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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时钟指向十一点，我说要搭末班公车回家，达弥当即也说要回去了。美芳、秀芳送我和达弥出门。此后一段时间，两人无言地在市中心纵横交错的小径中走。碰到狭窄和拐弯处，我就让她先走。
“你蛮体贴的嘛。”达弥突然问。
“怎么？”我不明所以。
“让女士先行呀！”
“这个，……因为我不认得路。”我实话实说。
达弥笑起来：“原来你是路痴。”
我也笑笑。想再说点什么，却无从开口。
路痴。
普瓦捷的春夜，四下静得出奇，月光居心叵测地洒下来。石子路面上好像洒过水，蒸腾起只有夜晚才能嗅到的淡淡的泥土的新鲜。
多久没和喜欢的女孩走在月光里了？我想用无声的沉寂多挽留一刻这样的温馨感受，但无能为力。我终归不具备情圣的秉赋。
“我昨天看了《喜宴》，有归亚蕾，郎雄、赵文瑄，还有一个……”我苦苦思索。
“金素梅。”
“对，金素梅。”
“觉得她怎么样？性感吗？”达弥问。
台湾女孩不忌言辞，这恐怕受他们的立法院的表演秀的熏陶，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我和美芳、秀芳相处后得出一个结论，起码来留学的这些台湾女孩都是蛮有原则的；另一个结论是，日本女孩又是另一回事，你说点荤的，她们就一手捂嘴乐一手拍你的肩膀（或手臂），说什么“好讨厌”之类的，但讲实干，富于实践精神。意识到我在这一点上又错了，是之后两年的事了：我和七濑坐在蒙比利耶运河的台基上，望着远处天方的夕阳残红似血。旁边的女孩哭得很厉害，说自己没有对在日本的男朋友说起和我的事，喜欢我，所以觉得对我不公平。我也是一时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发现自己也很爱她，但极有可能是一时的感动。那天是我二十八岁的生日。有个女孩为我流泪，我终生难忘。
“一般，性格太锋利了，不是我的心仪类型。”我坦言。
“那你喜欢哪一型的呢？”
“人淡如菊型的。”我脱口而出。
“什么？”
“就是温婉型的。”，随后又补充，“哪怕装的也行。”
“大陆女孩怎样？”
“女权运动开展得太好了。”我神色黯然。
达弥轻笑，然后说：“我到了。”
我抬头望望她的公寓，没说话。
“改天请你来喝茶。”
“嗯。 ”我有点神不守舍。如果是三年前我就扳过她吻她，因为年轻气盛；如果三年后也会慢慢地凑近她吻她，因为老奸巨滑。但当时，我非常的地道。
“再见。”我淡淡地说。
“再见。”达弥说。
之后的一段日子，就常常和达弥见面。因此还认识了几个从中国嫁过来的年轻太太，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工作，生活百无聊赖，且和美芳、达弥年龄相仿，性格也随和。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做菜，叙家常。我作为唯一的男性，俨然成了席间的宠儿，好像《我是你爸爸》里边 的马林生，发现自己在某一女人群中还是炙手可热。难免有时想入非非，这场面在日本色情网站上就叫“人妻”“熟女”。但终究是我本善良，想归想，实践归实践。
我在这期间三上巴黎，注册学校找住房，貌似风尘仆仆，实则没头苍蝇。按不知是薛宝钗还是林黛玉的说法就是“无事忙”。唯一的进展就是在和达弥的第五次见面后吻了她。也仅此而已。
稚世在这期间离开普城，秀芳回南投订婚，我和上地女孩不久就形同陌路。大家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六月欧洲杯开战，我得以享受人在欧洲独一无二的黄金时间，一场未落地看了所有的比赛。这也让我暂时淡薄了身边没有女朋友的悲凉。我白天看比赛，画素描，晚上参加“人妻？熟女”的聚会；烦了就利用往巴黎捎行李之机和在那里的狐朋狗友暴饮暴食，放浪形骸。转眼迎来七月，是我要离开的日子了。因为平日里人清高，孤傲，没几个可依依惜别的朋友，把一切带不走的家什留给老高，和美芳吃饭道别。还曾经很变态地敲了两次稚世房间的门——当然是人去楼空。我遽然间感到自己无限的孤独，和怯懦，消沉的情绪几欲置我于死地。觉得自己没给这城市留下什么，自己在这城市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到火车站送我的是老高，达弥不久也来了。老高见到达弥就匆匆跑掉了，我也没挽留，当时觉得一定可以和老高再见的。至于达弥，下意识地觉得可能是今生最后一次见面了。
达弥的打扮让我吃惊。那是有一次和她逛街时在一家叫“123”的店子里随口为她选的一套搭配：很有童趣的彩虹系套头衫和墨绿的七分裤。想必是她事后自己再去买了回来，特意穿给我看。
“完了完了，”我想，这岂不成了电视剧。总不成子弹头开动的一瞬间我猛然拉起她的手说：“和我走，我们永远在一起。”
当然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我从来就没有那样的魄力。但我掏出在“春天”百货为她买的蓝色发夹时，有一句话却在心里转了千百转。我很套路地给她戴上，笨手笨脚地戴不好。我们抱在一起，接吻。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到处留意蓝色的发夹，巴塞罗那，米兰，维也纳，法兰克福，但凡遇到中意的就毫不迟疑地买下，一有机会就送给相识的女孩。蓝色发夹，成为我的一个情结。这情结的始作俑者，就是达弥，人淡如菊的达弥。
天奇故事
天奇，山东潍坊人，出身本地不无影响的一官宦人家，虽说不上锦衣玉食，自小也是娇生惯养。十六岁就读于全省重点中学，成绩却因此江河日下，眼见高考无望，其父见状，当机立断，安排天奇出国。
于是，十九岁的天奇来到了法国。由于中介的不地道，天奇同一帮难兄难弟被包身在图卢兹远郊的一所仅有几间教室的语言学校里。之所以称为包身，是因为中介一次性收齐七千美金一揽子中介费用，包括一年房租和学费。
在图卢兹的一年，后来被天奇称作“在农村的日子”，也是天奇的Frozen时期。
天奇喜欢老鹰乐队（Eagles）的Frozen over 专辑，特别是那首让我热血贲张的《加州旅店》。对于说喜欢这首歌的人，我绝对不会讨厌到哪里去，所以我也喜欢天奇，虽然他恐怕会被世人定义为纨绔子弟。
喜欢天奇，主要还是因为他常常倒霉。
倒霉从技术上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不可抗力，比如说99年底法国的飓风，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种则属于缺乏对客观事物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导致对是非曲直轻重缓急判断失误。天奇从理论上讲毫无疑问属于后者。
天奇在“农村”的一年中，曾有过一次出游。时间是二千年农历年春节前夕，心情稍稍解冻，从包身阴影中逐渐走出来的天奇，和几个中国留学生朋友驾私家车去摩纳哥。赌城的豪华给天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把这次旅行简单而深刻地归纳为一句话：到了摩纳哥，布鲁斯？维利也就是一戏子。
类似的表达还有诸如：索罗斯，钱对于他来说也就是一符号儿。
天奇的话常常很有力度，虽然我怀疑是什么地方看来的，但一无证可考，二来我也喜欢他的说话方式——武断，凶悍。
车祸发生在从赌城回图卢兹的途中。后轮胎突然爆掉，半新的福特车仰马翻，五人均不同程度受了伤，好在无生命危险。天奇后来叙述说：我清醒过来，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右手，无知觉地举在那儿，无名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仔细一看，原来是筋和雪管露出来了，就连着一点儿了……
我扳过他的右手，无名指的形状果然有些不同寻常，但“就连着一点儿了”云云我不敢完全相信，因为那毕竟是断指再植啊。
司机不是天奇，所以这次车祸完完全全属于不可抗力，对天奇而言。
于是，天奇的除夕夜是打着点滴，发着低烧躺在床上过的。但据说当夜他连续抽了一包“黄山”，这对于一名伤患来说就有点视生命为儿戏了。
“你鸭脑子是不是坏了？”我当时说。
“谁说不是呢？但心里烦哪。不抽烟干嘛呢？”
也对，天奇的“农村”到最近的家乐福步行也需二十分钟，有且仅有这么一家家乐福。况且，法国人才不管你过不过春节呢，想想北京市领导每年给五保户，军烈属，特困下岗职工送饺子，这种人间亲情法国有吗？二千零三年夏法国的酷暑，导致一万五千人的直接或间接死亡，大部分是老年人和病患，哈法兰政府不闻不问，有若干媒体映射这反而解决了退休人员的安置问题。
二千年三月，天奇满怀希望地来到了巴黎，迎来了真正的Frozen over ，暂住在十一区一所公寓里。不能说是很差的区，但房子却有点说不过去，是两栋房子的夹缝改建的，所以阴暗潮湿不说，可以说是四壁漏风。由于阴暗潮湿，所以有蟑螂出没，这些蟑螂十分念旧，两个月后随天奇迁居到了二十区的新公寓。并使得天奇在一年后住房合同期满时交了一万法郎的“清扫费”，因为时经一年，这些蟑螂已经繁殖得整栋楼都是了。房东只好请来专业人士把整栋楼都清扫了。
认识天奇，是二千年的五月。王绅的朋友乔迁之喜，我正巧从普瓦杰到巴黎找房子，住在王绅家里，于是是参加了那次聚会。天奇也在席，不知是谁带来的朋友。一个月之后，天奇也带着他的蟑螂朋友住进了这栋座落在二十区的新建的集约式住宅。
那天的聚会像大多华人留学生聚会一样，先是爆饮，然后是通宵达旦的麻将和Playstation。我因为找房子的事心情黯然，多喝了几杯，天奇则是毫无例外的喝多。我俩在玩了几局《铁拳》之后，就推心置腹地聊起来。谈话的内容基本上记不太起来了，总之是很凶狠。不说也想象得到，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还能说出什么阳春白雪来？
“你干过日本妹么？”天奇上来就问我。
我马上就想到稚世，但摇摇头，说：“怎么了？”
“皮肤贼滑，水儿贼多……”天奇一本正经地说。
四下一阵哄笑。
“你坐什么航来的？”
“法航。”我说。
“千万别坐国航和汉莎。”
“怎么了？”
“我就坐国航来的，半夜渴了，想喝口水，按铃叫来一空姐，我说想喝水，她说：‘等着！’愣让我等了十分钟。*，有一次我坐全日空，水洒裤子上，人家跪着给我擦……”
“汉莎怎么不好了？”
“德国人傻逼，不认三个月居留证（Récépissé），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法国的居留证，鸭愣把我关一小黑屋里，和一帮巴基斯坦人关一块儿，两多小时……”
事情经过并不可笑，身为中国人我如果碰到这种事不气炸才怪，但因为发生在天奇身上就特别可笑。
“就你鸭那贼溜溜的样儿，不被扣才怪。”麻将桌上一人说。
我早就笑倒在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