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而写，内容有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等20项儒家德目，强调应以“忠孝为本”，“仁义为先”来进行教育，向儿童灌输尊皇爱国思想。它否定了维新以来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为其后的国民道德教育定了基调。
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成立和加强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形成，但由于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在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天皇制统治下，必然要求教育为它服务，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1886年（明治19）颁布了《学校令》，废除以前的自由化《教育令》，加强政府对学校的控制。1890年（明治23）进一步发布《教育语》，规定了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个《教育语》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字撰写，文成后由天皇批准，以形式公布。其内容首先明确基于天皇制的君臣关系是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的渊源实在于此。其次是列举14项儒学德目，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最后是下结论：这种教育观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明治中期（1885—1894）是国家主义教育成立时期。国家主义教育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文部大臣森有礼在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1886年的《学校令》所建立起来的是以小学为基础的双轨制学校体系：
寻常中学—〉高等中学——〉帝国大学
寻常小学——〉高等小学＜
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
学校令把学术研究和教育分开。帝国大学是学术研究机关，中小学是一般教育机关，是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的地方。
明治后期（1895—1912）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侵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如整顿学校体制，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加强国家对教科书和教师的控制等。
三、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发展
大正时代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代，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发其战争财。为了适应侵略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明治时代建立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进一步发展前代确立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大主政府双管齐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学校教育方面，政府重视小学基础教育，采取有力措施发展中小学。大正初期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左右。大学除官立的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京城、九州6所帝国大学外，准许开办私立大学。当淄时著名的私立大学有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等。大学数量从1918年的5所增至1929年的46所。此外师范学校、各种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均有很大发展。
社会教育方面。随着近代交通、通讯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社会教育在大正时代也相应得到发展。当时报纸除《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坂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四大报外，各都、道、府、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报纸。杂志有《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性杂志。图书馆有东京帝国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等。博物馆有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20世纪初世界无线点广播事业迅速发展，日本也于1925年（大正14年）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广播事业，不久全国形成一个广播网，大大推动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节 宗 教
—、神道
明治维新当初也称为“王政复古”或“王政维新”，实现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派的国学。所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有其两面性，即革新和保守。明治政府一面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实行“文明开化”，一面复活古代神道实行“神武复古”，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明治初年复古神道派的皇道思想为主，文明开化思想为从，皇道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从而使神道成为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国家左右神道的一切活动。明治政府刚成立的1868年1月17日设立神抵事务科，推行祭政一致运动。接着又恢复古代的神祗官＇注24＇。同年6月明治为征讨德川氏而行幸大坂时，在南殿祭军神。11月把武藏国大宫的冰川社定为武强国镇守。亲临举行祭政维一大典。1869年（明治2年）8月行幸神抵官，举办亲祭。同时还创建了许多神社。天皇这些尊奉神道的运动，大大提高了神道的威望。
新政府为了保持神道的纯粹性，实行“神佛分离”政策，将佛教的僧侣从神社排除出去，最后造成“废佛毁释”的局面。另一方面，新政府还设置宣教使、诸陵寮、皇灵殿三个机构，进一步使神道国教化。
然而，1871年（明治4年）神抵官改为神祗省，接着又废神祗省，设置教部省。这表明政府采取了政教分离政策，神道国教制度开始崩溃，走向自由信教的时代。1872年（明治5年）发布所谓三条较宪＇注25＇，神道开始向皇道蜕变。这时政府的教化事业以皇道精神为根本，以东京大教院（地方是中小教院）培养出来的教导员为中心进行教化运动。加之佛教与基督教开始抬头，许多民权主义者叫嚷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在这种形势下，神道内部产生了新兴的神道诸派，即教派神道。它们主张自由传教，摆脱政府的统制。接着六大教派神道从神社神道独立出来。它们是神道神宫派、神道大社派、神道扶桑派、神道实行派、神道大成派、神道神习派。其后神理教（明治27年）、金光教（明治33年）、天理教（明治41年）也分别独立。明治初年的唯神道主义彻底瓦解。
明治时代的神道，当初并非只是一种宗教思想，还是推翻旧社会的一种革新理论。因而明治初期神道已经超出一种宗教形态，而且对其他宗教进行镇压了。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欧美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思想传入日本，复古和文明开化之间发生巨大冲突。结果由于政府的干预，神道逐渐退居幕后，但其思想仍在民间在野人士中继续发展，和明治30年代抬头的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结合起来。至大正时代，这种结合更为密切。
二、基督教
标榜“百事一新”的明治新政府，唯对基督教仍墨守旧制，在布告中把基督教当作“切支丹（天主教）邪宗门”加以禁止。各国公使对次大为愤怒，提出抗议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就是侮辱信奉该教的各国，要求解禁。政府虽然作了解说，仍拒绝解禁。恰巧这时发生了长崎的浦上教徒事件＇注26＇，各国又提出抗议。1871年（明治4年）岩仓团在欧美因日本禁止基督教而遭到责难。在美国考察的森有礼也致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论述信教自由。加之国内宗教界要求信教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明治政府便于1873。年（明治6年）2月以太政官第68号布告撤销禁令，停止260年以来对基督教的镇压，但仍只是默许信教。此后，基督教发展很快，各种新教教会纷纷成立。1878年（明治11年）在东京新荣教会召开第一届日本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亲睦会，盛况空前。至1886年（明治19年），全国有教会193所，信徒1．3万人。此时基督教文化也得到发展，教会开设各种学校和医院，还翻译了“新旧约圣经”（1887）和“新撰赞美歌”（1890）。
1885年前后，儒教成为国家伦理思想的支柱，欧美思想遭到排斥。因而基督教也受到汉学思想、国粹思想以及靠拢这些思想的佛教的反击，势力逐渐衰落。尤其甲午战争后，朝野一致鼓吹排外，基督教更加衰微。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不能避免日本化和国家主义化的倾向，试图独立传教，由日本人经营教会。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承认基督教。1894年（明治27年）日本基督教会第九次大会召开，日本教会从美国传道会独立出来，拒绝经济援助。同时教会内部也出现国粹论，产生了田村直臣的《日
本新娘》事件＇注27＇。甲午战争时东京基督教各派组织“同志会”，进行慰问伤员，鼓励军队，祈祷战胜等活动，甚至把侵略战争当作正义战争。还随军到台湾，向海外传教。接着又开始了中国东北及北方的传教活动。至明治末年，基督教已经和神道、佛教一同成为宗教 界的三大支柱了。1909年（明治42年）日本基督教会成立50年庆祝大会上宣布信徒约7．5万人，基督教学校的教员和学生约9万人。＇注28＇大正时代基督教又成立世界日理学校大会（1920年）和基督教联盟（1923年），内部大团结，一致抵抗来自军国主义的压迫。
基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文化上都有深远的影响。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基督教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关系。白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一面来自基督教，一面来自法国民权论。前者从博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后者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三、佛 教
幕末就已奄奄一息的佛教，至明治维新时期更加衰微，几乎到了废绝的地步；如前所述，政府尊奉神道，实行了神佛分离的宗教政策；让神社的佛僧还俗，不许公卿子弟为僧，废除宫中的各种佛事法要。接着又从神佛分离发展到全国性的废佛毁释运动，寺院、佛像、经卷遭到严重破坏。萨摩藩的废佛毁释运动最为彻底；僧侣一律还俗（年轻的当兵，年老的当教员），寺禄充作军资，梵钟熔为兵器，佛教一扫而光。
一些佛教徒开始觉醒，对僧徒的堕落感到“不堪惭耻”；决心一洗旧弊。被誉为“八宗泰斗”的福田行诫（1806—1885）著《释门新规三策》，主张佛教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废佛，基督教乘机发展。1869年（明治2）佛教组成“诸宗同德会盟”，宣布“为皇国不借生命”，“为防御邪教一同期死”，想借压制基督教之机复兴佛教。明治3至4年，排佛风潮显著缓和，政府为了欺蒙国民而利用佛教。1872年（明治5）设置教部省，实施祭政分离政策，并进一步在教部省内设立立大教院（地方设中小教院），任命全国神官和僧侣担任教导员，以
“三条教宪”向全国人民说教。但因神佛混淆和信教自由的舆论高涨，1875年（明治8年）政府废除神佛各宗合并的大教院，决定今后可以各自传教。
随着日本和西欧文化频繁接触，佛教也迎来了革新时代。僧侣接踵赴欧美及印度、锡兰视察或留学，给日本佛教带来新鲜的空气。1889年（明治22年）制定的帝国宪法第28条，规定了信教自由，实现了这部分佛教徒的愿望。
明治中期国家主义抬头，佛教对基督教展开一个新的护法运动，即“破邪显正”运动。换言之，就是排斥基督教，繁荣佛教正法。护法运动的主将是井上圆了（1859—1919）和村上专精（185l…1927）。井上著有《真理金针》和《佛教活论》，村上著有《佛教统一论》。由于佛教与国家合作，至明治20年代迎来了复兴的机会。日本佛教学在西欧佛教研究的影响下，展开了新的佛教研究，树立了新的佛教学，制定了适应新社会的宗教制度。日俄战争以后，加强了佛教的社会活动。并积极开始向海外（台湾、库页岛、朝鲜）�