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往的城市叫普瓦捷（Poitiers ）。
翻开旅行手册，上面这样写道：距巴黎200公里。建设在可以俯瞰河川的小丘之上的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征服者。法兰克王国君主查理？马尔特尔在图尔？普瓦捷（Tours – Poitiers ）战役中，击退了伊斯兰教徒，这个城市因此而为世人所共知；九十年代，法国政府为限制进口日本录像机而在此开设了海关检查处。这一象征法日贸易摩擦的事件，被称为“现代普瓦捷之战”。
我合上书，揉揉眼窝。已经没有必要再看下去，因为我将在普瓦捷度过未来的八个月，有的是时间去了解它。
我无法解释这次逃离的原因。甚至几年后也不行。我觉得我这个人终究是不能为别人做一些什么的。我对人坦率执白，对女孩也不失温情脉脉，但没什么宽容度。近几年我愈来愈强烈的感受到自身的这种类似欠缺的东西。然而它却在时时刻刻地成长、膨胀着，我修饰得越好，作为人的这个载体打磨得越光洁，那种类似的欠缺就在身体的深处越发的根深蒂固。
当我之后再次回到巴黎，这次令人汗颜的逃离仍旧让我不安。尽管那时和Chelssy 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称得上联系的东西了。而存在于我体内的类似欠缺的东西，却像诅咒一样，让我在巴黎的生活自始至终蒙上一层青灰的色调……
背景音乐 Madonna Frozen
二、我的大学
老高故事一
一九六八年，年仅十七岁的老高踏上了长达八年的插队之路。
出生于六朝古都的南京下关区，父亲早亡，母亲独自一人养活了六个男孩。老高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读书不好，几乎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一窍不通。在街坊中是远近闻名的“二五”。所谓“二五”即普通语系中的二百五之意，由此看来南京地区还是多多少少沿袭了秦淮古风悠然的文化特质。老高在与邻近街坊男孩子的打斗中常常是落败而归，但其百战不屈的毅力却愈战愈强。偶然获胜就穷追猛打，直到对方家里人找上门来。寡居多年的母亲也是更加火爆的脾气，抚养六个男孩一一长大成人已经近乎奇迹，理所当然没有余力去思考问题的对错，所以永远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年幼的老高一顿猛揍。老高的头脑尚未灵活到可以在童年成长史上留下阴影的程度。一如既往，一直在痛快淋漓的胡闹中小学毕业。
年仅十七岁时的老高是何模样至今无法推测，隐隐觉得多少还有些英气勃勃：身穿褪色的大号军装，挽着袖子，脚上一双临行前母亲为他做的千层底布鞋。想到年纪尚轻的儿子从此将背井离乡，一向火爆的母亲也是眼含泪花。老高则毫无眷恋之意，如此好玩的机会是无论如何不要错过的。
“乖乖，好多人一道坐火车！”
好歹挤上火车的老高，转眼就淡忘了月台上不无担忧的母亲和五个哥哥，忙不迭地和周围像他一样的上山下乡青年攀谈起来。
下放地点在安徽某贫困乡村。终究还不算太遥远，有时躺在草垛上的老高望着天上的繁星这么想。生平第一次远离家人和生活的街坊，多少有一点儿惆怅。这惆怅的念头一闪而过，甚至那时（即使今天）大概也不懂得什么叫做惆怅。肚子无时不刻不在饥饿状态，看看夜深了，还要去邻村偷鸡、到地里挖红薯。脚上母亲缝的千层底早已破旧不堪，换了一双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旧解放军鞋。
“这样才跑得快，布鞋跑不快的，给老乡捉到可不是好玩的！”
三十二年之后，老高生平第一次乘飞机，还是法航。目的地是近五十年来从未幻想有一天可以到达的法国。老母亲还健在，五个哥哥均已成家，有两个还相当富裕。自从老高下放回南京工作，全家人就再也没有分离过。这次老高又要远行了，那是本分的全家人的想象力无法到达的遥远国度。母亲快九十岁了，头脑还相当清醒，但却没有体力再到上海机场送儿子了。免不了唠叨，老高依然毫不退让，母子二人又是惜别的争吵。老高穿着西装，配红色斜条纹的领带和黑色旅游鞋，带着简单的行李朝依依惜别又不善言表的二哥二嫂挥一下手，头也不回地走进安检入口……
身为老三届中最年轻的一届中的一个，老高大概根本弄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到农村来，也没有抱怨。除了常常肚子饿，生活用品严重不足以外，倒也没什么忍受不下去的程度。事事觉得新鲜，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优哉游哉的度过了生命中的青葱岁月。
生产队法的口粮一个月就吃完了，剩下的11个月就靠自己解决。以五十岁的人的体格来看，老高当年的口粮问题自我解决得相当不错。
老乡和知青常常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刀兵相见的大规模争斗。有一次为争一条水渠的使用问题，双方严阵以待，一触即发。老高二十出头，几乎是最后一个才赶到的（这种事情当然不能落后），
“乖乖，站满了半个山头！”
老高三步一滑、五步一跌地奔到己方阵后，不由分说分开众人来到阵地最前沿（恐怕得知武斗的消息时正在看《说岳全传》），手持半截木棒就要找人论理——根本不知道和谁论理。对方见老高来的凶猛，一个比老高还愣的农民上去就是一砖头（大概为了保护队长），正中老高额头。
“当时昏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由于有人受伤流血，知青方据理力争（看来大部分人还是相当的情醒），在水渠问题上，从此处于有利地位，而老高再一次，也是年轻时最后一次为鲁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额角留下寸许伤疤一块。从此之后，人好像清醒了，只是成天躲着看书，对身边事不闻不问，《红楼梦》也读，《静静的顿河》也读。
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近在咫尺地看到洋人，老高毕竟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完全恐慌的状态之中。一紧张肚子就饿，想起来还有在上海买的三黄鸡，打开来吃；吃完飞机上又发饭，只好又吃，吃完情绪稳定下来，很快睡了过去。发出很大的鼾声……
睡梦中，梦到插队时睡在草垛里的情形，关不严密的门外是南方湿冷的冬天。草垛里意想不到的暖和，但还是偶然有冷风不屈不挠的钻进来。法航小姐给他盖上薄毯，老高一觉就睡到了法国。
出关时完全听不懂海关官员的问题。只好把普瓦捷大学语言学院的入学注册证明及相关一切文件从箱子里翻出来，箱子也就此再无法完美地合上了。好歹出了关，如何去普瓦捷是个问题，只知道要乘火车，好像叫TGV，于是又向机场工作人员祭起 入学注册证明，机场人员笑着在纸上给他写了 Montparnasse 这个词。凭着这张字条，叫了出租车（碰巧也是一辆奔驰），出租车载着老高穿过大半个巴黎，到了蒙帕纳斯站，没有法郎，只有美金，完全不懂司机在说些什么，最后甩手给了张五十美金的。司机吃惊之余，连声说谢谢，“谢谢”一词老高还是听得懂的，笑着摆摆手“算了算了”。
由于运气好，老高成为没有任何背景的返城知青第一批中的一员。八年没回家了，见到过去常常痛扁自己的母亲时还是掉了泪。看到儿子变得壮实了，好像也懂事多了（判断失误），母亲和五个哥哥也跟着掉下了喜极而泣之泪。
被直接分配进了粮食储备系统。这个在那时候可是铁饭碗，还是电镀的。大概觉得时来运转了，二十四岁的老高有些飘飘然，成天泡在厂里和人下棋，要么就闷在单身宿舍里读书。
“常常连看一天一夜，白天出门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样的日子如风而逝，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间，外面的世界自不必说是风云变幻，老高的个人小天地虽然涛声依旧，但老高也从二十四岁变成了四十五岁，成了名副其实的老高。四十五岁的老高从未结过婚，家中老母把下半辈子的全部精力花在给这个最小的儿子成家上。家人自不必说，亲戚、厂办（真是有人情味的机构）也想尽办法给老高介绍对象。
“见了不知道多少个，数也数不清！”老高不无自豪地说。
“有时候一觉睡醒，把个见面时间也睡过了。好玩。”
由此看来还真不简单，还从没听说贪睡把相亲也睡过去的。
“有几个农村来的，没户口，看到你高——兴死了，就想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小孩，真他妈犯嫌！乖乖。”
TGV 驶进普瓦捷站，老高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剩下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住处了。从用鞋带捆好的一大叠文件中好不容易找出住房证明，只差按上面的地址找到它了。没办法，只好又拜托出租车司机。司机是个微跛的中年汉子，有点贪心地要五十美金（在法国非常少见，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老高这次连连摆手，“Non ！ Non ！”让车子停在银行门前自己待在车里让跛汉进去换了法郎出来，按计价器付了款，只要七十法郎。提着行李站在公寓大楼前，仰脖望了一眼，
“乖乖，真漂亮的楼。”
进楼到前台值班室找到经理，出示住房证明，办理入住手续时又感觉是对牛弹琴，“怎么他不懂中文呢？”老高有点纳闷，最后还是开脱地笑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呀。”
经理为了慎重起见，找来了住在同一幢大楼的语言学院一中一台男生二人组作现场翻译。北京来的十九岁小伙和台北的三十一岁略显古怪的男人也费了半天功夫才习惯了老高的南京腔。交了押金800法郎（不问清楚可不能交），填了表（北京小伙子代填，台北哥哥监督），盖了手印（玩笑，感觉活像杨白劳卖喜儿一样），签了字，领了1015 房间的钥匙上了楼。
“您隔壁也是前几天搬来的中国人。”台北哥哥热心地告诉老高。
“呦，谢谢啊！我们刚来，不晓得的。”
“我住507 ，有事儿您就找我去！”北京小伙儿义气地说。
“呦，谢谢你啊！没你们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一——句也听不懂。”
老高进屋坐下，一张单人床，上面有折好的毛毯和两条洁白的床单，一张书桌，一个衣橱，一张椅子，一张书架，一个废物筒，此外别无他物。房间还设有一个小洗手间、抽水马桶和淋浴都有。
“乖乖，条件真好！”
一小时后又下到楼下，到街对面的超市买了水和面包，在超市里还碰到一个长发高个子小伙子，满脸“世人皆醉我独醒”死气活样的超脱神气。老高想开口招呼，但终究忍住了，“是台湾人或日本人吧，小伙子真秀气。”老高暗想。
回到自己的小屋，老高喝了“宜云”，吃了面包，脱衣睡觉，就像大多数第一天到法国的人一样，无梦的睡眠之幕重重落下……
背景音乐 张震乐 《 爱的初体验 》
普瓦捷校园印象和香肠面
“真他妈吵！谁呀？”我翻个身，用包着被单的毯子把头蒙起来，悻悻地想，转眼间黑暗铺天盖地而来。
隔壁房间显然搬来了新人，可为什么那么大动静呢？好像还不止一人在房间中逗留。大分贝的谈话声透过墙壁瓮声瓮气地传来，就像地狱一般。我躺在被子里自言自语：这叫什么日子啊！
到普瓦捷已经三天了，毕竟对被扔在巴黎的Chelssy 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