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批发，后又搞运输，股票认购证也买过，为此老高也差不多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虽然有时候住二十块钱一晚的旅馆，睡觉时还要抱着皮包以防被窃；虽然常常因为没门路遭人白眼，从菲薄的利润中拿出回扣的份额；但一是好奇，按老高自己的话说就是“好玩”，本来么，连八年下放都“好玩”，还有什么不好玩的；再有乘着一面做生意，一面游山玩水，对老高而言，下海的那几年竟成了人生中内容最丰富的回忆。
小本经营，再加上可能也不太有经营头脑，高氏三兄弟的生意终究没能壮大。如果同付出的艰辛和精力相比，赚的那点钱也算不得什么了。三哥于是联合了二哥办起了老人院，倒是出乎意料的红火；四哥五哥开了餐馆；不管怎么说，这个家族的人生剧本还真是跌宕起伏。老高在这期间从已停薪留职的工厂分到了迟来了十年的房子，两室一厅，虽然格局小里小气但总算有个窝了，四十六岁的老高总算不住工厂宿舍了。老高物质上的要求本就不高。
到了这个年龄，一般人恐怕早就老婆孩子热床头（不是热炕头的年代了）了。可是老高却完全还是一幅单身汉的劲头乐此不疲。老母亲和五个哥哥急也没有用。皇上不急太监急。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出国也越来越容易了。老高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中。
“我这个年龄还能不能出国呢？”
弄不明白。
但这些年不平坦的人生经历让老高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去尝试——不试怎么知道会不行。于是老高开始给法国几所公立大学写信。当然用中文，然后跑到南京大学外语系女生宿舍找人译成法文。
“为什么专找女生呢？”我不解地问。
“小姑娘有趣得很，和她们谈得来。”
言之有理。
一般译一封信要五十元人民币。和法国大学如此这般地通了一年的信。这种复杂冗长的操作过程老高是如何完成的无法想像。像我这种周围的亲戚朋友中几乎一半和法国打交道的，办理留学签证时还常常四顾茫然，相比之下，看来老高的体内还真是蕴藏着某些巨大的能量和耐性。
九九年底，老高接到普瓦捷大学语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相关一切合法手续（那时签证法国还不需要语言学时证明）；上海领事馆大概也被老高的精神所感动，顺利放行。从领事馆出来，半年前连护照什么样都不太清楚的老高真有点不相信这一切的真实性。
接下来是筹钱。几年下海攒的钱本就不多，为了买房子还用了一部分，剩下的加上买断工龄所得，也还不够的样子。“穷家富路”嘛。老母亲这下又着急了，毕竟是疼小儿子。对其他五兄弟说：“我老了，留下棺材本就行了，老六出国的钱你们一定得出。”
五兄弟均已成家，兄弟一心，但兄嫂终究没到亲如一家的地步。免不了推三推四。但最终五兄弟都出了自己的份（看来高氏五兄弟都不惧内）。换了五万法郎，带在身上怕不安全，做成汇票一张汇向法国。但问题还是出在了汇票上，这又是后话了。
为了出国特意买了一只特大号的皮箱。但如何把它装满又费了好一番功夫。老高是一个铁定想不到往箱子里面塞十包干泡面和压缩木耳的人，甚至连吃饭的筷子也没带上一双。还是二嫂比较体贴，给老高买了几件“三枪”内衣，几双袜子。老高上飞机时身穿唯一的一条黑色西裤，足登一双花花绿绿的旅游鞋，一件青不青兰不兰的双排扣西装，外罩粗呢中长大衣。除这身行头之外再无第二套可换衣物。
“我们完全想不到的！乖乖，想不到！”
老高穿着棉毛裤，坐在床上，隔着不知名的书本文件堆积如山的书桌和我讲这些事情。浴室里那条唯一的黑色西裤正挂在衣架上往下滴水，“洗了之后才晓得没得可换。”我抱着准备煮意大利面的全套用具，笑眯眯地听老高说完，发问道：
“晚饭怎么办，我给你也煮一份吧。”
“不用不用，饿一顿关系不大，不劳您费心。”老高连连摆手。
手非常之大，而且厚实。
“老高，直接叫我名字好了，什么‘您’哪，太见外了。”
“好好。”老高确认。
“老高再见。”
“再见，好好，再见啊。”老高穿着棉毛裤把我送到门口。
我甩了一下头发，走到电梯钱用手肘揿下电钮，楼层的显示灯于是以相当不慢的速度向上格格攀升。我的脸上还留着淡淡的笑意，和 老高每次谈话之后总会这样——世界变得简单，人生变得充满乐趣。
电梯停在10楼，们“倏”的一声打开，我半低着头往里闯，险些和一个人撞上。两个人几乎同时“啊”了一声，然后退后半步。
站在电梯里的是一个个头小小的东方女孩，从脸上的化妆明显看出是日本人。眼睛大大的。少女的印象，成人的眼神。
“对不起。”我微笑着用法语说。
她望了我一眼，然后笑笑，走出电梯。
我随后迈进电梯，这次用鞋尖按下1层。电梯门 合上时，我轻吁一口气，然后打量在电梯镜中映出得自己：清爽的发型、阿迪达斯运动衫，抱着煮意大利面的炊具。镜中人向我挤一下眼睛，我也回敬以同样的表情。
背景音乐 格子队 ？ True love ？
姊姊妹妹
学好一门外语，关键是要多听多讲，多和这个国家的人交朋友。
这个道理恐怕谁都明白，但做到却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刚到国外几个星期的人来说。
于是，美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瑞典人和瑞典人在一起；日本人和日本人在一起（这个尤其严重）；墨西哥人和墨西哥人在一起更是肆无忌惮且不分场合地讲大分贝的西班牙语（活像母狗叫春一样），有时真地很烦人，尤其是在法语不懂、西班牙语也不通的时候；
中国人呢？
分类就更细腻了：首先是本地区讲同一种方言的理所当然地团结在一起（北京人、上海人除外）；然后是被同一中介办理出国的，相互间也产生出类似战友的复杂情结；再有就是清高的，独来独往、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类人不去刻意的接近某一个圈子，某一个圈子也并不宽容地接纳这类人，责任其实是相互的，但谁也不会去花时间深究这个无聊的课题，这种细分是在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瞬间内完成且坚不可摧。
我在普瓦捷最初的一个月，比较趋近于那最后一种。
也不是没想过打一通电话，约埃米莉到中心广场的露天咖啡座晒晒太阳喝喝果汁什么的。但现在回想起那时心灵上的疲惫，真的是连打这通电话的力气仿佛也挤不出来似的。想到由于语言上的障碍造成的沟通上的步履维艰，那种让人神伤的失望就会一下子涌遍我的全身，从而带动情绪上的进一步疲惫。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结识了一对来自台湾的姊妹。
姐姐美芳大我两岁，读语言DEA （博士预备班），因为本身也是淡江大学毕业的，所以准备毕业后回台湾到淡江大学教法文。妹妹秀芳小我三岁，和我同班（自然是比较可爱的那一个），以前读什么的不记得了，总之无非是短大什么“国际关系”或家政人文一类可有可无的学科。也难怪，人长得可爱，会撒娇使小性儿，家里和学校的男生都宠着，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女孩多半会这样。
总之，两个都是性格好得不得了的女孩。说话不紧不慢，从不会打断别人发言的类型——当然也有例外，在我胡说八道超出她们能接受的限度时，也会红着脸涩涩地望着我说：“孔雀小明，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也明白这种类似娴熟的矜持多半是女孩的某种修行。修行也好，与生俱来的美德也好，起码和她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悠哉悠哉的日子。
但凡只要不提及“光复台湾”四个字，大部分在海外的中国人和台湾人相处得还是相当的融洽。这对来自台湾南投的姊妹和语言学院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但基本只属于，“哈罗！小齐，近来怎样？有没有翘课……”这样的交往程度。
至于某一个晴朗的午后，毫无征兆的按她们公寓的门铃，
“喂，是我，到你家喝杯茶。”
或电话里通知“刚刚买了菜，待会儿到你家烧饭吃……”的这种程度的待遇，放眼望去普瓦捷只有我一人而已。
交往到这种程度，对于双方来讲恐怕都是一种身在异国他乡的幸福：三个人围坐在午后的餐桌前，啜着芦春茶，吃几片黄油蛋糕，拣些发生在身边的话题来谈，什么哪个国家的小伙帅、哪个国家的女孩开放、那个教授伯伯有型之类的；
男生有时掏出香烟，被“啪”的一声打掉，“不要抽嘛，好臭！”这样的一幅仿佛在哪里都有，却在哪里都寻不到的生活画卷一样的我和来自南投的两姊妹美芳、秀芳的故事。
完全没有类似于两性冲动的交往故事。
甚至和其中一个单独度过一个春日和煦的下午也一样。
对这个我清楚得很。
背景音乐 黄树骏 恋爱症候群
浅谈性欲
很多男性朋友都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对于某一类型的女孩会产生汹涌澎湃的性欲。
此话不假。
说这话之人被认为坦言直白或是下三滥都不是问题的中心所在。问题的中心不是说这话之人的品行和性道德观如何如何，而是这话在现实中的存在性。
就机率来讲，遇到可以“让人产生汹涌澎湃的性欲”的女孩还是相当罕见。有些男人说对于所有的女人都是一种态度，就是大开杀戒，毫无丝毫感情因素在内。
我个人认为说这话之人未免对自己的心声不尽不实……的确不能排除现实中此君的存在，但如果说他对女人产生性欲的前提是完全属于官能上的就太过于抹杀人类对于所谓文明积累的功绩了。
我们暂且把性欲分为“主流性欲”和“非主流性欲”。
主流性欲是基于人类社会有爱情存在的前提；而非主流性欲部分从属于主流性欲却在某些边缘领域欣欣向荣。诸如“突然产生的汹涌澎湃的性欲”就是其中一个分支。
抛开主流性欲不谈，因为谈得太多了。
关于非 主流性欲起源于男女交往过程中某些微小的细节。比如说女孩的脸型发型口红颜色眼影颜色肌肤的气味皮肤的细腻程度紧身毛衣下的乳房形状小腿的纤细程度说话时的语气语素声调高低望着你的眼神帮你拿掉落在肩头的头发的手势在路上被人从后面突然叫住时回头的惊慌程度甚至她房间的大小颜色明星的宣传海报床下拖鞋的样式和质地床单的折痕书桌上的铅笔的排列方式……等等等等，事无巨细之中哪怕多么深邃多么微弱多么淡漠的一丝性欲之光也可以让你在千分之一秒内完成自身的某种转化，这种转化，就是所谓“汹涌澎湃的性欲”；这种转化，大可诱导你把她按在床上大干一番以泄心头之恨；
和相对于你为之产生汹涌澎湃的性欲的女孩来说，你的这种几乎弥漫在空气中的汹涌澎湃的性欲粒子作用于她身上是否有效，也取决于她之于你身的那种自身的转化，也就是你的脸型发型体型喉结的形状眉毛的形状牛仔裤的颜色款式球鞋的干净程度付帐时掏出钱包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