自上海沦陷后来到香港，活动不少，人所共知；宋霭龄在武汉失守后寓居香港，可她不担任公职，知者甚少；至于本该呆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宋美龄，何时来香港且来香港何为，人们就更不知晓了。
此时，三姐妹确实在这家饭店里面。不过她们相聚不是私人的宴会，也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才来相聚的。
聚会也并非只有三姐妹，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不过即使在名流面前，宋家的三姐妹永远是世人瞩目的焦点。
她们仍是按着“大让小”的原则，由宋美龄首先讲话。就见宋美龄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旗袍两侧的开口只到膝盖，雍容华贵、典雅的她敏捷地走上主席台，黑亮的眼珠先向会场扫视了一番，她不马上开口，为的是让与会者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她也用这一瞬间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心。
她没有讲太多的道理，而是用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几句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保盟自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得到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首肯。以往，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保盟”和“工合”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宋美龄赞扬保盟之后，又特别请求二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