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则马上说要用“征诛”之术去四凶，新法方得大行于世，又自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旧党不足道也，对于妥协，根本没有想过。
石越心里虽然大不以然，却终于不敢强辩，他知道自己立足不稳，此时要么附和王安石，要么就表示中立，否则的话难免终身受到打压，再无出头之日。若是一意表示反对，新党便是找个什么借口致他于死地也并非难事，毕竟他是没有功名的人。
此时眼见曾布这样的新法核心，无论你怎么敲醒，却绝无半点自省之意。你说新党内要小心有奸人，他们马上就认为有奸臣意图污蔑他们，是找借口攻击新法；你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吧，他们就说这是“流俗”，实在不足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你说士大夫反对新法吧，他们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知道曾布将来会是保甲法的倡议人之一，就试探着对他说保甲法有可能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因为保甲法要求农夫经常组织训练，本来农民就要不少事情要做，平时还要做的点别的事才能补贴家用，何况有时候还要应募役之征，并不是到农时，要组织起来训练，就会让农夫们非常不方便了，何况还要担心小吏们趁机给农民找麻烦以勒索财物，还要考虑到农时繁忙的季节农民根本没有时间等等情况。石越说得非常的委婉，不料曾布却只不以为然的笑道：“子明过虑了，这等事情，只要立法周详，其利远大于弊，断不可因噎废食的。”看他的样子，是绝无多少认真考虑的意思的。
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石越对新党所持的有限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新党不足以依靠，旧党更不用说……虽然一腔热血，想要改变历史的转轮，但是此时的石越，也只有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
石越偶尔也会想到，曾布们可能是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们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们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因此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能有所助益。但是他终于不敢冒这个险……须知古今中外，政治立场是只能站一次的，一次站错，终身皆有污点。倘若自己成为新党的一员而无法改变王安石，那么自己想要反出新党，不仅旧党难以相信自己，而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对付起自己来肯定格外的不遗余力。这种把命运寄托在一个靠不住的人身上的做法，实在不是石越的性格。
而与王安礼的交游更是坚定了石越的决定。因为王安礼行事谨慎、顾虑周详、议论明辩，便是石越都有点自叹不如，二人谈论古今大事，许多地方都很相契。王安礼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记得自己曾读书，说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话说到“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这样的份上，摆明了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一点警惕的意思都没有，这样的性格又岂是别人劝得话进去的？
在曾布面前因为试探性的话题而感到失望的石越，由此刻意装出一种淡然的样子。读历史的他自然知道西方有史学家曾经把大约是古中国春秋战国一段时间称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现代文明的主要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基的，而自轴心时代之后，就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伦理社会。而在古代中国，伦理更是被强调到了一个过份的高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无疑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相对于才学，道德上的声誉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其实就是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当今的宰相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才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所以皇帝才会一再超拔他。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不论如何，在当时，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
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这么快就传到了皇帝的耳里。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般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试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这场殿试在集英殿举行，参加的准进士、准明经多达八百二十九人。而其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演变成了新党与旧党的一次交锋，但是最大的获益者，反而是当时根本什么都称不上的石越。
叶祖洽在策论中大谈“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之类的马屁话，吕惠卿非常欣赏，排在第一位，其他如唐棣、李敦敏、柴贵谊、柴贵友、陈元凤这些在策论中都多多少少说了变法或新法的好话的人，则一律选在最前面。另一个旧党的考官则毫不客气的把这些人全部放到最后面。两个人的名单整个的就是一个颠倒的。虽然殿试的名单由李大临和苏轼拟好，以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各人的位置都有变更。但是在皇帝听宰相陈升之当面读了叶祖洽的策论之后，果然如吕惠卿所料，仍然把叶祖洽点了状元。
这名次一宣布，叶祖洽自然洋洋得意，兴奋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唐棣等人在心里暗骂“马屁精”，陈元凤虽与叶祖洽关系挺好，却也是嫉妒万分。当时考个状元的光彩，完全是后世不能想象的，当时的人甚至认为，就算是收复燕云，凯师而回，也不会比状元及第更加光彩。
不料叶祖洽还没来得及谢恩呢，就听有人大声说道：“皇上，臣以为以叶祖洽为第一不妥。”
众人循声望去，却是苏轼。当时把叶祖洽恨得咬牙切齿，陈元凤等许多人都是幸灾乐祸，唐棣等人却是暗暗担心。这当面反对皇帝点的状元，实在是极罕见的事情。
皇帝略略有点不高兴，但是他不能当着这么多准进士的面显得自己不愿意听谏言。当下强抑不快，问道：“苏卿有何异议？”
“祖洽策论诋毁祖宗，媚事陛下，以他为魁首，朝廷今后何以教化天下？”苏轼说完，又递上一篇策论，说道：“臣以为这一篇策论可为第一。”
皇帝听到也觉得有理，看了看苏轼递上来的策论，顺手交给王安石，问道：“王卿以为如何？”
王安石早就嫌苏轼太多事，老和自己做怪，略略看了一眼，上前说道：“苏轼自然才高八斗，但是所学未免不正，此次荐上官均第一不如意，便有此失礼之言，陛下岂可听信？臣以为叶祖洽进士第一，并无不妥。”
苏轼听到这话，几乎气死，正要辩驳，皇帝摆了摆手，说道：“不必多说，便定叶祖洽第一，赐进士及第。”转又问道：“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何在？”
众人正羡慕叶祖洽被钦点状元呢，猛听皇帝居然亲自问唐棣等四人，一下子上千道羡慕的眼光刷刷的射向唐棣等人。这四人绝对想不到皇帝会亲自问起自己，慌了个手足无措。勉强学着之前礼部官员教会的礼节，上前叩首跪安。
“诸卿，《论语正义》可是诸卿所著？”皇帝倒也直爽，直奔主题。众人这才知道原因是皇帝欣赏《论语正义》而来的，陈元凤又是后悔又是嫉妒，如果目光可杀人，只怕唐棣等人已死了无数次。
唐棣等四人对望了一眼，万想不到皇帝开口就问这个，因四人一向以唐棣为首，便由唐棣上前答道：“回禀陛下，臣等具名而已，真正的著者实为石越一人。臣等不敢贪功。”
皇帝一听，倒有点吃惊，这《论语正义》几个人合著，已经让人不可思议，此时说是一个人写的，更加惊世骇俗了。当下便追问其中原委。
李敦敏答对最是机敏的，便由他把前事一一说明，不多时便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皇帝与王安石等人虽然吃惊，却也不能不信，殿中的士子们虽不敢交头接耳，但是心里也是非常的吃惊。一时间这数百进士的风头，竟全被一个场外的石越给抢走了。直到叶祖洽等人代表新进进士们谢恩、游街完毕，人们所谈论最多的，还是《论语正义》实际上是由石越一个人写的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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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王安石去见皇帝的时候，袖子里已经揣好了一份奏章，是推荐石越赴博学鸿儒科试的。曾布和王安礼对石越的评价都不错，王安石也有一份爱才之意，而从他的好友唐棣等人的省试、殿试策论来看，对于变法，也是支持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曾布说石越对于新法一直不置可否，但是看看他好友的态度，应当可以想见他本人的政治立场了。
皇帝赵顼今天心情还不错，王安石一进来，他就递过几个本章给他，王安石接过来一看，原来都是荐石越试博学鸿儒，请朝廷开特科的。王安石当下就有几分不悦，因为按理这种奏章应当由中书省先看，做好记录再送给皇帝的，再一看署名，几份奏章分别是陈襄、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因为这几个人都兼有馆阁之衔，所以直接给皇帝递本子，也不算有错。但是这种小事都要避开中书，显见得这些人和自己主持的中书省有多大的隔阂了。
王安石还没来得及说话，皇帝已经兴冲冲的开口了：“这个石越不过二十多岁，有这等才学，实在是罕见。苏轼说他身世可悯，可是见解与气质，皆是人所不能及。既然依例这个石越不能参加科举，那就为他开个特科吧。王卿以为如何呢？”皇帝说这番话，显是苏轼把石越的身世都和他说了。
王安石没来由的感到一阵的不痛快，不过司马光虽然和自己政见不合，他心里还是知道自己这个老友是挺有知人之明的，既然连老友也举荐这个石越，自己本意也是想举荐的，那也没必要反对吧。只是他骄傲的个性让他耻居人后，当下淡淡说道：“臣无异议。”不过袖子里那份表章，他已经决定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此时君臣二人还有更要的事情要谈，三月份在进士科上新党和旧党的明争暗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忠实的反映了朝政的现实。以御史中丞吕公著为首，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一批台谏官员屡次上书，极言新法之失，其中颇有言辞激烈之处。虽然王安石现在只是参知政事，副宰相，但是实际上政事堂的事务已经以他为主，而新法更是他主持的，这次弹劾根本就是针对他王安石而来。只是御史中丞骂宰相，就算是当面弹劾，宰相也只能谢罪而已，这已是宋朝的惯例，因此王安石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只能交给皇帝处理了。
自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以来，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去年王安石便用“征诛”之术，把一批敢为仗马之鸣的官员给贬出朝廷了，没想到没几天，这反对的声音又来了，看样子不把御史台给控制住，始终是不行的。王安石暗自想道。这样一批一批御史的贬，好说不好听呀。不过御史的任命权，始终在皇帝手中……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王安石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